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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的散文集。在这部文字平白、看似东拉西扯的小书中，他记录了一个编辑、出版人“以文会友”办杂志“谈情说爱”当编辑的历历往事，彰显出为他人做嫁衣而不厌苦累更不计名利的高尚风范，他对出版事业的满腔热情，更从中可看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艰难前进步伐。

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经当过银楼小学徒，出版社校对员，当过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总经理；他曾主持《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他曾策划《万象》杂志和“书趣文丛”；他曾用二十个字概括自己的编辑生涯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他就是本文作者，本书收录了他的《从旧资料中学习》、《人民有读书的自由》、《旧时月色》、《老年时期》、《文化追求》等多篇散文。

文：陈一丁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如今，在文化界能以“公”相称的人物已经不多了。记得去年张中行先生过世，知识界一片哀悼惋惜，纷纷撰文送别“张公”。偶或圈中的朋友来电谈起近况，兴致勃勃地聊起其近来相与往还的“公”级人物，或如“万荷塘”的主人黄公，再或如号称吃遍京城的“出版大佬”沈公，等等。

　　对于这位沈公，也即沈昌文先生，喜欢《读书》杂志和三联图书的读者一定会很熟悉。关于他的小学徒出身的传奇经历，将编辑出版生涯概括成“吃喝玩乐、谈情说爱”的掌故，过去耳闻过一些，近日又见人撰文描述此公“一边说话一边撩裤脚”，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凉粉(张靓颖粉丝)”的风神形象，忍俊不禁的同时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一句：好一个可爱的老头！

　　说来也巧，最近沈公在上海出了两本小书：《书商的旧梦》和《最后的晚餐》（以下简称《旧梦》《晚餐》），正好逮住机会热读了一把。沈公的文字浅易亲切，如话家常，端的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正如二书的书名所示，《旧梦》中之“书商”典出于当年陈原拜访陈登原，提出要出版他的《国史旧闻》，陈登原于是就在序言写了一句“有书贾来，乃携之去”。对“书贾”的称谓，身为知名学者和出版大家的陈原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仍按原文付梓。延续这个奉作者为“衣食父母“的传统，沈公乃自称为“书商”，于是有了这一集中关于“旧梦”的文字。而后一书，沈公在书前写有简短的“题记”自明心迹：“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而当我以后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餐。现在把两者的若干记事合编而一，有心人不免得到一个印象：此人莫非是参加当年最后的晚餐的犹大？”当然，此“犹大”非彼“犹大”，虽则书名中的“晚餐”二字易使人联想到爱谈吃喝并亲身践行的沈公及其相关文章，而实际上除了后面三分之一的章节谈饮食之外，余下的文章和《旧梦》中那些叙事怀人之作的意旨大抵相近。

　　《旧梦》《晚餐》中的文章大多是因为忆及某一旧事，而因此又忆及与之相关的故人；又或为因人及事。无论因人或因事，既为“书商”的“旧梦”和其“晚餐”桌上的食客，范围概不出文化和出版这一大的畛域。学界高度赞评的女史扬之水，这位《脂麻通鉴》和《诗经名物考证》的作者，在沈公这个十几年的老同事眼里，虽知她有过开卡车卖西瓜的经历，但对于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明清闺秀风格的小楷和一肚子渊深秀雅的学问，禁不住也是惊敬不已。

　　在《文学版图和文化厨房》一篇中，作者以谈“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为开端，拉拉杂杂地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界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阶段性特征，进而指出此种形象是“直接间接地受了政治格局的影响”。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的影响因素渐渐减弱，“大陆的世界文学地图”渐趋正常，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一样，当此一面的弊端渐近消除的时候，另一端新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也即沈公在文中指出的“现在更多的倒是出现了种种的混乱和浪费”，跟风、重复、译文素质下降，等等，这些经验之谈，相信今天出版界的有识之士读了，想必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罢。

　　沈公一向谦虚，自承“鄙人业书五十余载”，主持出版了《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房龙的《宽容》等一大批西方优秀图书，而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成绩斐然。所有这些，沈公只是以一句“我其实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靠点小聪明”轻轻带过，而他在晚年写下的这些回忆文章里，对给予过《读书》杂志和其出版工作以教益和帮助的诸位前辈如费孝通、汪道涵、吕叔湘、许国璋、陈原、史枚、冯亦代等一代先贤大家，表示了衷心的感激和无尽的追怀。在这部分文字中，尤以记陈原这位当年的老领导为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陈原先生的博学、勤奋乃至谦和的长者之风，借沈公之笔，其蔼然巍然的形象必将长留在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和更多下一代人们的心中。

