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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了科学发现的属性，诺贝尔奖的遴选程序，影响获奖研究的普遍因素，以及诺贝尔奖对科学自身的作用。书中讲述了科学家克服逆境，最终赢得奖项的故事；

文：陈蓉霞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0月
   
    每年的十月，北欧的一个小国瑞典会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因为诺贝尔奖(不包括和平奖)的胜出者将从这里诞生。随之而来就有了一种病症，叫做诺贝尔奖臆想症，它折磨着那些可能就要得到或自以为就要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们，尤其是在每年的十月。可见通常被大众供奉在神坛上的科学家其实也难免名利的诱惑。那么，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上会发生些什么？手头正好有一本新书《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诺贝尔奖、科学和科学家》，读来饶有趣味。
   
    在科学研究中，有时，解一道难题不一定就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如此说来，科学中似乎有捷径可走，情况或许正是如此。比如克里克，因建立DNA双螺旋模型而与华生共享诺贝尔生理学奖，当初在跨入科研门槛之际，面临的是两个选择：研究遗传物质的分子机制或是大脑的运作机制。两个题目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但在权衡之后，克里克选择了前者，因为就当下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大脑的运作机制中还有太多的黑箱短期难以揭示，而遗传奥秘的攻克显然更有把握，克里克的第一步棋确实走对了。不过功成名就以后，克里克还是难舍对于大脑研究的兴趣，后来他转向神经生理学领域，凭他的聪明才智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思想，但却谈不上成功。
   
    当我们在学校接受教育时，常常会听到老师的这一番忠告：要注意全面收集信息，不要匆忙得出结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卡尔文却习惯于在老师的问题几乎还未出口时就抢先回答，不满的老师如此教训他，“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不等到所有的信息都展示出来就做决定了。”后来，卡尔文如此告诉自己的学生，若是等到所有的数据都得到之后再来回答问题，或许就连计算机都可以做到。真正的技巧却是，你有一半数据，还有一半是错误的，而你不知道哪一半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给出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说，科学家需要一种把零散的事实进行整合的能力，一种敢于跨越鸿沟的想象能力。鲍林发现蛋白质的a螺旋构型，华生和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模型，其实都得益于这种想象能力。构建分子模型离不开X射线衍射数据，但仅从数据本身却难以建立一个恰当的模型，比如DNA的衍射数据曾经误导研究者得出一种三链构造的模型。可见对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来说，有无这种想象能力才是关键。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拥有这种想象能力？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也是本书的一个章名：是什么把你引向科学？兴趣是重要的一环。也许这已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本书提供的不少具体事例依然令读者动心。化学奖得主谢苗诺夫小时爱读化学书，让他困惑的是，钠，这种易燃可锻的金属，还有氯气，这种特别活泼的气体，它们形成的却是餐桌上平凡的食盐，这怎么可能？于是，他在氯气中燃烧了一块钠，使其沉淀物结晶，得到一种白色粉末，撒在面包上，味道果真就是食盐。这就是奇妙的化学世界。
   
    当然，科研人才的脱颖而出还离不开一个合适的环境。英国著名的晶体学家贝尔纳曾说，他的实验室实行的其实是封建主义制度，他的同事花一半时间来耕种老板的地，另一半时间则用于培育自己的土地。尽管贝尔纳本人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同事或手下却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贝尔纳不仅大量提供富有价值的思想火花，而且还给实验室同伴以充分的自主研究空间。
   
    一个好的导师同样重要。与克里克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的华生就严格遵守一条原则，自己的名字决不出现在学生的论文上，除非亲自参加了工作。对此，华生深有感触，他说，人们只有在为自己工作时才能表现得最为出色。可见即便在更为关注个人权利的西方世界，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也非易事，这需要相当的自律。但它却有利于充分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好导师还会苛刻地修改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的首篇论文，并且慷慨公正地为学生做好必要的铺垫工作。
   
