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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都灵的耶稣裹尸布、拿破仑·波拿巴的死亡、肯尼迪总统遇刺等一系列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疑案，对这些案件一直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科学结论，其中一些至今仍然未能视为最终结案。作者列举了这些案件中各种相互矛盾的医学和科学证据，并揭示人们是如何使用或者错误使用这些证据并导致法院判决结果的。这些案件表朗，在疑难案件的侦破方面，即使是最高效的刑事证据实验室和司法鉴定也可能无法做得使所有人完全满意。本书就像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一样充满悬念，吸引读者不断作出各种猜测。

文：齐伯凯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0月
　　
　　就像看完了十五集《CSI》一样过瘾

　　你一定听说过肯尼迪总统被刺案、O·J·辛普森杀妻案，但起初兴致勃勃的你早已经被那些铺天盖地的猜测与怀疑折磨和扰乱得疲惫不堪；你一定很想探究曾叱咤风云却在地球上最偏远地方之一的圣赫勒拿岛上孤独死去的拿破仑的真实死因是什么、著名的都灵裹尸布是否曾在1974年前包裹了一位名叫耶稣的男子的遗体，但起初欲一窥真相的你早已被那些真伪难辨的故事与传闻磨灭了所有的耐心与好奇；你或许不知道电子显微镜、光谱、气体彩色成像等技术和其他上百种法医学分支科学已经与指纹鉴定、血液分析、解剖学等传统法医技术一道，成为刑事侦查人员倚赖的技术手段。那些关键性的证据，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与事件深处沉睡，等待明亮的眼睛发现它们、睿智的头脑唤醒它们。

　　资深畅销书作家科林·埃文斯的主要写作领域是法医学。目前在英国生活的他，正在努力编纂一本法医学百科全书。千万别望而生畏，在这里你用不着翻查繁杂而乏味的大部头工具书去来认识法医学、了解证据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与局限性；埃文斯三百来页厚的《证据：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医学案例》，用十五章分述十五个法医学上的经典案例，从罪案现场到侦查方式，从证据识别到因果推理，从法庭辩论到判决结果，详细具体却又生动形象地记录了每个案例的起承转合全过程，“就像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一样充满悬念”，就像看完了十五集《CSI》(犯罪现场鉴证)或者《刑事侦缉档案》一样过瘾。唯一的不同在于：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著名罪案。
　　
　　充满如此多争议的法医学著名案例

　　埃文斯坦言自己受之前出版《法医刑侦案例》后收到的读者来信中疑问的启发：我们会不会不加批判地过分相信了科学家对证据做出的结论？科学家也是会犯错误的凡人对吗？他们犯的小小错误，又可能会对嫌疑人、受害人和整个社会带来怎样巨大而无法挽回的影响？他用《证据》一书，集中揭示了足以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事实：这些一直引起激烈争论的法医学著名案例，充满了如此多的争议，而且这些争议有可能来源于错误的理论、拙劣的试验、武断的推理、可疑的数据、蓄意的造假、偏颇的立场、可笑的成见、腐败的行径、肮脏的陷害、狂妄的无知甚至纯粹的愚蠢。即使是最杰出的法医学专家，也可能被主观情感、偏识偏见所蒙蔽。

　　我们曾如此地相信警察部门与司法制度可以伸张正义、洗刷沉冤，我们曾如此地肯定专家们在对待证据时都可以尽最大努力地保持深思熟虑、冷静客观、一丝不苟；但是书中的十五个例子是对我们信心至为沉重有力的一击——埃文斯在书中为我们展示的是法医科学的发展史这一“漫长、复杂而又令人神往的历程”与成功故事。但是，与惩恶扬善这一良好愿望与永无止境的斗争如影随形的，是挥之不去的人性的黑暗。这里当然包括了种种穷凶极恶、处心积虑、冷酷无情的故意犯罪，包括了种种缘起懦弱、贪婪、无知、嫉妒、固执而临时起意的犯罪，但更让我们胆战心惊的，是在寻找、确定、分析、解释证据过程中的种种无心之失甚至有心之误。在这个过程中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和证据，更包括了法律的公信力。

