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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一九七五》是中国当代文坛颇受争议、女性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林白倾心打造的长篇小说,是继《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万物花开》之后的最新力作。小说讲述了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和一个人的内心狂想,分为上部《时光》和下部《在六感那边》。《时光》是叙述者李飘扬对往昔光阴的追忆与重构，如同屏风或流水，是众多人和事在时间中漂浮的身影，情感饱满真挚。下部《在六感那边》则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是一个人的内心狂想与日常生活互相渗透，懵懂、天真、荒唐。一九七五年意味着什么？林白说，《致一九七五》不是标志性年份的政治寓言，而是“文革”时代的个人生活。

　　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为十年，林白从一个崇尚个人的女性主义作家转向对中国民间大地的热烈关注，作品风格也由凄美凌厉转向铅华洗尽和朴素的民间叙述。

采写：田志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0月
　　
　　作家林白最新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出版，接受本报专访　　

　　“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我不会写小说”

　　从《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林白近几年赢得了几个大奖，批评家们发现她从《一个人的战争》那种极度个人化和自恋的精神堡垒中走了出来，破茧为蝶，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妇女闲聊录》中这种“出走”达到了顶峰，林白亮出完全向生活敞开的姿态，彻底地颠覆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她称通过这部小说，“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

　　两年之后，林白又捧出了她最新的小说《致一九七五》。这部结构奇特的小说，杂糅了风格内容迥异的两个部分：上部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以一种真挚的情感回忆故乡北流镇上的少年生活；下部则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创作了一部1975年的知青小说，半嬉皮半真实，有《万物花开》的狂想色彩。

　　在上部中，我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林白：细腻的个人感觉，断片式的情绪流动，深入人心的细节描写。但与同样有自传色彩的《一个人的战争》相比，新作显然已经明朗活泼得多。林白在接受采访中直言不讳，《妇女闲聊录》只是满足她向外部世界张望的一个愿望，而“只有个人生命出发的写作才是属于我的，林白式写作”。她说：“我并没有按照批评家对我的期待来写作，这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你不要指望我说出一条两条哲理的话”
　　
　　南方都市报：新小说为什么叫《致一九七五》，1975这个年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林白：刚好相反，我选1975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标志性，只是我在这一年下乡做知青。如果我写1976，读者肯定一下就觉得有政治因素。我这个小说肯定不是政治文本，也不是“文革”题材。1975年只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平凡年份。所以“一九七五”提示的是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

　　南方都市报：但我仍然看到有评论说小说是表现了革命年代末期的那种疲态，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个年份仍然会和特殊的时代联系到一起。

　　林白：只要读过林白作品的人，就会知道林白写的可能还是她自己的1975，而不是别人的1975，一个国家的1975。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能力。政治备忘录不在我的范围之内。小说里也写到了政治，但你想想，广西北流那样一个地方，离中心多遥远啊。所以我在《别章》里面写到，大队补开周恩来的追悼会，一大班人挤上去看周恩来画像。中国那么大，即使是农村之间的差别也很大的。

　　南方都市报：你也没有用反思的角度去处理那个时代。

　　林白：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反思是知识分子的事情。审视还是有的，但你不要指望我说出一条两条哲理的话。但审视是非常冷静的，要有距离的，我不是那么冷静的。我下部有一些癫狂的东西，是在生活之中的。虽然隔了三十年的距离，但我又进去了。还是用自己的感觉和情感进入到当时的生活，情感的因素更强烈。

