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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亚史学界期待已久的三部经典 之一的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中译本终告付梓，张锡彤、张广达两位先生的心血之作，在经历了诸多波折后，以《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两卷本）（以下简称《突厥斯坦》）之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与作者研究的主题相关的阿拉伯、波斯、突厥（察合台文）史料及此前欧洲学者的研究概况，后面五章则分别叙述了河中地区的地理状况、12世纪以前的中亚诸政权、西辽和花剌子模、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政权、以及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统治下的突厥斯坦（主要是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早期史），正文之后并附有大事年表、文献目录和索引等。

文：周小康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0月
　　
　　1880年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二十五周年，作曲家鲍罗丁以一曲《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成就了俄罗斯民族乐派的经典之作。彼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后将矛头指向广袤的中亚，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征服了中亚诸汗国，还将熊爪进一步伸向中国西北地区。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背景下，东方学在俄国迅速兴起。《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奏响二十年后，巴尔托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以下简称《突厥斯坦》)正式出版。

　　巴尔托德因这部著作一举奠定了在国际东方史学界的最高权威地位，被誉为“把中亚史研究提高到历史科学水平”的第一人。巴尔托德逝世后，伯希和在一篇悼文中写道：“一则由于他有渊博的学识，再则由于他有卓越的才智和明敏的思路，所以他的著述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多种多样。这样一位伟大学者留下来的虚位，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填补上去。”就巴尔托德的学术成就而言，伯希和的这段话绝非溢美之词。

　　《突厥斯坦》一书中译本出版充满曲折。国内中亚史学家张锡彤先生晚年精心翻译这部学术巨著，怎奈排版困难未及出版，张锡彤先生却不幸于1988年仙逝。其子张广达先生同为中亚史学家，毅然担起重任重新校译了原稿，最终使巴尔托德的成名之作得以在中国出版，父子二人前赴后继在学界当传为一段佳话。

　　突厥斯坦常被人译作土耳其斯坦，近年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词汇变得颇为敏感。实际上，“斯坦”的词根明白无误地指出，突厥斯坦乃突厥人所居之地。在西方历史地理文献中，突厥斯坦一向被划分为几个地区：其一为东突厥斯坦，也就是最敏感的那部分，西方人亦称之为喀什噶里亚(Kashgharia)，主要指我国新疆的南疆而言。其二为锡尔河(古籍中谓之药杀水)东北，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草原。其三为锡尔河与阿姆河(古籍中谓之乌浒水)之间的地区，境内有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两大城市，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皆遭屠戮。此外，也有人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境称为阿富汗突厥斯坦，也就是当年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据守之地。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上，突厥斯坦处于心脏位置。

　　2001年开始的全球反恐战争让世人的眼光聚焦于中亚，涉及蒙古征服中亚的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2004年也在国内热播了一阵，然而国人对西部边陲外的这块土地其实仍是相当陌生的。尽管如此，与中亚历史和蒙古西征相关的著作早有不少被翻译成中文，例如《多桑蒙古史》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纂的五卷本《中亚文明史》(欠第四卷未出版)。《突厥斯坦》中文版能够出版，无疑大大丰富了上述题材的严肃作品。

　　虽然书名断代在蒙古入侵时期，但这段历史在原书中所占篇幅竟不及1／5，巴尔托德将多数章节放在了蒙古入侵之前的中亚，也就是八世纪开始中亚逐步被伊斯兰化的时期。这种比例失调和头重脚轻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但实际上却是巴尔托德学术严谨的表现，他因不懂汉语无法调用包括《蒙古秘史》在内的诸多文献，因此主动修改了研究方向和写作计划，扬长避短地转向中亚突厥历史，高加索与中、近东史地和伊斯兰学发展，不复在蒙古学方面花费过多力量。也由于这个原因，由巴尔托德本人亲自参与的英译本，标题被改为《以蒙古入侵为下限的突厥斯坦历史》，从而更为贴切。

　　从另一个角度看，巴尔托德如此谋篇布局对中国读者而言也不无好处。作为一个文明中心，突厥斯坦远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贫瘠荒凉，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明，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都带到了这里。蒙古西征之前，极盛时期的汉唐二朝两次将势力范围拓展到中亚，怛罗斯一战高仙芝败于阿拉伯人使唐帝国被迫退出了中亚，而数年之后粟特人安禄山和突厥人史思明便联手摧毁了盛唐气象。在巴尔托德的书中，怛罗斯之战仅寥寥数语就一笔带过，但伊斯兰文明对于中亚地区的重塑却值得读者仔细品读和深入探究，因为后来的蒙古入侵虽然给突厥斯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伊斯兰文明仍牢固地构成了当地宗教和世俗基础。至于蒙古入侵为中亚带来的新秩序，本质上也是同当地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察合台汗国也被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这对于时人了解中亚历史，进而理解中亚现实有巨大帮助。　

文：维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在世界历史上，中亚是除了东地中海以外另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数千年来，一波波操着不同语言的族群浪潮一样不断涌入到这一地区，各自带来不同的文明，形成万花筒一般的历史，诸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的最著名结果之一，就是世界上唯一融合了四大古文明的遗址：敦煌。中亚处于中国、印度、伊朗、欧洲的中间地带，接受同时也施与以上四处政治、文化上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地带。

