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佳莉 出处：《文学评论》 2007年第5期
“何谓‘小说’?何谓‘小说学’?”何永康主编《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充实而光辉地显现了自己的小说观、小说学观。我们从中看到中国小说的开放，也体察到这本小说学本身的开放。这是两个丰富而深刻的“开放”。
交融：惊涛深流
这本小说学，是“沧桑的二十世纪”、“中西比较”两大情境中的中国小说学，大气而开
阔、深细而入微地描画中国小说与时代、与西方交汇融合的复杂景观。第一章“百年沧桑”和第二章“小说观”，从外部现实和内在观念两大领域对“交融”作宏观、全程式的勾勒。第三章“叙事观”和第五章“现代主义形态”实录了中西双方在交融中你取予夺、你来我往的一招一式。第四章“政治美学形态”探到全书精神的最底层，由“政治美学”的眼睛展示中西小说在感性、情性的美学深流中的深切融合。
交汇：惊涛裂岸 西潮异质的惊涛在交汇中“外启”式地给中国小说和小说学带来诸多智慧和灵感。20世纪初的劲潮劈入，奠立了中国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实力的主要标志；民族解放的历程中，西方、苏俄的有关理论、创作以及理论框架，在创作方法与技巧层面“催化”、“启发”着中国小说与小说学；西方现代派之潮在80年代又给中国小说带来许多“新变”，尽管其中伴随着许多误读、无根移植与表层翻版。
“外启”式的、技巧形式层面的交汇有待“渗化”为内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对话，以免割断民族亲缘而沦为气血不良的试验技法；“误读”的伤害更需要疗治。因此在“中西比较”中研究小说，《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对等化、实体化、精神化的研究前提与研究指归格外珍贵。对等：即让中西双方真正平等的对视，避免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粗暴改造和误读。如第二章在讨论小说观念前首先反思以“fiction”、“novel”等“小说”概念过滤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历史事实，纠正以西方观念为“标准”的不对等。实体：即研究供比较的双方“本身”。本书不仅对小说本体，而且对小说研究的参照物，如历史、政治、诗歌等同样做了切实研究。精神化：即研究供比较双方的精神现象关联，指向双方共有的心灵。有此三端，才能观照到小说在中西交汇中与异质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浅入深的真正融合。
融合：静水流深 中西比较研究不能是“两张粘不到一块儿的皮”，对等的、实体的、精神的交融不会使比较研究“油是油，水是水”。就这方面，全书有三处深邃而别致的亮点——小说与历史：本是同根；小说与政治：美是目的；小说与叙事诗：异形同构。她们迸射出本书独特的、深刻而笃实、灵动情动而浑全浑厚的比较研究光芒。
首先，在化“冲突”为“兼容”中把根扎深。“实录”的史传叙事瞧不起传统小说的“妄说邪说”；“虚构”的现代小说瞧不起“表面真实”的史传或史传式小说。政治在决策层面、文化层面或单刀直入地霸占小说，或对小说进行或隐或显的支配；小说也试图“远离政治”。中国古典诗歌与古代小说似乎也是你走完一段我走下一段，永远无法同行。其实，这些冲突在深远处有着共同的基点。本书在兼容的眼光中找到了这些基点：史传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基点是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世俗生活的实情实景。政治与小说的基点是人类生活的感性、情性领域，核心是个人具有欲望的感性生存。叙事诗与中国小说的基点是诗人式的创作冲动、诗意感觉和诗意结构。
其次，在微妙的转捩中嵌套式熔铸。小说与历史、政治、诗歌的同根、同构以及共同的目的，使得小说与这些身外的异质拥有共同的圆心。从圆心出发，小说与它们的关系就由毫无向心力的刀戈相向、横冲直撞，转化为离圆心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它们与小说一齐构成了半径或长或短、环环相套的多个圆环。这微妙的转捩避免了横向冲突造成的力的抵消，促成了由圆心出发，环环创生创新，双方共同超越。如关于小说与政治，相对于共同的圆心，即阶级的利益与欲望，政治意识形态援用与小说共有的“升华”、“理想化”技巧，使之在蒙蔽中升华为全人类的利欲，普遍而永恒。换句话说，即政治意识形态就圆心而言成了小说，而套在政治意识形态外环的小说就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如此，小说与政治意识形态就套嵌难分了。这种对小说意识形态功能的发见与重视，能让我们对20世纪初的“政治小说”以及泛政治化时期中国小说的成败得失从根子上理解、接受和反思。此外，我们更能把五四时期鲁迅、郁达夫、茅盾等成功处理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小说杰作与它们作对比，回答当小说遇上政治，小说“是什么，怎么办，好不好”这一重大问题——是否用“活的形象”呈现社会生活；是否从内在真实的情感、想象与现实的深切关系出发；是否是审美的创造；是否以感性现实、感性生存为基本内容等等，都是答题的要点。