　　写到像陈原先生这样博学多才的长者，沈公下笔庄重；而一到叙及旧时相交的其他故旧，若遇有趣事做“佐料”，手起笔落之间即显示出他生动幽默的特色来。且看他是如何将虱子和翻译家李俍民扯到一起的：“李俍民走后，我又住在原来的床上，用我自己过去的被褥。过一阵，只觉浑身奇痒。慢慢，在裤腰处发现小虫。经请教大人，才知长了一身虱子——俍民先生将从苏北解放区带来的虱子过渡到我的床上和身上了。我没任何埋怨，只觉得好玩。当然也一点没有意识到它的进步意义。”（《牛虻与虱子》）读来令人解颐。

　　前文说到《旧梦》和《晚餐》是两本小书，其实并无对沈公不敬的意思，所言“小”者，特指其精巧的装帧设计。沈公由个性可爱而生的可爱文风，一经过眼就放不下，手不释卷地很快就读完了。而在这走马观“文”之中，半个世纪出版界的风风雨雨，一个个出版人、编者、译者的身影也渐次在眼前生动起来。

文：杨小洲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1月

京城几位颇懂趣味的老叟中，沈昌文先生以会吃著称。有一次听到王学泰先生说，现在懂吃的人多，会吃的人少。这话有些费解，细想起来自有道理。“懂吃”与“会吃”在研究饮食文化的专家眼里，当有所区别。大抵“懂吃”包括懂得择菜、懂得下厨亲手烹制，而“会吃”的要义，则多在品味这些细致活儿的佳妙，吃出感觉来。长沙官话说“懂味”，所指范围甚广，意思并不在饮食上，不过最初亦当从狭义的饮食口味发展出来，大有懂得理会妙处的意思。其实京城里因善馔而为人称道当属王世襄先生，畅安老人烧得一手好菜，买菜择菜做菜全由自己包下，当算作“吃家”。而沈昌文先生“吃性”与“吃情”皆佳，当然不忘对此事有所记录，其新著《最后的晚餐》里《王老教我做菜》一文，说的就是这件事。

沈公写文章喜谈往事，新出版《书商的旧梦》与《最后的晚餐》二书，皆为沈公近些年闲适生活的随笔，所做文章起于本世纪初年，止于２００５年，记录其“老有所感”，内容多为记事怀人，言多涉险，直抒胸臆。文辞洒脱如常，间或亦有其他类如书评等等。文中颇多掌故，可作书话小品来读，总有些滋味。尤其“文学版图与文化厨房”一词颇妙，单咀嚼字面便耐人寻味。作者自言：“职业是编书匠，工作就是同文人学者说短论长，于是饭馆成为最好的聚会地方。近十多年来，喜欢同朋友说的话是：咱们哪天找地方叙叙！这‘叙叙’，不是去中山公园，也不是逛天安门，而一定是去某家餐馆大快朵颐。”话虽这么说，但沈公这二册书里，谈吃的文章并不多，与坊间传言不甚符合，足可知他是擅馔不擅厨，趣味与才情都从“懂吃懂味”上作了交代，讲究的是饭食的品味。

按说沈公是上海人，谈老北京的话题自不会多，信手可写的还是吃食。“我素好饮食，特爱上小馆。”沈公此话颇能看出他平日多喜地方特色口味，在《吃遍中国》文中，沈公道出吃的经验：“老食客目前在北京可讲究的，是吃真正的地道各地风味。于是摸索出一条捷径：去各省市办事处的饭馆吃饭。”坊间关于沈公的传说，一曰他退休后不甘寂寞，每天都必往三联书店走一遭，可见他对三联的旧情深厚。一曰他胸前挂着电子记事本，京城特色餐馆及其地方菜式皆存其内，每日中午必在餐馆用膳已成他的风格。又一曰他下午必到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廊小坐，喝咖啡闲聊，因此想要访他，往此处多可获得。因此沈公晚年生活被注解为：三联、美食、咖啡，释作“文化、品味、闲适”也算贴切。这里不妨引知堂语：“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于生活而言，讲究的正是闲情逸致。