　　“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

　　南方都市报：你感觉的1975是怎样的呢？小说写了一个知青故事，但你用了一种狂想的方式来写。这跟我们过去看到的知青题材小说很不一样。

　　林白：一个1975年下乡的知青，她的内心狂想是怎样的？这是我想表现的，我想写的跟别人不一样。1975年的知青比老三届的知青幸运多了。我们第一年去就有国家每个月给十块钱生活费，还供应米、猪肉、农具什么的，条件已经好很多了。我们那时革命激情完全谈不上，也没有那么苦难，就会滋生一种狂想。我一直觉得我会写那段知青生活，幸亏以前没写。如果七十年代写就成了伤痕文学，八十年代写就成了寻根文学，九十年代写就成了新写实文学。而现在我写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更接近《万物花开》的狂想式的写法。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主要在写那个时代里特立独行的人物。比如女知青安凤美讲述自己的性经历，还有那头独特的猪。为什么这样安排？

　　林白：因为女知青刚好在十七八岁，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我写的是一个女流氓呀。安凤美放荡不羁，或者说有自由精神也行，她不要当先进知青，也不要招工，她就要随心所欲地生活。她交很多男朋友，肯定要谈性嘛。她要向同伴灌输观念，她可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那头猪跟王小波写的那个非常像。但它确实是有原型，我们真的是养过这样一个黑猪，比人都高的猪栏它能跳出来，而且越喂越瘦，后来跳栏跑掉了。这些东西也是刺激我写狂想的原因。虽然隔了三十年的距离，但我还是用自己的感觉和情绪进入当时生活里去了。有人评价我写的是革命年代的自我消解，我觉得可能对吧。

　　南方都市报：《致一九七五》的结构很奇特，上部和下部的风格及内容差别很大。

　　林白：对，写法完全不一样。上部其实本来是小说的“前言”，一气写了17万字。我一想作为前言实在太长了，就改为上部，原来的正文是下部。上部是诚挚地，感情很饱满地对时光的追忆与重构，有点回忆录性质。下部就是一个知青小说，一种狂想性的写法。比如一个麻包袋能讲话、路也能讲话，猪也能讲话。风格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上部的写法很散，更像一个自传而不是小说。

　　林白：有比较强的自传性质，但其中也有几个虚构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种散文化的小说。它没有一个主干，没有人物的命运，是弥散性的写法。必须完全靠情绪把它提起来，靠细节把它丰富起来。我的整个写作一直有这种倾向，我不喜欢那种单线条的，从起点到终点，有高潮有结局的，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我的写法是像一滴水化进去那样写的。我认为散文化的小说应该是小说的一条宽广的道路。所以我在后记里说，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

　　南方都市报：“斜路”？

　　林白：《妇女闲聊录》出来的时候我说自己是走了一条文学的“岔路”，这次我更谦虚一点，说“斜路”。我觉得现在的小说都一个样，所谓鲜明人物、性格、对话，所有文学杂志，长篇短篇都是一个类型的小说，太腻了。你非要让我写成那个样子，我真的是觉得隔啊，跟人生隔着一层似的。第一我不想看那样的小说，第二我也不想写那样的小说。我想，反正我这种东西也不会得茅盾文学奖，我又没有期待，我干嘛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呢？批评家也不会认可我，国外出版社也不会买我的版权，那我干脆就不管了呗。对这个长篇的前程我没有任何期待。

　　我想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林白不会写小说，你信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当代》、《收获》的人，他们肯定认为我写的就不是小说。当年发表《一个人的战争》时候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只有《花城》认为我写的是小说。即使我写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专业的编辑，主流批评家、主流的读者可能都会认为，林白写的小说不是常规的小说。我可以以业余作者自居，我放松得很。我没有那种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小说的压力，也不会写史诗、反映一个时代的小说。
　　
　　“还有这么多东西在记忆深处等着我呢”

　　南方都市报：据说这是你耗时最长的一部小说？

　　林白：对，也是字数最多的一部，纯字数就33万字，写得太累了。1998年我回了一趟广西，触动了很多少年时代的记忆，那年的8月我就动笔写了。那个时候我手写在单位小信签上，每写70页就用针线订成一小本，一共订了十一本，大概十几万字。但是没有完成就放下了。之后我去写别的小说，《玻璃虫》、《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一本接一本的。这些年就忘记了，我以为不会再写了。直到2005年8月我又回了一次广西，在南宁到北流的汽车上，外面下雨了，两边的泥土越来越鲜艳，从黄到红，很新鲜，整个感觉和1998年一样。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感觉瞬间复活，回来以后又捡起这些草稿写。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小说中，如此集中于家乡和个人记忆的内容，以前好像都没有过？