自在：我之为我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即20世纪中西交汇中的中国小说和小说学。“自有我在”，不是在中西交汇的大潮中我行我素，而是在世纪沧桑和中、西交融的洗礼中生长、发育、提炼、提升自己。我之为我，在《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中，一如以下诸端。
道与肉身 以“实”构虚，是第三章“叙事观”中为廓清西方“虚构”说的迷离而提出的命题。西方现代派小说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派”小说试验与探索中，渐有一股“虚无”、“空缺”、“淡化”、“零”的主张和倾向。他们视现实历史为“虚伪、表象”的真实，偏爱“精神、心理的真实”和“心中的历史”；他们认为“文本之外，概无他物”，人物、故事的文本化渐渐抛弃了小说叙事的现实基础；他们因“零度的情感”和喜剧的笑谑常常缺乏主体性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哲学上走向虚无；他们觉得“作者死了”……这些主张和倾向自有他们产生和演进的理由，然而针对这股“虚无”潮流中的极端现象，本书认定：小说本体的任何部分必须“实有”。
首先，小说之楼凭现实生活的实事、实情向实而构，即使“以实构虚”之“虚”，也是艺术虚境的“大实”或“大框架的荒诞、小细节的真实”。其次，小说必须缺一不可地实在拥有人物、故事、情节结构等基本文体要素。至于“作者”和“读者”，连读第三章第二节“作者、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以及第五章第三节“接受论：作者死了与读者活了”，我们就能鲜明地感觉到作者与读者真实共在的事实和必要。这些“实有”的主张，是底线性、原则性的，此外小说再也不能放弃更多。只有执此“实有”之核，小说才能开放地承受任何现代“话语蔓延”。对实在肉身的最后持守，也是避免小说“形”散神逝的前提。
野性 小说的魅力经由她的野性而放射。第四章“政治美学形态”集中显现了这种充满魅力的反抗与叛逆，光洁、理性的文字下面暗捺着情感的喷涌以及活力、智慧的迸射。野性的反抗魅力首先在于“动”。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战争、斗争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政治秩序等，由政治美学看来，都是锲入人的情感、精神和日常感觉的框架和模式。它们隐蔽在感觉、精神与情感中不易察觉，因此具有蒙蔽和虚假性；也因为已锲入其中，成为感觉、情感、精神领域的事件，因此具有超稳态而万难破毁，揭露与反抗尤为重要。泛政治化时期许多小说没有揭露和反抗，成为“大”说；20世纪初“政治小说”、“谴责小说”旧瓶装新酒，或只揭露不反抗，因此仍没有打破框架。野性的反抗，就是要撼动、颠覆精神框架本身，在稳态、窒息中“活动”起来。鲁迅小说通过意识畸变与丧失或小节细故的戳穿来颠覆旧意识形态，在痛绝与快意中“撼动”、超越框架；先锋小说通过“内心视点”、“存在边缘”、“卑微视角”的叙述历险“拉动”拆解主流大说的经纬；即使是尚处于反思中的叛逆，也会因灵魂的“颤动”、框架边缘“临界”的矛盾而具有说不尽的张力。90年代至今中国小说在“合作”、“妥协”的苗头中不再“轰动”，也可由“不愿费‘力’”进入反思：小说要从隐沦走向隐耀，必须中有新力——良知、正义、批判、反抗之力。
野性的反抗魅力还在于“变”：使人的精神由虚假变真实、由简单变复杂、由极端变柔和……第四章中涉及了两种“美学”：“升华”美学与“形而放学”。前者无法摆脱美学方法：手段的运用，情性、感性也只是它于其中使用方法、手段的场所与介质。后者看重以欲望为核心的感性、情性浑融的美学精神。前文那些形态、模式、程式、秩序等之所以能在精神领域得以隐藏并长久地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升华美学体系的方法与手段对美学领域的改造：它把个人欲望升华为普遍情感和乌托邦理想，从而激发普遍情感、压抑个人欲望；它用战争、斗争的二元对立处理人的情感，使之简化、激化为爱恨两端，并突出了“恨”；它显隐结合地神化领袖，对人的感觉也不放弃权力统治……随此“改造”而来，“情感”在本章中也有两种：一种是升华、净化、简化、激化后的极端的、假而空的政治情感，且“恨”最常见；另一种是复杂、多变、有真情、有爱欲的“中间化”的人性人情。泛政治化时期许多小说因“安于”政治角色和秩序，在煞有介事的“演戏”中丢失了个人真实而珍贵的情感世界。野性的反抗，就是要改变人情感、精神世界的荒芜与虚假。“新时期”的小说呵护人内心的复杂、真实，捍卫“内心”的安全与独立；傻子、童年视角看到天“真”与情“爱”……这些“变化”了的、多样的看法，显现了人的智慧与成熟。
灵根自植 面对时代风云、中西交融的动荡不定或当下小说困境的迷乱，唯一肯定、清晰的，也是中国小说自始自终实在拥有的，是传统的灵根。植此灵根，小说才能坚持自身的优长。面对“空间时代”的反历史意味，强化历史意识，敬畏历史真实；在现代小说的喜剧倾向之外，还能张扬自家的悲情特色；反对现代主义热衷的反智人物的精神萎靡以及渺小、无奈感，坚持怒飞中的自我超越；面对反讽、戏仿中自我个性的消解，以及对社会事务的极端化愚弄，坚持在自我忏悔与解剖以及听将令中追寻自我价值。植此灵根，中、西对比下中国小说的薄弱处才得以根本性的补给。想象、虚构、情感等在中国诗魂中有着最丰沛的积蕴。植此灵根，小说在消化与传承中，得到传统最宝贵的经验馈赠。这些经验丰富地填充了中国小说的创作资源，且具有实在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为中国人写心，写中国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小说。因而，本书强调，重视“轴心时期”的文化智慧，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小说创作的精神之底。这样，即使吸纳了西洋美，如西方奔放的热情和深挚的生命情调等，都最终以东方情调、中国意韵、古典的宁静单纯与其融合。