    在科研工作中，发表成果或许是最后一个环节，但居然就有后来成为诺贝尔奖的成果当初却被拒绝的情况。比如，穆里斯关于PCR设想的文章就被《自然》拒发，编辑要求作者提供应用PCR的事例，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事例，于是穆里斯只好在别的刊物发表文章。这样的事例本书还举了好几个。它提醒我们，能在世界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当然代表相当过硬的科研实力。但也没必要过分迷信它们。还有就是所谓的论文引用率，如今人们似乎很看重这样的数据。但是，牛顿的万有引力，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还有华生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它们早已成为科学体系的一部分，还用提及原始出处？
   
    还有一个情节值得一提。当初诺贝尔设立这样的遗嘱时，瑞典上下一片哗然，因为这意味着一大笔钱将落入外国人手中，为何肥水要流外田？就连当时的瑞典国王也希望奖金只授予瑞典人。幸好诺贝尔的遗嘱得到了严格的实行。最后反对者发现，原来是他们不爱国。瑞典从这个奖项中得到的益处哪里是财富可以衡量？
   
    最后还有必要强调的是，尽管有幸踏上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梦想，但最初令他们走上科研之路的动力却绝非来自诺贝尔奖的召唤。

文：□江晓原　■刘　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

    □我们中国人谈论诺贝尔奖已经很久很久了。每年新的诺贝尔奖名单公布，中国人就要讨论一阵我们为何至今还得不到诺贝尔奖。郁闷、遗憾、抱怨、愤怒、悲哀……端的是五味杂陈，难以尽述。翻翻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名单，在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中，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当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也有不少前苏联、日本等，甚至还能找到印度、匈牙利、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国。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更可以看到埃及、伊朗、韩国、缅甸、墨西哥、东帝汶、危地马拉、巴勒斯坦、哥斯达黎加等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堂大国，却至今仍与任何诺贝尔奖无缘。在这样的心境下，来读这本由匈牙利学者撰写的《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恐怕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面对诺贝尔奖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影响的奖项，恐怕不仅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是那些发达国家的人，也常会有一些超出常理的态度和反应。在这本《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诺贝尔奖、科学与科学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点。当然，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与我们相比，在态度上也还有一些差异。例如，从我们的媒体每到诺贝尔奖颁奖之际的兴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此奖是多么的期待。这也是国内众多关于诺贝尔奖的书籍会有市场和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相比国内已经翻译出版或由国人撰写的那些关于诺贝尔奖的书籍，这本书有什么特殊之处？我觉得，此书并非很有纯学术指向的研究性著作，而更像是由一个关注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所撰写的感想，再加上资料汇编。当然，作者曾对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访谈，并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以致于在此书中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以往不知道的关于诺贝尔奖的故事和信息。这似乎是我的第一印象。你觉得呢？

    □最初我曾希望这是一本带有浓厚科学社会学色彩的著作，期望书中会揭示许多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内幕及其背后的东西(就像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那样)。然而，实际上这是一本带有普及性质的读物，但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许多与诺贝尔奖有关的事情，因而仍然是一本非常有益的读物。

    不过，我和你认为本书是“感想加资料汇编”的第一印象有所不同。作者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还是做了许多消化、组织的工作，使本书有一个相当合理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还是有相当的学术性。

    另外，本书中没有我最初期望的科学社会学指向，这当然与作者的立场观点有关，作者看来并无意去跟上那些后现代的思想潮流。这样也很好，文化是多样性的，当然也不会让后现代一统天下。况且，作者虽没有科学社会学指向，但本书中所记述的那些事情，有许多却具有科学社会学价值，可以给前者提供有益的启发、线索乃至资料。

    ■我同意你的观点，即认为此书作者还是对大量相关资料做了消化和组织工作。不过我想说的，此书不是一本由专业的对科学进行人文研究的学者有指向的那种专业研究。这样的著作当然也有它的长处，因为对于一般读者，那些专业性更强、背后负载着更多学术理念的书可能接受起来要困难一些。而这种比较朴实的写法，也许会让人更有一种亲切感，但代价是震撼力要稍弱一些。

