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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智利诗人聂鲁达流亡意大利期间，居住在一个小岛上，小岛上的人民以捕鱼为生，安静而平和。然而诗人的信件常常堆积如山，需要专人来投递，粗通文字的马洛成为了聂鲁达专职的邮差，每天骑着自行车送信倒也乐此不疲。

诗人们的身边总是美女围绕的，聂鲁达每天都会寄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女士们的占了大部分，马洛看在眼中，不禁产生了和诗人进一步接触的愿望。每一次的接触都令邮差马洛和诗人聂鲁达的关系更进一步，不同阶级的两个人坐在沙滩上谈论诗歌和生活。

马洛爱上了旅馆老板娘的漂亮女儿苏西，于是向诗人求写诗一首送给爱人。聂鲁达回答：“我要写诗一定要有灵感，这个我写不了。”马洛则反问：“你还拿诺贝尔文学奖呢，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写不出来。”大海深沉而宁静，爱情在慢慢滋生，诗人和邮差的友谊也在不经意间加深。

次日，大诗人送给邮差一本精致的记事簿，并骑车来到旅馆，当着旅馆老板娘一家的面在记事簿的扉页上留言：“送给我的好同志──马洛。聂鲁达。”

有了诗人的帮助，邮差的生活焕然一新，他开始尝试写诗，而对生活的细微感受和如火的激情则深深打动了苏西，不久他们携手进入教堂。在婚礼上，聂鲁达收到了国内解除其通缉令的消息。诗人和邮差深情话别，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诗人重新回到革命救亡运动中去，而失业的邮差则陷入了对诗人无限的怀念中去了。从此再没有任何关于诗人的消息。受到诗人鼓励的邮差，开始练习写作，在共产党的一次集会中，马洛有幸成为工人们推选的诗人上台朗诵，场面热烈，令人激动万分。然而，在镇压中，马洛不幸丧命。

几年后，聂鲁达回到小岛，这个时候才知道了邮差的死讯。而苏西也尊重马洛当年的遗愿将他们的孩子命名为聂鲁达。聂鲁达安静的听着马洛当年为他精心录制的声音，马洛在录音带上的声音解释到“第一，是海湾的海浪声，轻轻的；第二，海浪，大声的；第三，略过悬崖的风声；第四，滑过灌木丛的风声；第五，爸爸忧愁的渔网声；第六，教堂的钟声；第七，岛上布满星星的天空，我从未感受到天空如此的美；第八，我儿子的心跳声。”

诗人静静地听着，而大海也在暗自呜喑吧。

文：韩浩月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0月

　　你习惯在每封写给朋友的信的末尾写上P.D.附言吗，看完《邮差》，也许你会在一封信结束之后沉吟一下，补充一些信中没有提到的事情。渔民的儿子马里奥·赫梅内斯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收到了他的朋友巴勃罗·聂鲁达的信和包裹，在信里，聂鲁达除了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了对居住在黑岛上赫梅内斯以及他孀居的母亲、美丽的妻子以及新生儿子的问候，还简单讲述了他在法国当大使的生活。平生第一次收到来信的赫梅内斯没有看到信的附言，他失望极了，直到打开包裹里的收音机，按下播放键，听到熟悉的老朋友的声音传来，这个年轻人不禁跳起舞来，吻了一下他岳母的脸颊说，“我说对了，夫人，P.D.附言！我对您说了，没有不带附言的信……”

　　以录音形式呈现的附言，聂鲁达没有了信中的幽默和调侃，他用深情忧伤的情绪，请求他的朋友———黑岛上惟一的邮差，他的送信人———赫梅内斯帮他录下黑岛上的声音，对已经把黑岛作为精神栖息之地的聂鲁达来说，美丽的巴黎不过是一件“过分肥大的衣服”，在巴黎的冬天，他“变成了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悲伤的皇帝。”他告诉他的朋友，“我的身体不好，我需要大海，我需要鸟儿。请把我家中的声音寄给我。你到花园中去，让风铃作响……然后再拉拉那个最大的钟的绳子，五次，六次。你到岩石那里去，给我录下浪涛的撞击声。如果你听到了海鸥的叫声，把它录下来，如果你听到了恒星的静默，也把它录下来……”

