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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巴县人，1908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临时政府北迁，任国务院秘书，1914年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任董事长兼社长，编印《科学》杂志，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执教，后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

陈衡哲(1890年—1976年)笔名莎菲，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有“一代才女”之称。由于关于她的资料较少，一些文史研究者也深感“无米之炊”，半个多世纪以来她的名字很少为人所知。这批家书的发现，对于研究这位不平凡女性的传奇人生提供了新的史料。

任鸿隽、陈衡哲伉俪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大家，二人在科学、教育、文学、史学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收入该书的40封家书是由居住在重庆的任鸿隽的侄孙任尔宁先生提供的。任先生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慷慨拿出珍藏了数十年的任鸿隽和陈衡哲的部分家书，倾情作为民间家书系列图书之一正式出版，并亲自撰写家书背景，辛苦备至，功高至伟。

文：逍遥游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0月

　　同事晓波兄常常说我有“资料癖”。前些天一起去萧三家里“打秋风”，我获得一套《竺可桢全集》，晓波打开看到里面有书信卷，我这个“罪名”就更加坐实。晓波当时有些吃惊地跟我说：“老陈，书信你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吗？绝对的资料癖呀！”说实话，当时在萧三家“打劫”那套《竺可桢全集》，只是为了写文章用得着的时候方便查阅。有些太过专业的书信，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时候都不免枯燥，就是如晓波兄口中我这样的“资料癖”，有时也只是下意识的收集，以备不虞之需。但是相对来说，对于第一手的资料，我自己比较喜欢日记和书信，因为这些最能体现作者的才情和性情。手头有一本《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在书店里看到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看完之后，才发现，这并不是一本只给专业研究的人看的“材料”，更像一本编给普通读者看的优美的散文———那一代人的文笔，实在是太漂亮了。

　　要不是在几年前读了智效民先生的文章《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到现在我对于任鸿隽这个人大概还是陌生的，这也怪不得我，任鸿隽这个人，不被人提起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然而在五四时期，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博士，同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同样是时代的弄潮儿，他所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和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在美国留学期间，任鸿隽结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衡哲也是一位被遗忘已久的人物，不过我们看看，就会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出席国际太平洋学会（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随后任和陈相知相恋，1920年归国之后，两人成婚，而任的老朋友，在绩溪老家遵从母命已经与江冬秀订婚的胡适，对陈也有一份深深的情愫，“发乎情，止乎礼”，任、陈在订婚的当夜邀请胡适一同用餐，胡适写下《我们三个朋友》一诗，成为一时佳话。顺便说一句，任鸿隽还曾经是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在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任职，他还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的创办人，中基会的主持者。翻阅《任鸿隽陈衡哲家书》，遥想当年的事，只能感慨于那些曾经有过的风雅。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以任鸿隽的生命轨迹为经线，以家书背景为纬编排任鸿隽和陈衡哲在每个生命阶段的家书。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家书背景大多比较熟悉，由此也可以看出编者在编辑此书的时候对于一般读者考虑的用心。每一章之前都附有家书的原件，更是增添了这本书的典雅之气，而有时候体验那一代人的文采风流，纵使是用千般语言来叙述，也不及这些原件来得直接，来得准确。

　　阅读任鸿隽的家书，有几个时期让我特别注意，其一是在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任职时，任鸿隽写给大哥的几封信札，在1912年3月9日的信中，任鸿隽提到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一事。这一段史实如今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在当时确是扑朔迷离，革命党人想让袁世凯到南京就大总统一职，以便控制局面，但是袁世凯则担心离开北京受制于人，迟迟不肯动身，当年2月27日蔡元培等人由唐绍仪陪同谒袁世凯，请赴南京就职，袁表示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但是随即不久即发生曹锟哗变。这也就是任鸿隽家书中所说：“近因京、津小有变乱，袁君骤难南来，而统一政府不成，对内对外危险万状。故已放弃前议，许袁君在北京受职……”任鸿隽当时虽然不在中枢位置，想来应有耳闻，所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当时定都南北还是个未知数，但是任鸿隽在当时就在家书中写道：“虽此时都南都北尚未有定，据参议院前议则都南京，然以大势度之，恐终非都北不可耳。”这话如今看看平平常常，但是想想这些话是在时局纷纭的1912年说出的，不得不佩服任鸿隽的目光深刻，就在任鸿隽寄出家书之后不久的4月2日，参议员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而任鸿隽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异日袁君受事，决计不复问政事”。也就是从那时起，任鸿隽科学救国的思想开始孕育。这一家书，实在是任鸿隽生命转捩点的一个见证。其余如留美期间以及主持中基会期间的家书，也均有以上提及的这种结合当时实事为后来者见证历史的特点，不当以单纯的家书视之。