　　林白：没有。《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都没有，我从来没有集中写过故乡。2005年回到家乡，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1998年我回去的时候沙街还在，7岁到12岁住的房子还在。2005年回去就拆成一堆废砖头了，幼儿园也成了危房。我如果再不写下来就永远没有了。所以那些记忆一下就冲出来了，基本就是一气写成，用不着什么谋篇布局的。所以人有一定的年龄之后就有历史感，再写东西就会有很多感慨。我是按家乡的街道为线索写的，东门口，沙街、龙桥街，所有它们在我记忆里的感觉，都是自然而然地涌出来的。原来我以为写自己已经写得差不多了，现在才发现，还有这么多东西，它们都在我心里，在记忆的深处等着我呢。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来批评家很关注你的写作，认为你的作品已经走出了个人化写作的窄路，尤其是《妇女闲聊录》，写得越来越明亮和宽阔。而在这本新小说里，你好像又回去了，尤其上部回到了比较个人化的路子。

　　林白：对，这部小说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的，它以我少年时代的感受和记忆为主，但也写了我眼中的很多别人的生活。比如医院的工人埋死孩子、小镇上平凡人的生活，同学的生活等等。是一种有别人的生活渗透其中的个人生活。我觉得好的创作更多的还是要从我个人的生命出发，去观照广阔的外部世界。这才是属于我的、林白式的写作。
　　
　　“其实我并不了解女性主义理论”

　　南方都市报：你很长时间都被贴标签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那你现在对这个词是什么态度，反感吗？

　　林白：我不反感啊。我觉得个人化写作其实是很好的，写作还是要从个人出发，关键看你的着眼点在哪里。比如说你从个人出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别人，那就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化写作。我觉得应该有一种宽阔的个人视野。这个视野不能是公共的。像《妇女闲聊录》吧，它的确是对外部世界的倾听和纪录，但它只是我向外界张望的一个心愿。所以我并没有按照批评家对我的期待来写作，这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上部具有自传色彩，可以和《一个人的战争》作比较，同样是写个人内心生活的，你自己有没有感到它们的不同？

　　林白：对，这两部小说完全可以作一些比较。很明显，《一个人的战争》更个人，完全是女性那种幽深、隐秘的个人内心生活，包括心理的、内在的、冲突的、黑暗的种种因素。《致一九七五》就明朗得多，它写到了很多人物、场景，是渗透着他人生活的个人生活。虽然还是个人化，但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这跟我这些年来写作的变化、个人心理的变化都有关系。像你说的，写作变得明亮宽阔了。

　　南方都市报：除了个人化写作，“女性主义”也是常常用在你身上的一个标签，你对它的态度是什么？

　　林白：其实我并不了解女性主义理论，被贴上这个标签我觉得也没关系。但我觉得女性主义是需要质疑和反省的，它应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比如说女性主义应该是一种选择，但在中国大多数中下层妇女肯定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生活要你怎么走就怎么走。我认识好几个农村妇女就是被生活所迫卖淫的。所以说女性主义是比较贵族化的。就我自己来说，作为女性作家，我肯定对女性的命运、情感、生活更关注，也更熟悉，也会写到。但我并不是从女性主义出发来写作的。有些搞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人，她愿意把我的作品当作女性主义的文本来研究，那也没关系啊。

文：童瑜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1月

当年，一位著名女作家始终有一个意象触动心怀，历时近１０年方构思成熟，她的名字是冰心。现今，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小说《致一九七五》，据后记来看，创作时间的跨度也长达１０年，这位女作家名为林白。那些记忆里不经意就溜出来晃动的黑白胶片，如果再不晾晒也许就陆续蒸发消尽。所以，这部小说并未特意地为转型而改弦易张，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那个非常自我的林白。