　　阅读《邮差》的时候，我承认自己开始着迷于它的故事，甚至信以为真这份美好的友情，曾如碧波万顷的太平洋上一朵浪花，真实且温暖地亲吻过黑岛边上的礁石。但这只是作者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通过虚构的方式创作的一个美丽故事。当年在一个“五等小报”做文化编辑的斯卡尔梅达，他被报社安排去黑岛度假，顺便采访一下当时声名显赫的聂鲁达的情爱生活，《邮差》就是他采访之余生产出的“副产品”，故事很简单：青年渔民赫梅内斯无心工作，每日在黑岛游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名邮差，服务于他惟一的客户著名诗人聂鲁达，崇敬诗人和诗歌的赫梅内斯争取到了这个职位，在日常交往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赫梅内斯爱上了小酒馆里美丽的女郎阿特丽斯，为了向爱人表白，他向聂鲁达学习“比喻”的用法，最后，在聂鲁达的帮助和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斯卡尔梅达是一位活跃于拉丁美洲文坛的重要作家，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以《邮差》为蓝本将之改编成电影剧本，影片《聂鲁达的邮递员》1995年获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五项提名。斯卡尔梅达的写作深受聂鲁达影响，他创作的大量作品，对于聂鲁达优美诗句的引用随处可见，在《邮差》中，聂鲁达与人的许多对话都洋溢着诗歌的浪漫和激情，斯卡尔梅达通过自己的故事和语言，在传达着自己对聂鲁达崇敬的同时，也使读者对聂鲁达的想象因此变得栩栩如生。书中有不少情节，都堪称一堂精妙的诗歌讲解课，这些对于诗歌之美探讨和欣赏的对话，丝毫没有喧宾夺主影响到情节推进，相反却如珍珠一样，让这个故事散发着晶亮的光芒。

　　“你有月亮的线条，苹果似的风姿/裸体的你，是如此瘦弱，像赤裸的麦子/裸体的你，蔚蓝深沉，像古巴的夜空/美发似攀缘覆盖，鲜花像繁星点点/裸体的你庞大伟岸，发出黄色光芒，就像夏日中金色的教堂。”赫梅内斯将抄袭聂鲁达的诗句塞进了心仪姑娘的胸罩，从不正眼看他的酒馆女郎奋不顾身爱上了邮差，气极败坏的未来丈母娘来到了聂鲁达的别墅，奚落了一番著名的智利诗人，同样被聂鲁达怀疑其真诚程度的赫梅内斯情急之下终于学会了一直令他抓耳挠腮的“比喻”，“即使那个女人用剃刀刮我的骨头，我也在所不惜”，“我的双肺比手风琴风箱的能量还要大”，“可以吹动一艘护卫舰，一直开到澳大利亚”。

　　不得不说，诗歌给了这个貌不惊人的邮差莫大的勇气，而爱情最终让他了解和掌握了诗歌的魅力，《邮差》是一本用诗歌语言讲述友情和爱情的小说，它有着好莱坞电影的夸张表现手法，有着戏剧化的冲突，同时它悲凉的结尾（聂鲁达死于智利政变带来的迫害，赫梅内斯想方设法见了诗人最后一面），也颇为迎合读者“小人物见证大历史”的阅读喜好。译者李红琴出色而流畅的译笔，亦给这个出色的故事增色不少。

　　在人们的通信大多开始依赖电子邮件的网络时代，阅读这本风趣幽默、凸显着文字之美的《邮差》，会有一种独特的感受。不知道在吹着腥湿海风、响着风铃和钟声、飞翔着海鸥的黑岛，还有没有一个叫赫梅内斯的邮差，摇着自行车的铃铛，把信送到聂鲁达故居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是还像第一次敲门时那样，激动而忐忑。

