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姜妍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0月
通过关注协和来关注今日医学
新京报：用著书的方式来关注自己的母校，是出于你的“协和情结”吗？
讴歌：写协和，不仅因为它是我母校，甚至可以说，它只是碰巧是我的母校而已。协和曾经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也是西医在中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发展奇迹，它是“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那时，在外面兜转了几年后再回北京，每次听别人提协和，心里总有一种感慨，就像是时间在我心底划下的一条一条的道。这感慨就是：曾经的那些老医师、骄傲的灵魂，一个接一个离我们远去，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段特别的故事，不可复制。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后人就会忘了还有过这样的一批人存在。
当然写作这样一本书，也有一些我自己的协和情结，它保证了我在创作时带有这样的感情。《协和医事》并不仅仅关注协和，而是一边讲述协和90年传奇，一边关照今日医学。它不仅表述协和，还借协和，表述了其他一些东西。
新京报：其他的东西指的是什么？
讴歌：比如说：好医生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是为医之道和为医的幸福感？病人在医生眼中是什么位置？是什么成就了卓越的医学院和优秀的医学教育？真正的医学如何去关心广大民众？我希望通过解读90年的协和医事，为眼前的困境找到一些标准和答案。历史读起来会比较厚重，加上协和曾经创造了医学的辉煌，剖析它展示的这种标准，会比我们自己直接表述要有力得多。《协和医事》想在医疗这个领域里，弥补一些。
新京报：即使如你所说自己身上有着一种“协和情结”，但后来为什么却选择放弃了医生的职业。
讴歌：这个思想历程说起来漫长曲折。我是在对协和精神的向往、自己体会到的教育和现实医生生活间摇摆不定。坦率讲，就是我们对那种气氛的向往到了现实里，没有落地的可能。
我觉得自己性格不太适合医院那种等级森严的生活，也不想一眼就能看见自己六十岁出专家门诊的样子。至于毕业前，倒也曾闪过一念头，想如果真是在协和里面清清苦苦过一辈子、充实地做学问也挺好，但最后还是下决心彻底放弃了。有些遗憾，不过反而是离开了协和，有人赞我有“协和遗风”，我说真不敢当。但是在写《协和医事》的过程中，我开始承认自己心底确实还是有“协和情结”的，因为我喜欢那种气质和力量。
医生应具备一颗人文心和科学脑
新京报：你提到协和培养的人才要具备“一颗人文心和一副科学脑”，以你在中西方学习和研究的所见所闻，怎么理解这一点？
讴歌：这一点我是极度提倡的。在上一本书《医事》里，我就曾经提过在中国医生的教育过程中，人文方面缺失太多。现代医学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向技术主义倾斜，而以温情的丧失为代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不加以补救，医学院学生在日后面对病人时就会很自然地治病而不是治人，就像个机器修理工，给病人换个零件而已。
在我学医时，接触到的医生，可能是因为教育和工作压力的原因，大多没有对“人学”的兴趣，自己的爱好寡淡，生活单一。而美国许多医学院录取学生时，都会要求有心理学、社会学背景，或是在社区里当过志愿者。我听说周国平的《妞妞》一书中说，在美国有些医学院医学伦理是这一科的建议读本。
一位哈佛医学院学生说过，在哈佛无论医术多高，不理解病人的医生是不合格的。设身处地为病人想，根据他的背景结合他的信息，提出诊治方法，才是真正的好医生，这被认为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素质。“一个人是在哪条学问的川流上放舟不重要，重要的是川流所经之处，自有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溪流汇入其中。”医生的职业特殊性，决定了他可能更需要有其他的溪流汇入其中。当然，现在的中国医生，还有许多其他附加的烦恼和苦衷。
从一个案例反观整体
新京报：这种“人文心”和“科学脑”是不是在过去会体现得好一些？
讴歌：如果做对比，这两方面可能都是现在不如从前。严格地说，我在上学期间接受到的教育，这两方面都没有达到，虽然可能比其他医学院还是稍微强一点。
“人文心”这件事，可能还是需要氛围和引导的。所以，为什么解放后复校，黄家驷要带着一群老协和去北大，告诉那些医预科学生要珍惜北大的时光，打好扎实的基础。那种基础，并不能立刻具体感知它的效果，但日后确实受用，滋养了你。
至于“科学脑”的训练，可能是我在校时，对教学的重视、师资，都已和从前没法相比。基础所的老师是中壮年严重断层，都出国了。到了临床课，能坚持认真教学的临床老师，都是凭着一股理想主义的劲儿，经常一茬茬换，因为搞临床教学不受重视，被认为是排在医、研之后的事。所以，读老协和的教育，感慨很多，人才培养模式、师道、医院及学院……这样的问题，在眼下还是有提升空间的。有时，需要的就是一种氛围、一种理念和一种重视。这些问题，中国其他医学院一样存在。所以说读《协和医事》，其实从一个案例，反观整体。我后来也与现任协和教育处的老师聊过，他们正在努力改善，但仍不是主流。
医生应该遵循基本的道德底线
新京报：协和张之南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对今天现状的一些不满，比如医生走穴、拿红包，但是曾学军教授却认为这些事情都有苦衷，当前医生的社会地位是从未有过的低，而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对此，你怎么看？
讴歌：我特能理解这两位老师的不同看法。他们两位都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都非常能体现协和的内涵，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内涵，他们年龄差了四十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会有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医事》推出时，曾经做过“医事之痛”的访谈，老教授觉得今天很多不良风气都是医生的错，因为他自己一辈子没拿过红包，也没和病人吵过架，好多病人过年时给他打电话，他觉得当医生特别幸福。中年教授呢，则认为一些不良风气其实是生态圈演化、调整的后果，有些是迫不得已，但遵循着基本的道德底线。如果要他再选择一次职业，他说如果像眼前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就不选择当医生了，虽然有时给病人看病看好了，确实很幸福。
确切地说，今天医生的工资，远远低于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性质。经济学家汪丁丁就算过，如果医改，先把所有中国医生的收入提到每月一万以上。我个人非常同意。医疗这个行业需要有相对高的透明收入，来保证从业门槛、道德自律和专注勤奋。否则，在上亿股民、房价飞升的社会，他怎么在社会上能够还稍有尊严地立足，钻研医术治病救人？
人们对医生认识有偏颇
新京报：在今天，社会大众对于整个的医疗团队是不是存在某种理解上的偏差？比如对这个团队某种程度上的信心丧失，而你的书又希望去纠正一些东西？
讴歌：你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社会对医疗团队的理解，确实存在着不少偏差。普通百姓对医学万能的过高期待、中国医生队伍培养的参差不齐、医学自身技术发展分工过细带来的局限，还有医疗体制本身的一些弊病……所有这些，合力酿成了今天对医疗团队认识的偏差。我听一著名医学专家感慨：“中国医生今日的处境，古今中外，都不会这么差了”。其实，这种境地是需要社会合力来纠正的。因为这样循环下去，我们眼看着一些优秀的人不愿再来干医疗这一行，现在高考时好学生也不太愿意报医学院了。最终的后果，其实对老百姓的健康没什么好处。
所以我最后为什么会提到要从协和做起，提升医生的从业自豪感和社会地位形象。因为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丧失，医生和病人好像都没有信心，都很烦恼。《协和医事》希望通过回望历史，重新获得一种厚实感。因为它体现的信仰之地，是古朴的标杆。协和培养一位好医生，是一条艰辛的终身学习之路，而那些医生在面对病人时，也大多体会到的是良性的互动关系。一个好病人可以促进一个好医生的发挥和成长，一个好医生也能更好地诊疗一个好病人。医患关系呼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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