整部小说呈现出舒缓悠远的叙事风格，回忆如同浅浅的溪流在缓缓地流动，细腻、散漫，仿佛记忆的碎片在安谧地飘飞，以空中的曲线舞蹈连接着过往的点滴。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初阅令人讶然，仿佛大脑在两个不同的境域里游离，似若相互关联，却又难以找到密合的衔接点。直至后记方才拨开迷雾，原来上部《时光》本为前言，后兴之所起延亘至１７万字就自成一部了。

小说的上部展现了“我”的同班同学的人生，仿佛在打开一本布满青春定格瞬间的画册，尤为特别的是在你翻看时，耳边还有一个声音为你讲述他们今后人生旅途的变异、中年时代变化的模样。在一段段看似质朴的文字里，眼前晃动的是“那些花儿”的盛开与枯败，走过少年，穿过青年，来到中年。黑白是永不褪色的岁月积淀，灵动的彩色蕴藏于期间。这里，既有时代的烙印，更多的是少年时代的人都会做的梦。

小说的下部才是原本真正的《致一九七五》。没有预期的强烈性政治特征，甚至缺失特殊的年份烙印，更多的是每个时代的童年的共有经历。由细碎画面组成的１９７５年，宁静的乡村生活，不乏趣味儿。那年是“我”下乡知青生活的开始，也是“我”真正成长的开始。舒缓润心的笔墨是生活的原生态，灵动奔放的笔触是灵魂的狂想曲，相互的交织穿插连艰苦的生活也显得情趣盎然。

小说走的是写实主义路线，因为潜意识里对于记忆的忠实，所以叙述起来就偏于琐碎。这也许是一些评论员攻击林白不会写小说的证据之一。然而，林白骨子里的倔强会让她即使懂得改变也不愿放弃对自我的忠实、对记忆的忠实，长达十年的心心挂念不会轻易为人言所更改。

自１９９０年代登上文坛后，林白也颇受那个时代同批写作群体的影响，小说里杂糅着超现实主义手法。故事与人物植根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反映本质，这使她的小说的叙述语言极富弹性，以奔放跳跃的姿态，引导读者冲破时空的禁锢，奔向自由的逍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头老是跳栏、关不住、热爱自由的猪，这头名为“刁德一”的又黑又瘦的小猪仿若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灵性与反抗性。很少有人能设想把猪当作宠物，或者说贴身保镖更准确，尤其是伴随着“我”天天走过夜路的场景的绝妙狂想令人叹为观止。这不仅仅是一只外形特立独行的猪，更是表面规矩老实的“我”不羁灵魂的投射。

安凤美是林白着力刻画的一个形象，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在那个黑白色为主打的年代，她披上五彩的外衣如鲜花般摇曳多姿，即使换至现今，她仍然会被视为不听话的孩子，然而，“多年后我意识到，安凤美没有被毁掉，她的青春年华是开出花的，她既懒散，又英勇，她的花开在路上”。曾经白衣飘飘的年代，过于单纯质朴也许真连回忆也找不到色彩，过于轰轰烈烈也许就会以生命后半程的崎岖为代价，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实在难以确认。外表听话与保守的“我”其实内心并不安宁，“事实上，在成为一名先进知青和成为安凤美之间我总是摇摆不定。我既想当先进知青，却又暗暗希望自己成为安凤美。潜意识里我更愿意成安凤美”。

在小说里轮番登台的人物众多且错综关联，以至于林白不得不在书后附一张“总人物表”以梳理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代表身份与关系的号码牌，也是人生遭遇的浓缩式定评。记忆里那些难以磨灭的黑白胶片，终于连缀成一部不断晃动的电影，片名即是印着林白图标的《致一九七五》。