    不过，对于国内诺贝尔奖问题的研究者们，此书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即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诸多信息和线索。

    说到专业研究，又引出一个问题:就中国来说，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那种在专业研究基础上向公众读物转化的图书。因为诺贝尔奖问题毕竟对社会公众也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这也应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领域。

    那么，你觉得，此书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内容呢？

    □我想特别提出本书中的几个结论。这几个结论其实以前别的西方科学家也曾对中国学者和媒体说过，但本书作者说的更为透彻明白。

    一是历届的诺贝尔奖并不能全面反映科学的进展。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史能够以诺贝尔奖为基础来编写吗？我想不行。”作者甚至提出了“可获奖性”(prize－abi　l　i　ty)这样一个概念——不同领域的成就的“可获奖性”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知道，诺贝尔科学奖并未包括很多非常重要的科学领域，比如宇宙学、天文学、地质学、数学、环境科学、非生物取向的医学、海洋学、地震学、农业遗传学等等。

    二是从历届诺贝尔奖也不足以预见未来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诺贝尔奖的局限性甚至更为严重”。这个结论其实与上面一条有着内在的联系。

    第三，作者明确指出:“从事科学工作的目标直指诺贝尔奖，特别是从科学生涯的早期就这样做，是徒劳的，也达不到目的。”获得诺贝尔奖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可遇不可求的。这个告诫对于多年来一直被“诺贝尔情结”煎熬着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值得我们的科学家们和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者们特别重视。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有“斯德哥尔摩不去也罢”的心态，我们反倒会离诺贝尔奖近些。

    ■其实像这样的道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说过不少次了，但问题在于，就是有人不明白，就是有人执迷不误。

    不过，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处在重要位置上的科技政策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以及围绕着他们或是真心或是违心地吹喇叭抬轿子推波助澜的其他人等，包括某些科研工作者，为什么会执迷不误呢？这背后的原因倒值得分析，只是这样的分析远不是像你我这种对谈的篇幅所能包容得下的。粗略地讲，应该说有些人是真心为国家着急，只是着急的不是地方，这属于认识不清；也会有些人是因为其位置而决定了要政绩，因而想要急于“规划”出诺贝尔奖来。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抛开虚荣的面子，抛开民族主义情绪，抛开非理性的动机，实实在在地把力量用于全面整体地提高科学研究实力，这才应是认真追求的目标。

    诺贝尔奖是一个重要的奖，一个科学大奖，一个有影响的奖，一个让许多人坐立不安的奖，一个带有某种标志性的奖，但无论如何，它也仅仅是一个奖项而已！

2007-12-16 10:50:16   来源:南方都市报   

　　每年这个时候的诺贝尔奖颁奖季，似乎都要引发诺奖情结深厚的中国媒体广泛关注。文学奖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和平奖时冷时热，经济学奖后来居上，比较尴尬的是剩下的三个科学奖。编辑记者们也明白大众从授奖词的一堆专业术语中，已然没有能力获取信息，但版面还是要做，专题还是要写。就像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在家用电脑、出门开汽车、钱包里装一打磁卡，一面口口声声说他们离不开的是技术，一面跟着后现代主义大骂科学。

　　尖端科学研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原本就十分微妙。尽管有“神舟”热、“嫦娥”热带来的科普需求，但科普的形式和载体，老实说现在未必比20年前进步多少。在我看来，老百姓接触到的科普知识，只不过是从“科学养猪”到“艾滋病的防治”之间的变化罢了。况且，“科学”常被用作意识形态术语。但破除迷信并不等于树立了科学，所谓的科学观深入人心也不意味着用科学说事的人真的知道科学是什么。

