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朕 出处:唐山教育学院学报 1984
近年来,短篇小说越写越长,动辄三五千字,乃至万言。虽不乏优秀之作,但往往开卷生畏,常为短篇小说的命运担忧。最近读了老作家孙芸夫(即孙犁)的系列短篇小说——《芸斋小说》,仿佛从湍急的一泓清泉中采撷到一抔晶莹的浪花,使人一新耳目,不禁为之击节喝彩。
《芸斋小说》是由各自独立成章的系列短篇小说组成。篇幅均不长,最长的《女相士》三千多字,最短的《鸡缸》才千余字。把小说写得短小、精粹,本来就很不易,更何况在这玲珑剔透的艺术作品中,反映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呢!
《芸斋小说》的内容都取材于十年动乱的生活。它所描写的全是作者在“牛棚”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和事,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从几个侧面反映了那个人妖颠倒,鬼魊横行的时代面貌。《言戒》里的“我”何以因一句冲口而出的“你也写吧”,而酿成祸端呢?如在平常,即使那个“传达”对此狐疑、不满,也能消除于无形。但在那“史无前例”的时期,那个“传达”不仅能够使他的嫉妒心理得以发作,而且还能扯旗造反,炙手可热,这是文化大革命使然。看来,极左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利用了年轻人的狂热、盲目和无知,也利用了一些人的平均主义思想。他们从小生产的狭隘观点出发,嫉贤妒能,把社会的不同分工和不同待遇视为洪水猛兽,时刻寻衅报复,以求一逞。毛泽东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然而在十年内乱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却得到恶性膨胀。实质上他们所向往的“绝对平均”,只不过是趁机捞一把而已。不是么,那个“传达”平时“穿一身灰布旧棉衣”,而一造反就“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皮大衣”,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满足了嗜利欲望;同时过去的错误也一笔勾销,重新入党,还一跃当上了“主任”,真是“造反有利”。对这个卑鄙龌龊的灵魂,作者只运用简洁的描写手法,就勾勒得绘形绘色,栩栩传神,可谓匠心独运,别具风采。
高尔基曾把文学称作“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我们透过这篇小说,不仅看到了沉渣的泛起,而且看到了那个时代更深更广的生活内容,触摸到“生活和情绪的历史”的脉搏,在读者心目中收到了小中见大,一目传神的艺术效果。
《芸斋小说》结合着短小的特点,在描写人物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画龙点睛似的,抓住人物独特的外表、行动和个性,并通过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主要特点,寥寥数笔就使之跃然纸上。譬如,同属于在内乱中沉渣泛起的两个“传达”钱某某(《鸡缸》)和“他”(《言戒》)都有专横霸道、冷酷无情,趁火打劫的特点,但由于他们各自的历史背景不同,性格也迥然有异。那个钱某某在蛰伏期间,“不好说话,对人很谦恭”,而造反后,“态度大变,常常对着我们的台阶,大吐其痰。”(这个细节就可见其灵魂的鄙陋了。)在干校他监督“牛鬼蛇神”劳动,颇有不可一世之举。可是,色厉内荏的家伙毕竟腰杆不硬。当一个“棚友”直面地揭出他的老底时,这个隐瞒身份、混入机关的古董商,却变得脸色惨白,立刻一转身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作者着墨不多,就把古董商的“这个”写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言戒》中的“他”与魏某某不同,他很像白衣秀士王伦,心地狭小、嫉贤妒能。小说描写他华衮其身的报复是很生动的:
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
面对着衣着狼狈不堪的“我”,他那一“盯”、一“笑”的细节描写,含蕴着揶揄和嘲笑,也是对“你也写吧”的报复。继之而来的斧钺于身,百般凌辱,都是这一“盯”、一“笑”的逐步升级,作者借助于细节和对比的描写,着力表现人物的神态举止和心理活动,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对于“女相士”杨秀玉和“高跷能手”李增的描写也是如此。前者是乐天派,面对“红”色恐怖而不丧失生活的信念,相信不久就有转机;后者却是个悲剧人物,病危时说起他过去为敌酋献艺情景,眼里还放射出“热情、得意和自负”的光芒,“充满着荣誉之感”。他的人生悲剧,不在于受到极左思潮的迫害,而在于他对献艺敌酋的可耻行为至死不悟。对上述两个人物,作者从他们的言谈、表情来洞幽发微,捕捉到个性特征,使之风韵独存,妙笔生辉。
这几篇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它们不是假托一个“我”,来记述旁观者的见闻,而是在叙述故事时,把“我”摆进去,成为小说里不可缺少的人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抒情注。篇末的“芸斋主人曰”,是借鉴了《聊斋志异》的表现手法,以第三人称形式,或直抒胸臆,或评点人物、事件,均挥洒自如,精当深刻,对揭示小说的思想意义,颇得画龙点睛之妙。小说将这两种人称形式并用,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不仅提高了这组小说的认识价值,而且也使其艺术审美价值更为深刻。
——写于1983年12月7日(发表于《唐山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