采写：石剑锋 出处：东方早报

　　1995年，意大利电影《邮差》获得5项奥斯卡提名大奖。这部关于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电影，在几乎所有公开放映过这部电影的国家，掀起了一场对一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追思怀念。电影《邮差》原著小说中文版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小说作者、智利著名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日前接受了早报独家专访。
　　
　　　　东方早报（以下简称早报）：小说《邮差》（原名《燃烧的激情》）中文版本月就将出版，你最想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呢？
　　
　　　　安东尼奥（以下简称安）：我对中国读者喜欢这部小说很自信，我希望中国读者在阅读中能分享到快乐和些许忧伤。你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可能会放声大笑，也可能情不自禁的流泪。我也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向中国读者传递来自遥远智利的风情。我更希望中国读者能把你们的阅读感受告诉我。
　　
　　　　早报：许多中国读者只知道电影《邮差》，并不知道原来原著小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对你更是陌生，你怎么看？
　　
　　　　安：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中国特例，在许多地区大家都不认识我和我的小说，可能电影太出名了吧。事实上，在电影上映之前，小说《邮差》就已经被翻译成15种语言。随着电影的成功，也确实有更多的读者开始关注我的小说，中文版《邮差》已经是被翻译的第31种语言了。
　　
　　　　早报：1994年小说被搬上大屏幕，并在全世界获得了成功，但在小说改编之初，你预想到电影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安：坦率地说，我其实对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一直非常有信心。在小说中，除了传统的文学叙述，我还加入了大量的诗歌和幽默元素，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我也认为是非常鲜活的。而让我吃惊的却并非是电影后来的成功，而是摄制组成立之初的豪华阵容让我惊讶，导演、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都非常棒：伟大的演员马西莫·特罗西和菲利浦·诺瓦雷，天才导演迈克尔·雷德福，雷德福把小说中的诗歌、政治和幽默巧妙地融合在诗意的电影画面上，当然电影配乐现在也已经成为经典。
　　
　　　　早报：小说《邮差》的故事发生在你的祖国智利的黑岛上———诗人聂鲁达生前长期居住的地方，但在电影中却把故事搬到了意大利；小说中聂鲁达在皮诺切特政变后于悲愤中去世，但电影中死去的却是邮差马里奥。为什么要这样改动呢？如果按照原著忠实改编并处理聂鲁达之死的话可能更有震撼力，你怎么看？
　　
　　　　安：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了十来年了，并被广泛争议。小说历史背景其实是皮诺切特政变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前后的一段时间，但我的小说重点其实并不是政治，而是谈论诗歌、爱情和自由，这是幸福的真正意义所在。我想小说《邮差》在这方面的处理应该是成功的，它涉及的主体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和时代都是有其意义的。意大利方面最后把小说背景搬到了意大利，时间也改到了聂鲁达流亡意大利的1950年代。你问我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巨大改动，怎么说呢，我前面说到，至少我对电影制作还是非常满意的，而且原著小说中的人物和氛围是典型的拉美式的，不做改动进行拍摄确实比较困难。好坏还是让中国读者在看了我的小说后再作评判吧。
　　
　　　　早报：你对电影男主角马里奥扮演者马西莫·特罗西熟悉吗？
　　
　　　　安：在电影正式拍摄之前，我就拜访了他，他向我解释如何塑造“邮差”这个人物，他当时对我说，“人物表情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人物在心中有许多话要说，但却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表达。”早报：诗人聂鲁达对你意味着什么？作为你的导师和朋友，你眼中的聂鲁达是什么样子的？能谈谈你们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吗？
　　
　　　　安：去年，我在西班牙出版了一部关于我所了解的真实聂鲁达的作品，现在也已经被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我想说的是，聂鲁达浑身充满着诗句和热情，同时他也是一位反讽和幽默高手。他的热情感染了我创作这部小说和写诗。
　　
　　　　早报：在看过电影和小说《邮差》后，总会有个错觉，小说和画面上诗人就是真实的聂鲁达，小说中到底有多少是虚构，多少是真实呢？
　　
　　　　安：请不要这么理解。小说中确实截取了聂鲁达的部分人生片断，但我想要说的是，小说中的聂鲁达和邮差马里奥都是虚构的，我还是希望读者把它当作小说看而不是传记。
　　
　　　　早报：拉美有着伟大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拉美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但你的大部分小说确有着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能谈谈拉美文学传统对你的影响力吗？
　　
　　　　安：可能我和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是，我们都是拉美作家。我喜爱拉美文学，但对我真正产生影响的是文学史上所有的文学经典，比如但丁、莎士比亚、惠特曼、阿瑟·米勒、贝克特等。早报：1973年后，你离开了祖国来到德国，那你怎么看待这段流亡生涯？
　　
　　　　安：政变之后我去了德国，身边所有的一切都被德国文化和德语所包围。在流亡中，我努力重新审视自己和理解周围的一切，在那里我学会用一种清晰和戏剧性的笔调去写作，而不是黑暗神秘的情绪。让我引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那句话，“清晰是哲学家的天职。”