　　“科学的任务就是将情感从等式中抹去”，对这一说法最轻蔑的嘲笑，正是来自在长期的忧虑与激烈的争论中、使科学丧失掉自己所能提供的全部利益的根深蒂固的情感。

　　这里面有傲慢：法医学界最早也最有名气的超级英雄唐纳德·斯皮尔斯伯里曾被时人敬若神明，但他对自己的经验与学识的过分自信与固执，放大了他偶然的判断错误，使杀人凶手唐纳德·梅里特在二十七年后才落入法网，并且多让两名女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里面有轻率：当布劳顿勋爵因嫉妒和羞辱而谋杀了奸夫，辩方成功地使被告脱罪的最大功劳，竟然应该归于检控方，他们急于定罪而导致浮躁疏忽，竟然可以犯下“像乞力马扎罗山一样巨大的错误”——指认的凶器手枪竟然不可能发射出用于谋杀的那种子弹！

　　这里面有陷害：为了借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哈里·奥克斯勋爵被杀案除去他的女婿、臭名昭著的道德败坏浪荡子艾尔弗雷德·德马里尼，执法当局恶毒地利用一起谋杀案而组织了另一起对讨人厌却无辜的德马里尼的栽赃与谋杀。

　　这里面有欲望：迷人的年轻女郎雷切尔·尼克尔光天化日之下在温布尔登公园被残忍杀害，所激起的媒体关注与公众同情固然帮助调查工作获得了更多的线索与信息，但也同样为警方设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及早破案的沉重压力，于是无辜的科林·斯塔格成了急欲获得成功的罪案心理分析专家保罗·布林顿的嫌疑人，成了警方精心设计的诱捕计划的猎物，成了并不是万无一失的罪案心理分析方法的牺牲品。警方这一精心炮制的长期计划、对被告人微妙甚至公然的操控和诱导，甚至使主审法官也无法抑制地严词谴责：“警方不但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而且还明目张胆地试图通过最为恶劣的、积极的、欺骗性的行为嫁罪于犯罪人。”

　　这里面甚至还有国家迫害与公众审判的合力：一旦政府当局认定了林迪·张伯伦杀害了自己的婴儿，一旦媒体先入为主、一边倒地妄下论断，各种猜测、怀疑和偏见就如野草般疯狂生长、相互纠缠，形成一种可怕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科学本来应该成为我们权利的一种保障，一座保护我们免受情绪化和偏执这两种危险的坚强堡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将仇恨的火焰越煽越旺。”
　　
　　证据是无罪的，有罪的永远是人

　　唯一可以让我们略感宽慰、不致完全绝望的是，帮助林迪·张伯伦一雪冤情的依然是科学本身，是一群决心将迷案查个水落石出、不折不挠地坚持下去、默默无名的科学家。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除了谴责造成冤案的所有责任人，还将最严厉的谴责留给了使林迪·张伯伦蒙受三年冤狱之苦的伪科学，留给了公诉方专家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过度膨胀的的自信心。

　　刑事案件的调查与审理作为国家和政府行为，公诉方占强势而嫌疑人居弱势地位，一旦权力被滥用、科学被利用，弱者极其容易受到巨大的、甚至难以复原的伤害。因此不但要做到程序正义，更要尽力维护实质公平：必须对作为国家与政府中的暴力机关提出足够高的行为标准与道德操守；必须警惕那些只有被告人供述的孤证，警惕不能形成环环相扣、毫无疑点的证据链的种种必要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的缺失；必须注意与有罪证据一样难以驳倒的无罪证据，注意可以否定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反证。否则，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对科学与科学家的信任，会和人们的安全感一样，消弭无形，无从依凭，难以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采用了谦和包容的开放式叙述方法、事中有事的嵌套式叙述结构，加上作者生动的笔法，使读者身历其境，与书中真实人物同喜、同悲、同忧、同惧，也使读者面对同样的史料与事实，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怀疑权威，警惕权力，这或许正是读者能从本书中发掘出来的、比法医学知识更加重要的财富，也正是三联书店这套“新知文库”所希望的“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沉睡的证据，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唤醒。但证据是无罪的。有罪的永远是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种种的罪过和神性的沦丧，看做源自人性的弱点与黑暗。只有以客观冷静的分析、公正谦和的态度、审慎细致的工夫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探究、去发现，真相才会大白，正义才能伸张。因人性的暗点而缺失的荣耀，也才能重新回到大地上。　

