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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文：陈夏红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0月

　　张朋园先生在华文史学圈，因为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精湛研究，大小也算是一户人家。但因为两岸学术界之间的隔阂，张朋园及其著作在大陆地区往往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坊间只有岳麓书社出版过《湖南现代化运动的早期进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这本第一次在大陆地区面世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四卷本“张朋园合集”系列之一。

　　民国十年，乱相丛生，革命、立宪、共和、复辟诸多势力，或合纵连横，或孤注一掷，诚可谓众神喧哗、群魔乱舞。而梁启超先生，却又是这种种乱相之中，在较长时期之内一直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因之。要在此丛生乱相之中观察梁启超，没有快刀斩乱麻、四两拨千斤的能耐，是无法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画面的。

　　张朋园的这本《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论述的展开，从横向上来说，将梁启超在民国时期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这七年梁启超主要的精力在于从政，施展其“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政治抱负，先后掌民初各任内阁中财政、司法乃至外交等职，出将入相，也算是省部级高干了。而第二个阶段的展开，则是民国七年之后至民国十八年梁启超逝世，梁氏政治失势，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躬身从教育、文化等百年大计上做文章，喜也罢忧也罢，也就这么热热闹闹一生。从内容上看来，该书前四章大致都可归入第一阶段，剩下的章节归入第二个阶段。按说张朋园的这个两分法是比较科学的，而如此两分则使得梁启超在民国时期的经历有若泾渭之分。

　　张朋园的独到之处，不光在于其从时间上两分梁启超，更为关键的是其以梁启超为坐标点，对于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做了三国演义式的划分，这正是作者在绪论中提及的“三元角逐权力”。究竟是哪三元呢？不外乎立宪派（进步党）、革命派（国民党）以及旧官僚（军权）。在这种三国演义里，梁启超有如诸葛孔明，而张朋园亦如罗贯中了。梁启超贡献心力于进步党，不知道是梁启超耽搁了进步党还是进步党拖累了梁启超，反正梁启超和进步党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民国政坛上也和邓公小平一样是三起三落，到最后就像扶不起的刘阿斗，松坡病故、卓如守制，一时间树倒猢狲散，折腾到最后进步党居然连块革命根据地都没有，在习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民国政治中，梁启超等求偏安西蜀亦不得也。张朋园的分析、论述均将梁启超置于这三大力量的制衡博弈之中，如此一来民初乱相，反而清晰划一了。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首次出版于1978年。这是今天读者阅读该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轻易以今日之史料、史观，臧否前人著作，恐怕一不小心就掉入全盘否定的泥淖了。萧公权先生在序言中，对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的优点列举了两个：作者不仅完整引用梁氏言论，亦着力分析相关言论的历史背景及来龙去脉；“征实持平，既无顾忌，也无偏袒”。这本书是萧公权先生在阅读了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并赐序之后，给作者的一个建议，“将梁氏壬子年之后的言行，作同样精密系统的述论”。事实上，萧公权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就对作者的史才史识评价颇高，萧公权认为梁启超逝世三十多年后，虽然有些论述梁氏事功的文字，但大都失之简略，而国外的著作又隔靴挠痒，大放厥词，只有张朋园先生的著作“第一次把任公1894年到1911年间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贡献。”

　　近年来，梁启超方成为大陆学界的香饽饽，相关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泥沙俱下，甚至逐渐形成“梁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在梁启超的研究中，起了基础性的奠基作用，成为该领域研究绕不开的一个文献，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梁学”千里之行，实始于张朋园的两部评传的肩上。生前荣光、身后荣耀，梁启超地下有知，会引张君朋园为知己的。

文：陈夏红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张朋园先生生于1926年，是台湾地区著名史学家，专治中国近代史，著述颇丰，如《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等民国政治》等，都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难得的佳作。对于这两本书，笔者曾分别撰文评论之，大陆地区亦有新版本，兹不赘述。而笔下这些文字，将尽可能通过其为学过程中的部分资料，来复原张朋园其人。
　　
　　萧公权两度作序