文：周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

    一部好的小说，是能够使人遗忘、使人觉得恍惚的，《邮差》便是这样一部小说。那是一个由文字编织出来的世界，透露着智利西海岸的湿润盐味。有阳光跟随着风的呼啸，让人觉得目眩。而大海上的鳞鳞金色光芒，仿佛永无尽头。一个身影站在最远的那块礁石上，往远处眺望……本书作为一部伟大的小说，一改拉美文学在我们印象中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开创出另一个光明灿烂的文学世界。

    在说起本书之前，先提一下拍摄于1994年的同名电影。在这部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中，将故事的背景搬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意大利。如果仔细比对小说与电影的不同，有一处重大改动耐人寻味。在原著中，诗人聂鲁达在独裁者皮诺切特政变之后忧愤去世；而改动后的结尾，邮差马里奥却在一次暴动中被刺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大约彰显了两种不同的追寻“诗意”的方式。

    再来讲一讲小说《邮差》的故事内容。首先，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虽然其中的诗人聂鲁达确有其人，并且，他的那一段被流放的经历也是真实的。在智利西海岸的黑岛上，住着一个叫马里奥的青年，他的命运从他出生之日起似乎就被决定了:做一个渔民。但是，诗人聂鲁达的到来，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马里奥成了一名邮差，他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诗人聂鲁达。当时的聂鲁达已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并且在政治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与诗人最初的相处中，马里奥并不感觉愉快，甚至，他被一种紧张与敬畏感折磨得快要疯了。但是很快的，马里奥发现了一件能将他从日常的生活与紧张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东西:诗歌。在他与诗人的接触中，逐渐发现了诗歌之美。聂鲁达笔下的优美诗句，使得小伙子的心扉很快被打开了。而此时，诗人与邮差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荡然无存，一种亦师亦友的联系建立了起来。马里奥第一次发现了俗世生活中“诗意”的美好。这是小说中的第一层隐喻，诗人聂鲁达作为文明世界的代表，作为一种更加诗意、更加崇高的生活方式的化身，深深影响了邮差马里奥，将他从原先浑噩的生活状态中解救了出来。

    接着，马里奥爱上了岛上最美丽的姑娘，而他却拙于表达爱情。这一次，聂鲁达充当了媒婆的角色，爱情将整部小说推向了高潮。在马里奥与情人的对话中，在姑娘的母亲和诗人聂鲁达的谈判中，作者巧妙地将聂鲁达的诗歌糅合其间。这一部分的文字，既幽默诙谐，又优美飘逸。而其中，马里奥追随聂鲁达之后亲笔写出来的几首情诗，是那样感人至深，让人禁不住停下阅读，抚摩一下自己被感动得微微疼痛的心脏。这是小说的第二层隐喻，诗人聂鲁达作为诗歌的化身，作为一种诗意而理想化的生活状态的象征，将爱情从俗世中解放了出来，给人以希望。

    而悲剧总是在最高潮的时刻来到，这是生活中最残酷的设定，同时，也是生活中最诗意的开始。在小说中，聂鲁达回到了智利，他对小岛生活的想念，只能从马里奥给他寄去的，录有小岛上各种声音的录音带中得到慰藉。很快的，由于政治形式的恶化，诗人忧愤地去世了。而在电影中，死去的是马里奥，他在一次集会中被疯狂的人群误杀，在他刚刚朗诵了一首聂鲁达的诗歌之后。

    这两种不同的结局，大约代表了两种对于“诗意的生活”的追求。诗人聂鲁达的死是生活的现实，而他的生命与精神，无疑在邮差马里奥身上得到了延续。在本书的第三层隐喻中，聂鲁达与马里奥之间，早已超越了师徒、朋友或者父子的关系，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座对“诗意的生活”执著追求的图腾，他们可以死去，但生活中的诗意永远不会死。而电影中马里奥的死，则是对他个人形象的升华，既然对诗意的追求可以付出生命，那么，在生活中，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在此意义上，两个版本的结尾设置，可谓是殊途同归。

    于是，当我们沉醉于小说的描写而不能自拔时，那个幻想中眺望远方，渴望着诗意与美好的背影，也许，是聂鲁达，也许，是马里奥，或者，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