采写：潘小娴 出处：潘小娴的BLOG 2007年12月

知青生活算不上极端的经验
    潘小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1975这个年份仍然会和特殊的时代联系到一起。而你的最新小说《致一九七五》却选择1975年这个年份来写，请问，这个年份对于你本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林白：1975不是政治文本，不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性年份。它只是一个个人的标志性的年份。因为1975年的上半年我还在学校读书，但几个月后我成了知青，这样的反差对我而言影响非常深刻。1975年，是我下乡知青生活的开始，也是我真正成长的开始。所以，我写的1975，不是别人的1975，也不是一个国家的1975，而只是我自己的1975，小说里要讲述的也只是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以及一些内心狂想。
    潘小娴：对于每个人来说，很多极端的经验对自己都有着终生的影响。像你经历过知青的生活，也可以说得上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经验吧？
    林白：知青生活对我来说，算不上是一种极端的经验，相反，我觉得它是正常的，因为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劳动，插秧、割水稻，种红薯等。到了插队，也还是从事劳动。在插队的第二年，我还当了大队小学的中学老师。1975年的知青比老三届的知青幸运多了，1975年的知青是看得到有前途的，所以，1975年的知青生活虽然也有些苦难，但绝望感并不深。我一直觉得我会写那段知青生活，幸亏以前没写。如果七十年代写就成了伤痕文学，八十年代写就成了寻根文学，九十年代写就成了新写实文学。而现在我写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更接近《万物花开》的狂想式的写法。
    潘小娴：读了你的《致一九七五》，对你着力刻画的那个放荡不羁、随心所欲地生活的女知青安凤美的印象特别深。你在小说中如此感叹——“事实上，在成为一名先进知青和成为安凤美之间我总是摇摆不定。我既想当先进知青，却又暗暗希望自己成为安凤美。潜意识里我更愿意成安凤美”。其实，对安凤美怀有很复杂的感情，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人们共同心态的折射吧？
   林白：我对整代人的心理把握不好。我自认为自己不是很有现实感的人，对他人也缺乏洞察力。
   安凤美是一个内心很自由的人，她不想当先进知青，她还跟几个男人“好”，她想要的就是随心所欲地生活。其实，当落后的知青是一种避苦趋乐的人生状态。我觉得人的本性都会有这种趋向的，所以有过摇摆的复杂心情也应该是自然的吧。
   潘小娴：《致一九七五》中的雷朵，其爱情与人生很另类。雷朵和喻章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饭吃。而且雷朵的姐姐雷红还说——“雷朵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好”。这真的很不可思议的。真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生吗？你自己向往吗？
    林白：这是有真实的生活原型的。雷朵的内心一直都很干净，很天真，她是淡出生活的一类人，她跟现在的主流社会里的人不一样，我觉得她可能是有点宗教的情怀在里头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三个孩子真的没有去上学，他们原来生活在桂林，后来到了昆明。
    像雷朵这样的生活，不是单单向往就行的。因为生活是不能截断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延续性。雷朵从年轻时沿着自己的生活道路走过来的，所以她就走进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里。但我自己的生活却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来，当然很难到达雷朵的那一步。
    据说泰国有个“善地”，那里有些人好像一天只吃一顿饭，自己种菜自己吃。像这样的生活，等到哪天我可以放弃一切了，也是可以过的。但前提是我必须有大智慧，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要来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不是一种自然的转变，而要有大的转折，也就是说一个拐弯。