　　萧公权是民国以来中国人中真正驰名世界的大学者，著作不可谓不等身。但是，萧公权给别人著作写的序言却非常少，在其《寂园文录》中，只收录了六篇序言。但是，读者诸君请注意，这六篇序言中，其中两篇都是写给张朋园的：其中一篇是《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另一篇是《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序，两篇文章相隔十三年。相隔十三年而念念不忘，一方面自是萧公权提携后进的高风亮节，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张朋园的史学造诣。

　　萧公权写于1964年的序言中，对于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第一次把任公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做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也就是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萧公权“要建议张先生：希望他续写一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把任公壬子年以后的行谊做同样系统的精密的检讨。”十三年后的1978年，萧公权再次执笔为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作序，认为“这本书优点颇多”，“誉为良史，当无愧色”。
　　
　　向张君劢请教立宪派

　　1966年6月，时在美国的张朋园在张君劢先生加州伯克莱的寓所，拜访了张君劢。1949年张君劢移居澳门，并随后在印度、香港等地讲学并从事政治活动，并于1951年4月赴美国定居。张朋园回忆，“学历史的人看到一个创造历史的人，感受很深”。

　　在这次会晤中，张君劢告诉张朋园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张謇与梁启超并不似外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同属立宪派而志同道合。事实恰恰相反，张君劢指出，张謇和梁启超观念上差别很大，从政闻社的成立上即不难发现这一点：梁启超派遣徐佛苏到上海拜访张謇，希望能够得到张謇的帮助，但是徐佛苏在上海开会邀请各方赞助时，张謇允诺出席但始终没有出现。张君劢还告诉张朋园，民国初年张謇和梁启超均担任内阁总长，但观念差别仍然较大。张朋园先生认为，“这些事，若非君劢先生告诉我，吾人实无从得知”，获此信息之后，张朋园曾试图通过张謇日记获得求证，但是因为“文意晦涩，不易揣摩，得不到直接的证据”。于是，张朋园对此信息的处理则是束之高阁，留存待考，并未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著作中展开论述立宪派内部的关系。
　　
　　“台湾史学界有了相当自由”

　　在1981年台湾地区召开的第二届民国史研究座谈会上，张朋园先生曾指出，尽管当时台湾史学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张朋园表示：“我敢说，在十年或十五年前，如果我们要开一个讨论会，甚至我们可能不得其法。即使开了会，会中也可能只听到一面之词，很多有意见的人可能不敢表露。但今天的情况，你不能否认它没有自由，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我们都可以充分表露将来要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愿望。”

　　如果对台湾地区当时的历史情境没有了解的话，理解上述表态会非常艰难。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回归序”中，张朋园曾交代过，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担任研究员期间，一共写了五本专著，其中四本作为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已出版，但《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却没有被接纳。“原因是近代史所的前期处于威权时代，白色恐怖使知识分子自我检查，自我设限。回想我的第一本专刊《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稿本完成时，所长郭廷以先生便有所迟疑，想要改动原定的书名，但郭所长是位有担当的学术领导者，最后决定不予更改。《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原是萧公权先生所定的书名，四平八稳，但那时当家的王聿均所长将稿本搁置了三年之久，才说：‘我担当不起，我不能出版它。’这就是它成了孤儿流浪在外的由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于1978年才由食货出版社出版，并于次年成为台湾地区十五大畅销书之一。
　　
　　史料开放应该分两步走

　　同样在1981年台湾地区召开的第二届民国史研究座谈会上，张朋园在发言中还对于史料开放问题发表了具体意见。这一点对于大陆地区学界恐怕也很有参考意义。

　　当时座谈会上大多数人都提议要开放史料，但是对于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究竟如何开放史料，则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张朋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可行性非常强的两点建议：

　　其一，史料保管机关改变态度，告别传统的上边允许开放什么就开放什么的思维惯性，而是主动发挥史料保管机关的专业优势，对于什么史料该开放、什么史料不该开放做出结论，并积极向上级主管机构陈情述说，变传统的“等靠要”开放史料为积极主动的实际行动，为学界争取开放更多的史料。

　　其二，立法委员应该留意史料开放问题，并积极通过立法行动，颁布制定档案开放的法律和原则，用法制手段保证史料的开放工作能够持续并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且张朋园还认为，后者才是更为彻底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