　　科学价值的评定也许远比不上科学本身严格、精确。但在大众对科学早已丧失鉴别力的时代，诺贝尔奖还是勉为其难地成了检验科学研究价值的一枚权威图章。所以，《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虽是由一位科学工作者讲述的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三个诺贝尔科学奖项背后的故事，但如果仅仅当作向科学家学习的励志书，恐怕就小看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故事的主要背景当然是瑞典。如果没有诺贝尔奖，“隅居北欧一个黑暗角落的小小瑞典，将会失去与世界科学事物所保持的独特接触。”诺贝尔立好遗嘱时，瑞典国王本人都希望他将奖金授予者限定为瑞典人。一百多年间，瑞典从这个奖项中间接获得的各种财富，更反衬了当时瑞典人的鼠目寸光。如今，每年都有大批优秀人才聚集到瑞典，试图将自己的成就介绍给有题名资格的人。

　　虽然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诺奖在全世界范围内也着实风光了一个世纪。不过诺奖却是受到过知名人士的抵制，比如萨特就曾拒受诺奖。在作者的引领下走进斯德哥尔摩，读者不仅不会被光芒灼伤双眼，反而可以看到幕后一些诡谲有趣的地方。

　　诺贝尔的财富主要源自炸药，诺贝尔奖章的背面却颇为反讽地印着这样一句话：“多么仁慈而伟大的人物，人们依靠他的贡献和发现，使得智慧生活更见充实。”

　　“诺贝尔奖没打算挑选出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智慧，他希望挑选出的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人。”但诺奖会不会给人类尤其是获奖者带来“贡献”却又另说。1954年生理学医学奖得主罗宾斯获奖前是一位儿科医师，但自获奖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一个要他会诊的请求。“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对于已经到达斯德哥尔摩的科学家而言，今后的路却变窄了。“既然已经到那儿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走？”科学家们得奖后很难再付出同样的努力。

　　诺贝尔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国际社会喜欢争论的话题。诺奖评委们自然努力避免制造话柄，获诺奖的科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潇洒直率也颇为可爱。共产党员J·D·贝尔纳在伦敦伯贝克学院物理系主持晶体学的实验室，当有人问他是否以共产主义路线运作该实验室时，“他回答说他的实验室最多只是封建主义制度：他的同事们花一半时间来耕老板的地。另一半时间他们才培育自己的小块土地。”

　　当然，身为科学家的作者伊什特万·豪尔吉陶伊十分老实，资料详实客观，探讨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成长之路后，还极为可爱地给“什么样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问题下了一个长长的结论。不过这个结论中也有似乎专为中国人而提的一点：“从事科学工作的目标直指诺贝尔奖，特别是从科学生涯的早期就这样做是徒劳的，也达不到目的。相反，科学家的目标应该指向提出重要的问题，解决问题，寻求理解各种现象，并且应该为这样做能搞出答案或者得出意外结果而开心。”对一个民族而言，培养有真正科学精神的一代比拿一个诺贝尔科学奖更有意义。毕竟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并不等同于通往真理之路。　

文：尹传红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从事科学工作的目标直指诺贝尔奖，特别是从科学生涯的早期就这样做是徒劳的，也达不到目的……通过调查诺贝尔奖得主走过的不同道路，还有一个教训必须知道，那就是不存在得奖的终南捷径。
　　　　　　　　　　　　　　　　　　　　　　　
　　　　　　　　　——伊什特万·豪尔吉陶伊

　　在“科技新闻”这个圈子里混了十几年，常有机会见到科学大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也常能听到一个“老生常问”：中国人的诺贝尔奖之梦何时能圆？

　　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广泛而深重，这从每年10月份诺贝尔科学奖公布之后，报章上充斥诸如“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之类的话题也能窥见一斑。中国科学院一位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专家两年前曾直言：国人对诺贝尔奖如此挥之不去的持久的寄托和期盼，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希望逃脱现实的幻觉意识。“好像一旦获奖，什么难题都解决了，什么假设都证明了，我们的国力就强大了——这既不合逻辑，更不符合实际。”

　　概括起来说，从“应试教育”到计较SCI文章，加上看重面子的传统观念和渴求速变的急功近利的意识，都是产生如此畸形的诺贝尔奖情结的部分原因和土壤，是真正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的异化。