我觉得荒诞一直都存在
    潘小娴：《致一九七五》洋溢着一种荒诞魔幻的色彩。小说里描写了很多荒诞的情节。比如，打鸡针，要从公鸡的血管里抽血，然后再注射到人的身上。还有吃胎盘，等等。作家李继慧曾这样说过：“这个世界已经很荒诞，人也跟着荒诞，结果也是如此。”从你的小说中，似乎也应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很荒诞的！你认同这个的说法吗？
    林白：打鸡针是一种普遍行为，因为历史上是曾发生过的，那是在1967和1968年的时间段里发生的，只不过我在小说里挪到了1975年。
    1967和1968年，打鸡针像一阵风，流传全国。同时流传的还有甩手操、吃红茶菌、喝鸡血等，那时走在街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做甩手操。当时，并没觉得怎么荒诞，但现在重新回视这些过去的东西，是觉得很荒诞。
    与打鸡针等普遍行为相比，吃胎盘却属于个人行为。因为小说中的“我”有个有利条件，母亲是在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的猪肉要凭票供应，自然没多少机会吃。而民间传说，胎盘是个“十全大补”。所以，小说也就出现了“我”吃胎盘的情节。
    其实，我觉得荒诞一直都存在。以前有很多荒诞的东西，现在也一样有很多荒诞的东西。比如说，炒股，不少人天天盯着钱发狂，那就很荒诞呀。可以说，在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也许比以前发生的荒诞事情还更多。你每天看看新闻看看报纸，不是也发生着很多不可思议的荒诞事情吗？唯一不同的是，荒诞的内容与形式有所差别罢了。
    潘小娴：还有那一头会跳栏的“猪”，也写得挺荒诞的。那是一头老是跳栏、关不住、热爱自由的猪，这头名为“刁德一”的又黑又瘦的小猪仿若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灵性与反抗性。老让人想起王小波写过的那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你是用热爱自由的猪来投射人们不羁的灵魂吧？
    林白：当时我的生活中的确养过这样一头黑猪，比人都高的猪栏它能跳出来，而且越喂越瘦，后来跳栏跑掉了。这头会跳栏的猪，有着诗人和壮士的双重灵魂，是人向往自由的一个象征。
    《致一九七五》是带着个人血肉的，它的记忆，它的色彩，它的沧桑感，都融入了个人的情感，以及个人的幽默。我觉得好的创作，更多的还是要从我个人的生命出发，去观照广阔的外部世界。

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
    潘小娴：对最新小说《致一九七五》，你作了那么一句有趣的评价——这是“走在斜路上的长篇小说”。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斜路”？
    林白：“斜路”是一种调侃的说法。《致一九七五》是一个非常规的小说，它既不符合一般人对小说结构的认定，也与我以前的小说不同，尤其特别的是前言和正文一样长，风格也不统一。对于那些习惯看“正常”小说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像小说。
    潘小娴：对，读《致一九七五》的确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感觉。《致一九七五》分为上下部，上部是前言《时光》，下部才是小说正文《在六感那边》。这种结构很新奇，当然也很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请问，你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这样的特殊文本去创作作的？
    林白：2005年，我回到了阔别了30年的故乡，对岁月的感慨，像屏风一样，细密而真切地漂浮着流动着。当然，这是很长很长的屏风，所以，我觉得一两万字，是远远也容纳不了我的百感交集的。作为小说的“前言”，我一气写了17万字。我一想作为前言实在太长了，就改为上部，原来的正文是下部。上部是对时光的追忆与重构，有点回忆录性质。下部则是一个知青小说，一种狂想性的写法。
    潘小娴：阅读《致一九七五》，很具体的一个感觉是非常散文化。特别是上部《时光》里的情感式回忆录，里面的人物都飘浮在时空中。感觉你更愿意用散文来创作小说。在你个人的写作经验里面，你认为散文小说的创作可能更为广阔吗？
    林白：我觉得老是强调小说性是一种写作的局限吧，就像文学老是要强调文学性一样，这样就容易画地为牢。作家要表达的是对整个生活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塑造人物。小说的道路是多种的，比如说《红楼梦》这部非常伟大的小说塑造人物和讲故事非常成功，但这只是其中的一条创作道路，小说的创作应该是有无数条道路的，不能因为有了《红楼梦》的创作道路，就说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不是一条创作道路。
    其实，不同作家的天性不一样，选择的小说道路就不一样。就像一棵树，本来是弯曲的，但你硬要拉直，就很容易毁掉了它。因而我以为，自然地选择适合你自己创作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喜欢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写法。现在这种，有点像一滴水滴下来，在纸上自然地洇开。这跟我的美学观有一定的关系。我认为散文化的小说应该也是小说的一条宽广的道路。所以我在后记里说，我在文学的“斜路”上走得很远了。