　　然而中亚的历史却以艰涩晦暗著称。这不仅是由于当地不间歇的入侵浪潮造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人种的多样性及诸多的死文字、死文明，也由于系统的史料的缺乏。1900年，31岁的巴托尔德发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时，这一地区的历史几乎已被遗忘，才刚刚引起学界注意。部分也因此，这本奠基性的著作一经面世就成为名著，它原本只是作者的硕士论文，答辩后却因为其异常出色，而被授予博士学位。

　　虽然名为“蒙古入侵时期”，实际上本书涵盖的时间跨度却长达600年——也即自7世纪伊斯兰教传播至13世纪蒙古入侵的中世纪。7世纪以前的中亚更多受到的是伊朗和印度文明的影响，而此后主要的浪潮却是不断加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即使蒙古入侵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因为留在中亚的蒙古人自身后来也同样被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了。这两者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奠定了如今中亚文明的整体面貌。

　　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最初传播不仅意味着“又一次”外来征服，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更加集权化的国家体制以及宗教、字母，取代和改变了原先绿洲城邦的松散面貌。中亚直接面向开阔草原和沙漠的地理特征，使其边界的渗透性、开放性极强，被迫屡次在游牧骑兵的进逼之下退却。到999年中亚最后一个雅利安王朝被突厥系王朝取代时，游牧民族对西亚新的一波入侵浪潮将在持续五百年的时间里成为这一广阔地带新的历史驱动力。而且这一次是“一旦突厥化就永远突厥化”，印欧语系民族在当地的统治自此一去不复返。

　　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入侵虽然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其历史意义却并没有想像的那么深远，它不是终结、而仅仅是短暂地打断了突厥人复兴的势头。蒙古帝国仅仅持续了近一百年就崩溃了，而被它们招募的大批突厥人迅速向西、南两个方向挺进，使伊斯兰教的扩张达到历史的最大极限。

　　由于对历史上蒙古统治的怨恨，苏联史学界对蒙古征服的评价向来注重于其负面影响，对成吉思汗帝国的历史意义作全盘否定的评价，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在苏联学者看来，巴托尔德低估了蒙古人的破坏性，却高估了它促进贸易、文化联系的意义。但平心而论，1000年至1500年的五百年内，中亚出现的文化倒退并不能完全由蒙古人负责；相反，突厥系的诸王朝的大量纷争一直是破坏性的，却没有蒙古统一时期带来的普遍和平。巴托尔德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河中方面确立了蒙古的统治，故河中诸城镇从战争破坏下得到恢复，远比呼罗珊与伊拉克诸城镇为迅速。”中亚的衰落最致命的影响，不是蒙古入侵，而是14世纪跛子帖木儿短命的帝国所进行的战争——很多城镇再也没有从这一破坏中恢复过来。

　　在巴托尔德看来，不能仅仅把蒙古入侵的历史看成是一堆“可怖情景”，甚或“一堆令人厌恶的画面”，正确了解历史必须具备理解之同情。客观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浪潮促进了欧亚大陆之间的相互影响，蒙古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向西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这些最终被欧洲兴起的新文明所充分吸收利用。中国艺术也对波斯和土耳其的细密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在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中还能看到：16世纪的土耳其画家普遍认为，一个美女就必须具备像中国人一样的容貌。这一争论这取决于我们究竟关注于哪一方面：眼睛是盯着这种打通大陆通道的侵略浪潮所造成的破坏本身，还是此后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中国文明在汉唐两代的影响一度远届西域，成为中亚东部各绿洲城邦的宗主国。名城撒马尔罕通向中国方向的东门就被命名为“中国门”。当阿拉伯征服者于7世纪来到河中地区时，当地的中国器物给他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巧的器物都称作中国的。

　　一百年后，唐帝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决战，巴托尔德认为751年的这一战役意义极深远，“因为它决定了是中国文明还是阿拉伯文明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的确，在这一战后，中原势力绝迹于西域长达一千年，很难不承认它所具备的重大象征意义。但更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这次战役之后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无力西顾，西域唐军不得不撤返内地勤王。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的清帝国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衰弱：尽管经历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清军却未像唐朝那样完全撤出，而能在西域沦陷后卷土重来：左宗棠率湘军1878年再度平定西域。

　　巴托尔德精通阿拉伯、近代波斯、突厥三种“穆斯林语言”，但却不通蒙汉两种语言。伯希和曾说巴氏对穆斯林文献的利用“几乎没有什么字句可以指摘”，但却指出他对蒙汉文献的多处小疵。想来他本人对此也知之甚明，所以本书中河中地区、七河流域着墨较多，东突厥斯坦所占篇幅最小——因为历史上这一地区主要受中国和蒙古的政治势力支配。无疑，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如果他精通汉文，以他的史识，或许能更清晰地意识到，中亚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并不单纯在于蒙古人的军事破坏，也在于755年唐朝势力撤离西域后，丝绸之路的逐步关闭。因为中亚的经济繁荣本来奠基于交换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是贸易而不是制造业。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繁荣仍有赖于新丝绸之路的开辟——它要么是一个人来人往繁荣的十字路口，要么就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