　　那么，国外的情况又如何？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科学史学家伊什特万·豪尔吉陶伊撰写的《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诺贝尔奖、科学和科学家》一书，对弥漫全球的“诺贝尔奖崇拜”有详尽的描述。如作者所说：很久以来，诺贝尔奖是唯一得到公众广泛承认的科学奖项。，因此，获奖者与未获奖者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我记得，曾有一位获奖者说过担心自己“被宠坏了”。还有一本科学家传记集写道：青霉素的发明人、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二战”后，“得到了如同今天电影明星所受到的顶礼膜拜般的关注”。

　　《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一书，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有关诺贝尔奖的一些问题——哪些科学家会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是什么把他们引向科学研究的道路？他们的获奖研究或发现是否具有普遍特征？诺贝尔奖的遴选程序是怎样的？——都作了详实、客观和准确的回答。我以为，除了上述问题外，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第三章“何人赢取诺贝尔奖？”中的一个小节“令人置疑的伟大”。

　　按说，当某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名字就被载入不朽的史册中了。然而，这不是诺贝尔想做的。诺贝尔并未打算挑选出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智慧。他在遗嘱里明确指出，他设立奖金的意图是要奖励“在前一年中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人”。

　　如此说来，诺贝尔奖应该被认为是颁发给某个特定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终身成就的；而且，这些特定的发明或发现也不一定是由受到高度尊敬的、知识最渊博的科学家做出的。这意味着，幸运的专业人员也有资格像知识最渊博的人那样获得这个荣誉，因为判断的标准不是这个人，而是关注发明本身。

　　依照《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中引述的一个观点，“诺贝尔奖甚至可能被授予一个蠢材，只因他无意中发现了重要的事物”。事实上，很多重要的发明是由那些资质平平的人创造的，只是因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环境中，机遇造就了他们，让他们成为一套规则、事实和技巧的接受者，而这些东西使得他们必然会认识一种重要现象。

　　从历史上看，诺贝尔奖常常颁发给了某些不能算作“伟大科学家”的人并因此而引发争议。比如，虽然弗莱明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许多荣誉，但他的“伟大”却受到质疑。一般认为，尽管弗莱明是一个有着极大成就的有技能的细菌学家，但他作为科学家的贡献却是有限的（他本人也曾说过他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曾坦率地总结道：如同20世纪40年代初以及今天广为流行的历史剧中所坚持的那样，将弗莱明归类为一个杰出的天才人物，是“大众癔病”的一种症状。

　　类似的例子其实不少，更别提还有颁错了的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也亲口破除过关于“天才”的神话。如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马克斯·佩鲁兹曾写道：“研究成果是有偶然性的，做出伟大发现的人不一定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可能是能工巧匠，或是留心的观察者，甚至只是拿工钱干活的平庸之辈。”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沃也提到：“并非只有聪明绝顶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大多数事实上已经成为科学家的人，原本很可能从事的是其他某种职业。”他甚至还说过：“一个科学家总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从长远看，他做不了的事总会有别的人来完成。”

　　可是，科学家们以及公众由于某种思维惯性，往往会把诺贝尔奖得主看做是最伟大的科学家；而在进行诺贝尔奖评选的具体操作中，评奖委员会常常也要面对这样两难的选择：到底是以特殊的发明为标准，还是以伟大的科学家为标准？众所周知，在早年的某些情况下，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己最重要的那些发现而获奖。如卢瑟福并未因他的原子核模型而获得诺贝尔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同样如此。

　　《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一书的作者并不认同科学史能够以诺贝尔奖为基础来编写的说法，也不认为诺贝尔奖勾勒着科学研究的新方向，但他同时指出：走过一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已经成长为一种巨大的传统，科学家乃至国家之间的一种知识联系；如果再考虑到它每年一次的评选，它甚至也成为非科学群体之间的一种知识联系。他还提示：“从事科学工作的目标直指诺贝尔奖，特别是从科学生涯的早期就这样做是徒劳的，也达不到目的……通过调查诺贝尔奖得主走过的不同道路，还有一个教训必须知道，那就是不存在得奖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