文：吴锡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耶稣裹尸布是真正的圣物还是中世纪的赝品？拿破仑·波拿巴是被毒死的吗？肯尼迪遇刺案是一个阴谋吗？辛普森为什么能逃脱刑事法律的制裁？……打开这本《证据》，在15个疑窦丛生的法医学案例里穿行，悬疑与解密、逻辑与推理交织其中，使阅读的过程既像一场智力的较量，又像一次真实的追踪和探险。

　　这是一本介绍法医学发展过程中富有争议的典型案例的普及读物。这些案件发生的时间从中世纪一直到当代，其中不乏上文提到的那些有着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人们对这些案件一直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科学结论，其中一些至今仍然未能视为最终结案。这些案件或因时代相隔久远，或因办案人员的粗疏造成了现场破坏，导致诸多证据流散，警方在侦破过程中无法形成有力的证据链，因此也就为公诉方和辩护方提供了诸多角力推论的空间。案件的结果也就随之起起落落，无从定论。

　　在遵从判例法体系的国家，刑事案件的审理需要能“排除合理怀疑”才能定论，也就是说一起案件中要能排除所有针对犯罪嫌疑人行为的合理怀疑，公诉方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而这其中，出示证据，让证据来说话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证据是死的，人是活的，不同的人可能基于不同的用意，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来采集和理解证据，由此对案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要穷尽所有的怀疑很多时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历史上，一些惟利是图的专家背弃了科学家的良心，提供了不符合事实的证言，从而影响了案件的结果，造成了对罪犯的纵容和对无辜者的误判。

　　本书中的案例一方面展示了科学的发展为案件侦破带来的“柳暗花明”，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一些法医学家固执己见、左右舆论，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一些陪审团成员则不加质疑地接受专家证人所告诉他们的一切——这些无疑影响了人们运用科学手段对案件真相的探知和对凶手的追索，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天平的“平”和“正”。

　　1821年，被囚禁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死了，由于尸检报告的模糊不定，使得很多人相信他是被英国关押者谋杀的，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他是被砷（中国人俗称砒霜）毒死的。一位瑞典牙医对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求证，他请人运用当时最先进的中子激活分析法，对自己千辛万苦获得的一根拿破仑的头发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头发中砷的含量是正常含量的13倍。为了增加证据的说服力，他又通过分段分析获得数据，证明拿破仑就是死于过量的砷中毒。根据这一“铁证”，他们推论出一系列拿破仑之死的细节和缘由。但是，作者接着介绍了随着中子激活分析法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样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不仅药物中可能含有这种元素，而且生活环境中的砷也极易进入头发，造成含量“超标”，而且拿破仑临死前的症状中没有一个是砷中毒的典型症状。作者利用丰富的科学知识，通过缜密的推理“排除合理怀疑”，推断出拿破仑其实死于医生糟糕的医术，而并非是信者甚众的毒杀。

　　这个例子带给人的启发是深刻的，科学研究不能仅知其一，不知其二。脱离开全面的观点，那么再尖端先进的科学研究也不能带给我们“科学”的真实。科学唤醒了证据，但证据却需要“科学”地运用，这样我们才能还原事实。一个法医学案例就是一个巨大的悬疑，解开谜团、接近真相的过程既充满了艰辛，也闪现着知性的光芒，因此这也是培养人们探索未知的兴趣和科学精神的生动教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法医学的发展史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这其中人的认知手段不断丰富，视野不断开阔，但只有一样不需要改变，那就是人的理性和良心。只有秉持理性和良心这一原点，怀疑和求证才能在科学之路上找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