《书商的旧梦》收文四十三篇，每篇千余字，全书统共约八万字，精细可读。全书文章所写皆作者任职三联书店及《读书》杂志期间之闻见与编辑经历，随其所咏，往事风云舒卷纸上。作者自喻“书商”，因而笔底文字轻松，吟风唤雨，洒脱自然。“我这辈子都是做牛式的出版：听话、恭顺，不敢越雷池一步。”读他的文字感受，知他是遇事豁达忍让、为人开朗又自得其乐的好好先生，寻常并不为人事纷纭所恼，但遇到强制性指令，免不了也会作些抗争，这种随和中包含原则，是所谓绵里藏针的性格。书中《阿拉伯数码之灾》一篇，直指出版物中数字用法的规定“实在要不得”，于是“一下狠心：《读书》杂志索性不参加任何评奖。后来，更发展为：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不参加评奖”。读此甚感快慰，见出作者性情。他行文的风格多快语人生，《罪孽之一》说：“曾经说过大话：房龙的作品是我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首先引进的。总觉得，这好歹是功劳一桩，可以称道一下。”颇有些自赏神情，显得憨态稚拙，是通常老年人的顽童模样，不妨作掌故视之。

《最后的晚餐》前部分文章所怀念的皆为作者前辈，所记人物费孝通、汪道涵、李慎之、柯灵、荒芜、吕叔湘、金克木、许国璋、陈翰伯、陈原、冯亦代，多为作者主编《读书》时工作相关，寄托作者的个人情感。此类文章二十四篇，其中尤以写陈原先生文字居多，前后有八篇，正可见出作者情深所系，感慨唏嘘都为多年相戚与共。书中文字婉转有致，多有耿直之言，大可一赞。书中后部分谈饮食，得文十四篇，篇篇有趣。《酒中的糟糠之妻》：“你不妨信步走到街头，找个小酒店，喝它一二瓶‘普京’，或者‘小二’。纵然没有朋友在一起，听听周边的人的言论，也许有某几个老人正在讲齐化门的往事，一些年轻朋友在议论娘儿们的新潮”等等，信笔恣肆，意味深长。到了他这般年纪尚憨态可掬，复淘气可爱，可算为京城一道嘴边风景。全书共收文三十八篇，九万余字，与前面所谈《书商的旧梦》一书相仿佛，似乎“旧梦”与“晚餐”可为姊妹配，倒也玲珑。

此书中所发议论，以《历史的转折》一篇颇具“沈氏文笔”，千余字的篇幅笔走龙蛇，精悍隽永，几句话便说到要害处，来得全不费功夫。这是他一贯作风，铺叙简捷，直奔主题，读起来利落爽快。虽沈文所谈皆琐事，却往往以小见大，不必深悟，趣处自与人说。《人民有读书的自由》一文颇值再读，所谈《读书无禁区》这篇影响甚大的文章发表前后的旧事，文后一句：“不见李洪林久矣！到了今天，提到《读书》，人们总还得先提这篇名文。这消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捎给他呢！”寄怀之语，略表心迹，清浅得让人喜欢。

文：沈胜衣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上海书店的“小三十二开硬精装”系列，最近又出了几本书人闲话式的集子：沈昌文《最后的晚餐》、《书商的旧梦》，傅月庵《生涯一蠹鱼》。

　　沈昌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为国人奉上了一席席丰美的盛宴，至今思之，犹感神旺。“编而退则写”的这两本新书，忆述其接触的文化名人，记录其拿手的“以食会友”，也杂谈经历的事件、书籍与歌曲等，让我们得窥一些出版界的内幕秘辛，一些前贤名士的趣事佚闻。

　　但二书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也许为人忽略的方面，是沈昌文对编辑工作的点滴记写、感慨、思考(以及转述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忝为一个业余写作者，读这种名编的夫子自道，感到是很有意思的“交流”。这当中大量涉及到老《读书》之定位、文章风格等话题。关于《读书》的新一轮风波才刚消停不久，我就不摘录陈翰伯、吕叔湘等以及沈昌文自己早就提出过的好见解来“借古讽今”了，有心人自可看看，或可生“太阳底下无新事”之慨。这里只谈其中一件纯技术性的小事：阿拉伯数字与汉字之争。二十年来，大陆官方规定“出版物中的数字在绝大多数场合都必须用阿拉伯数字”，“学界对此怨声载道。”但沈昌文从一开始就在陈原的宽容下“悍然决定：《读书》不实行这办法”。而不用阿拉伯数字的代价，是不能评上某些奖项，于是沈昌文“一下狠心：《读书》杂志索性不参加任何评奖。后来，更发展为：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不参加评奖”，也不管没有奖项可能关乎“单位处境乃至个人升迁”。