记忆是不可靠的
    潘小娴：《致一九七五》前后用了10年时间创作完成，这是你迄今为止写得最久最累的一部作品吗？
    林白：对，《致一九七五》10年前就开始创作，前后耗费了我10年时间，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写作状态。1998年我回了一趟广西，触动了很多少年时代的记忆，那年的8月我就动笔写了。但中间中断了很长时间。直到2005年8月我又回了一次广西，整个感觉和1998年一样，感觉瞬间复活，我又重新开始写了起来。我先写了上半部分《时光》这个回忆性质的前言，然后再重写了《在六感那边》。《时光》实际上可以作为整部小说的前言，这里面当然有我这个叙述者许多回忆在里面，相对而言虚构的成分弱一点。但事实上，这种记忆是不可靠的，当我写完《致一九七五》再看我当年的日记的时候，我发现我写的跟当年大不一样，跟我小学中学同学（吕觉悟的原形）的回忆也很不同，所以我意识到即便是前言，即便我以为我在回忆，其实也是一种虚构，是重新创造了一种回忆。
    潘小娴：《致一九七五》集中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记忆与内容，有香塘、六感、沙街、东门口、西门口、水浸社、火烧桥、龙桥街等北流的乡村和街道。一般来说，一个作家一般总是选择他感情深处最熟悉、也最亲切的题材，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觉来。可以说，您的创作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这样一个事实？
    林白：对，可以这样认为。
    2005年我回到家乡，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1998年我回去的时候沙街还在，7岁到12岁住的房子还在。2005年回去就拆成一堆废砖头了，幼儿园也成了危房。我如果再不写下来就永远没有了。
    潘小娴：评论家陈思和评价你的《致一九七五》这部小说是“后革命时代”：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但一切都充满了疲惫、怀疑和自我消解的味道，本质上是对前期的“革命”理想与激情的反讽。你认同这个评价吗？
    林白：有疲惫，也有亢奋，有怀疑，也有激情，有自我消解，也有自我狂想。当然有反讽，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人对革命没有他们的前辈那么认真。

文学会成为内心的保护膜
    潘小娴：你曾经说过“文学是弱者的巨大依靠”。请谈谈为什么？
    林白：我是一个软弱的个体，面对坚硬的社会就是一个弱者。文学会成为你内心的保护膜。
    潘小娴：“个人化写作”与“女性主义” 这两个标签经常出现在你的身上，你是怎么看待的？
    林白：无论“女性写作”还是“个人化写作”，这都是评论家为了方便自己的论述而设立的归类。但我认为，任何标签跟写作者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估计绝大多数作者都不是为了什么标签而写作的。标签对作品本身的丰富性肯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如果读者对个人写作、女性主义感兴趣的，自然可以能带来阅读的享受。

——读林白的《致一九七五》

文：李伟长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林白的新书《致一九七五》在未出单行本之前，在2007年第十期《西部·华语文学》杂志上就已经读过。那期杂志是林白一人的专刊，一口气登出林白的两部长篇，一部是《漫游革命时代》，另外一部就是这《致一九七五》。杂志还登有陈思和与南帆两位先生的文章，题目分别是《后革命时期的精神漫游》和《回忆的文本》，对这两部小说都作了点评。文如其题，陈先生集中于探寻林白文本中对于时代情绪的把握和对小说文本内涵进行解读，而南帆先生则从叙述形式方面认为回忆是林白写作的一个姿态。