　　20世纪上半期，重庆多私家花园，任家花园即是其中之一。1929年，刘湘兵败贵州，撤回重庆，其下属曾经借助在任家花园，当时任家花园所住多为女眷，每天枪声相闻，不免提心吊胆。任鸿隽的三姐任心一写信给任鸿隽求助。任鸿隽接信之后给刘湘发了一个电报，刘湘接到电报之后遂令部下撤出。任鸿隽和刘湘的往来电报颇值玩味，过去我们在历史上认识的军阀，得到的印象多为骄横颟顸。但是在任、刘的往来电报中，却不乏温情脉脉，这也是第一手资料的好处，这一点在上面提到的任鸿隽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时的语气，也可以对照阅读，才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对于历史过于粗暴，也过于简单。

　　书中的最后三章分别是任鸿隽和陈衡哲晚年的家书，那已经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了。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并没有体现在任鸿隽和陈衡哲写给晚辈的家书里。此时的家书中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别无其他。不过参看雷颐先生给本书写的序言的结尾，答案或许就在其中。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阅读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家书，才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如今，我们在跨越了百年的历史隧道之后谈论任鸿隽和陈衡哲，真有几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凉了。

文：余节弘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4月

    是谁第一个提出科学兴国的理念？又是谁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的《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为我们拾起了一段远去的记忆。任鸿隽、陈衡哲这两个对今天多数人来说感到陌生的名字，曾经承载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第一”。1915年元月，《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其主要发起人任鸿隽便是发出“科学兴国”呐喊的第一人。“一代才女”陈衡哲更是于1917年，写出了白话小说《一日》，率先用文学实践白话文运动。《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像一坛尘封多年的佳酿，一旦启封便沁人心脾，令人陶醉。这两位先贤的家书在历经近百年的动荡后能够在中国现代第一家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佳话连连，渊源深长。

    二十世纪初，一场以崇尚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席卷了当时残败、破落的神州大地。在思想上，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在文学上，它倡导白话文学，反对旧文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强盛与发展。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强国理念，并为之倾尽才华与精力。一代志士任鸿隽，一代才女陈衡哲便是这场运动中的佼佼者。任鸿隽深知:“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于是，他创办《科学》杂志，成立“中国科学社”。原本抱定“终身不嫁”的独身主义者陈衡哲在遇到了任鸿隽之后，成为任鸿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1897年创立于上海、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的商务印书馆，又为这些仁人志士提供了广阔而坚实的平台，几乎所有的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都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新文化运动最直接的实践机构。

    1902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胸怀，组织仁人志士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及编译教科书。1904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引进并出版了近千种科普译著。其中于1922至1924年出版的汉译《科学大纲》被后人视为中国近现代科学传播普及的一大盛举。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时，曾提及《科学大纲》。毛泽东说，他年轻时念科学的时间不多，有关科学的观念大都是从他读过的一套汤姆生写的《科学大纲》中得来的。《科学大纲》第一卷1922年8月问世，两个月的时间就重印8次。全书由各个领域专家撰写、介绍了天文学、地质学、海洋生物学、进化论、物理学、微生物学等科学知识。而这一科学巨著的出版与当时(1922－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任鸿隽先生的辛勤工作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任鸿隽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当然不止于此。其实任鸿隽一生中大部分的科学活动，都和商务印书馆紧密相关。由他主持创办的我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刊物，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自然科学刊物——《科学》杂志，是于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的。作为实践其“科教兴国”理念的一部分，任鸿隽曾致力于将有关于西方科学、教育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而这些专著的出版工作，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完成的。其中包括《教育论》(1923年，译著)、《科学概论》(1926年)、《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1946年，与他人合译)、《现代科学发明谈》(1948年，译著)。《科学概论》，是任鸿隽和科学社许多骨干成员为之努力的、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科学社丛书》中的一本。《中国科学社丛书》的出版，标志着商务印书馆在当时已经走在了中国科学传播的前沿阵地。特别是1929年陆续推出的、后因战争终止的《万有文库》(共约1700多种，计4000余册)，将科学与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推向了高峰。

    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任鸿隽的贤夫人陈衡哲，也曾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1922年)，而且还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作者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史》(1924－1926年，上、下卷)、《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和《欧洲文艺复兴小史》(1930年)等书，是陈衡哲致力于在中国传播人文精神和文化兴国的实践成果。她的小说《西风》(1933年)、《小雨点》(1936年)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任鸿隽和陈衡哲伉俪为中国的科学传播和文化建设所做的努力，和商务印书馆倡导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商务印书馆才和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互为同道，一起创造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传播史上的卓著功业。《任鸿隽陈衡哲家书》的出版，不仅是为了缅怀任鸿隽、陈衡哲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岁月，更是为了通过解读任鸿隽、陈衡哲伉俪与家人的书信，来展现科学在现代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同时通过展现二位先生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对他们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传播的贡献表示敬仰和纪念。可以说，《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代表了一段远去记忆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