　　这确实够“悍然”，对汉字够义气。相应地，我留意到“晚餐”一书插附的名家手迹中，有一份吕叔湘交给《读书》的文章手稿，里面原本偶有阿拉伯数字，都被用笔改为汉字。这修改，应该是《读书》编辑坚决执行沈昌文的意见；而作为插图，则无意中呼应了“旧梦”一书中那篇令人肃然起敬的《阿拉伯数码之灾》。

　　但编辑修改作者文章，也应谨慎为之。迫于时势的没办法——如沈昌文经手出版的《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在八十年代反响极大，他本人一直引以为荣，只是几本书中一些段落内容当时被他“把关”删减掉，令他至今痛心惭愧，忏悔罪孽——除却这类政治因素的删改，更常见的文字改动，便是编者与作者间一个不大不小的永恒话题了。沈昌文转引张爱玲的《编辑之痒》一文，谈到文章字句被编辑改错了：“尽责的编者看着眼生就觉得不妥，也许礼貌地归于笔误，迳予改正。在我却是偶有佳句，得而复失，就像心口戳了一刀。”张爱玲的感受，该是很多作者的共同体验。沈昌文的意见是：编辑确要尽责，但应当承认编辑总的来说不及作者，要“自愧不如”一些，不应不打招呼就乱改。可是，“编辑之自满，也许大陆这里又胜于世界别处”，沈昌文的谦卑姿态并不能成为“行规”。写这篇《自愧不如》后几年，他又写了篇《一个错字》，讲的是他的《阁楼人语》一书，有处说毛泽东的名言是“不刊之论”，结果被出版社编辑“看着眼生”，改成意思完全相反的“不堪之论”印出来，马上引起别人关注。读到这里，我不禁坏笑兼苦笑：这样的编辑老行尊自己出书都吃到这种苦头了，真是一个好玩的讽刺。

　　以上两个细节问题，也是我所在意的。我发表文章、特别是出书时，曾专门就数字尽量使用汉字与编辑“互动”过，至于字词被编辑乱改而引致“心口戳刀”与苦笑，也不时发生(所幸真正改得好的编辑亦遇过不少)。读了沈昌文这两本书，感到即使不论他在三联书店和《读书》惠泽深远的业绩，光是拒绝阿拉伯数字的勇气，对待作者文章的谦卑，都是值得致敬和怀念的。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能把握哪些当为哪些不当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编辑家。当然，这也是普适意义上的做人的高标准了，以是沈昌文更为难得。

　　沈昌文的“晚餐”、“旧梦”主要内容是“人”，见出作者这个人以及笔下一群人，由人而及书；来自台湾的傅月庵的“蠹鱼”，则主要是谈书，由书而及人。傅月庵也是编辑，但更是书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工作，就因为“整天看书又有钱拿”。读读写写，乐在其中的“生涯一蠹鱼”，结集了这册关于中西文学、古今文人的读书随笔——有点儿近于叶灵凤《读书随笔》的风格，只是在古典雅致与西洋风味中，显得鲜活与浅近些。内容以张潮《幽梦影》之“读诸集宜春”、“读史宜夏”、“读诸子宜秋”、“读经宜冬”来分四季之辑，也让我欣赏；虽然各辑的文章并不严谨对应(就像他的读写往往随性散漫)，但有那么一点意思一份情味，也就好了。

　　书中有不少可赏可喜的典故与见解，摘抄一段，以见一斑：

　　他谈美国女作家Lynne　Schwartz的《读书毁了我》，指出这书名译得不好，原文不是“毁我一生”那么严重，“大概更接近中文‘葬送’一词。明的如龚自珍所谓‘美人经卷葬年华’，隐的如陆游诗云‘万卷诗书消永日’，庶几近乎之。”

　　最后，我还特别喜欢傅月庵《后记》所引沩山老人的话：“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他借此表达的是对亲友师长的感激，我倒觉得可以用来形容读沈、傅三书的感受。自然，沈昌文对出版前辈们的亲附，傅月庵在中外典籍中的浸淫，是大有福气地湿了衣裳湿了身心的；我等从这两位“书生型编辑”的小书中转手品读，所得虽不如他们多，点点滴滴，却也正“时时有润”，亦是在书人的雾露中穿行一番了——这样的景致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