开放：收魂摄魄
由此质实而轻灵之“我”，再次统观《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之全书，“我”的世界变大了，中国小说与小说学向更大的天地开放了自己：原有世界的盲点得以更周致的审视，外面世界被深广地统摄。
开放与取舍 “延安”、“十七年”小说以及西方现代派小说常因为“太实”或“太虚”被人们舍弃，而本书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探讨。从民族解放、现实政治的最大事实出发，设身处地重新审视“延安”、“十七年”小说，本书显示了历史理性的洞察力。尊重当时“政治标准第一”的事实，则偶尔“图解”正确政策、突显大众利益并不为过；尊重政治决策失误时特殊的社会事实以及人们的情感事实，则实录农业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小说不能“连坐”。而“十七年”小说纯真、激情、直面的责任等创作精神本身就是一颗璀璨之星。至于延安的许多“战士”小说家的精品力作以及“十七年”的诸多作品中，也有浓郁的人性人情、生活韵味；也有“异端”、有“新悲剧”……“延安”、“十七年”并非单调，她们是一种特殊的丰富与复杂。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反”这“反”那，“死”了“活”了，使之乍看之下成为我们印象中陌生而迷离的一摊碎片。以“肉身之我”观之——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作者等必须完整、实有，则碎片可以整合，模糊中仍有亲切、清晰的“我”的轮廓。用“正”的眼光考察“反”，“反”其实并不那么反，“正”仍是支配者。西方的反英雄们，不管是心理人物、匿名人物还是喜剧人物，他们无论怎样“文本化”、怎样消解自身，始终还是“人物”。“反小说”亦如此，始终还是小说。情节、故事等与话语合一或反讽、戏仿、元小说等企图解构、弃绝现实，但终究离不开现实人生。因此，中国现代主义小说重视现实基础，重视人物、情节、结构等小说基本要素的实存。依靠人物行为、言语、东方情调等鲜明的人的形象和中国形象的轮廓来框住漫漶的心理、情绪；在张显非理性时渗进理性的冲突和支配，或以非理性的外显作为对历史的反思或对现实的观照。
开放与判断 在《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中，大到整章的理论基点，小到顺带的一句，常有许多与似乎定论性的命题相反的判断。“一切叙事皆为纪实”、“看似新潮的东西，也许正是对传统的承继”、“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社会、反传统、反艺术、反生活并不意味着超脱”、“先锋小说的叙事成就并不像某些评论家推崇的那样高”……这些“反”命题，是对“叙事”、“传统”、“现代”、“创新”本质的独到领会，是对原命题精神细腻、精准的体认。它们都由小说、小说学的核心之我出发又都返回其核心，因此毫不意外。另两个判断也是对“我”之核心深刻、灵活的运用：“近代小说虽更为传统更为中国，反而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真正地、第一次把马列学说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用于文艺理论建设的里程碑式的群英之会”，这两个命题突显出本书对“时代精神”的高度重视，以此结合本书对郁达夫“战时小说论”等“不够完善”的中国小说理论先驱之建树的崇高评价、对诞生之初的“急功近利”的小说学的赞扬，以及对现实政治中立、独到、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感觉出：“功利”、“政治”等以往在小说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排挤、忽视的因素在本书中得到开放性的直面，并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小说肯定唱不了主角。它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并在推波助澜的劳作中接受时代洪流的洗礼，不断发育自己、提升自己”，此话出于正研究着小说的小说学，其开放之胸怀、实事求是之态、热血担当之情，令人起敬。
开放与精神 开放的实现，在于精神的开放。本书在实践的首要研究前提下，同时把小说学的几个重要问题：“小说观”问题、“叙事观”问题、“政治美学形态”问题、“现代主义形态”问题、“中国气派”问题都深入到精神领域研究。而“精神”，在本书中不仅仅作为一个较深层的研究介质而存在，“精神深处”的深处，是精神本身的故事。本书有关中西美学中感性欲望抗争的内容，关注的是精神本身，这样的研究更为彻底。把精神放在人间，不被吸入“形而上”，也不被拖入“形而下”，在充满感性欲望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地开放自己，同时也尊重他人同样的感性生存欲望。这样的开放也更为彻底。而以此心写出的小说与小说学，才是真正开放的小说、小说学。
开放的《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让我们着实感到小说的可爱。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