    据说这部近30万字的小说耗掉了林白10年光阴，是林白继《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万物花开》之后的又一呕心之作。至于十年的说法，其实未必是真的写了十年，而是前后酝酿和准备的时间。她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想写这样一部书由来已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感到这是一部将来必然要写的小说，但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动笔，会写多长，大致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时候年轻，难免不受时流的影响，如果写了，或许就会是一部时兴的‘伤痕文学’吧。九十年代初至中期，也常想着，写完手头的小说，下一部，就写这个。但似乎，手头总是有东西在写着。”

    这就像是一个作家的宿命，总感觉生命中有些东西是需要交代需要完成的。这样的写作动机和动力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种机遇，也是风险。机遇在于厚积沉淀从而有薄发的可能，风险在于叙事位置如何能够摆得恰当。然而看完小说后发现，这样的担心真是多余，林白处理得恰到好处。

    小说以“我”的回忆开始进入1975年那个特殊的年代，正如南帆先生认识到的那样，回忆成为了小说基本的叙事方式，用林白自己的话也可以作为印证:“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过。这是我写完《致一九七五》想到的两句话。”那么是否可以说回忆和狂想就是小说的两个基点呢？回忆的目的是使生活获得灵魂这种说法很有意味，书中的“我”抱着这样的想法，而作者同样如此。小说以1975年的两截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真挚的情感回忆中学时代，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自传色彩，众多人和事漂浮在时光中，展现了那个年代南方边陲小镇人们的日常生活，显得真诚，但笔下似乎藏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沉重的东西，可又不明显；下部描写了女知青对爱情和未来的狂想，具有较强的童话浪漫色彩，行文也热烈和放松起来。如果说小说上部的节奏显得稍紧张的话，那下部的略微放松则证印了林白的说法，“我”从回忆中逐渐获得了灵魂。

    小说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作者超强的叙述控制能力，作品上下部风格各异，出场人物众多而不零乱，各种人物和事件频繁交叉出现，使小说具有很大的信息含量。不得不承认小说的这种写法是一种高强度的考验，纷至沓来的诸多线索，看似无序的许多事件，不断登场的人物，加上文本中叙述者“我”的闪烁漂移，倘若写作者的笔力不强，非常容易导致结构松散，主题紊乱不明。由于作者将“我”设置为线索人物，又是故事的中心，同时集中呈现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人物零而不乱，事件分而不散，读者只需跟着小说叙述者的娓娓道来，就能走进特殊年代的社会生活。这些在林白的笔下处理得得心应手，收合自如。这就是功夫，更是小说家的本事。好的小说理应朝着独特的内容和别样的形式同时努力，任何一方面的软弱都将削弱小说的艺术力量，减少作品的冲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白的努力值得赞叹。《致一九七五》有着自传体小说的影子，这样说不在于叙述者是“我”，而在于小说对1975年这个时间段的回忆刻写，更在于对主人公生活历程的表现和性格心理的刻画。就此而言，林白的叙事也因此显示出女性主义叙事别具一格的力量。极富弹性的叙述语言，貌似随意却充满锐气，暗蕴奔放而优雅从容。

    一直以来，林白以深刻表现女性的内心生活而著称。其大胆、私人的创作，使她成为女性主义代表作家之一，被公认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无论是《一个人的战争》，还是《说吧，房间》《瓶中之水》，对女人的心灵、身体、感觉、欲望、渴求和自恋，都写得准确、到位。她从女性自己的角度回眸自身，欣赏、赞叹女性的婀娜、隐密、丰饶、觉悟，将自我的情感世界和敏感的女性躯体等经验表述推到了近于极致的地步。但对于林白来说，这已是过去，我们可以从她的这本新书中发现，那个沉迷于自己世界中的林白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其实从那本《妇女闲聊录》就已经开始，那就是私人经验的社会化，或者说正试着走出她个人闺房式的叙事，以回忆的方式开始靠近历史和阅读历史，从而重新进入生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