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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父亲长长的一生》是《叶圣陶集》第二十六卷的单行本。内容完全一个样，是传略加索引。作者传略仍用叶至善写的《父亲长长的一生》，单行本就用这个题目作书名。索引仍用缪咏禾编的前二十五卷所收作品的《集名和篇名索引》。加上这个索引是十分必要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查找文篇，将会得到不少方便。

文：雷雨 出处：《全国新书目》 2007年第18期
      
　　 叶圣陶老人去世的时候，我还在乡下读书，正是备战高考的紧张日子。印象中慈眉善目鹤发童颜的蔼然长者文化老人在度过了其将近一个世纪的长长的一生之后，悄然离去。叶圣陶连同他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多收了三五斗》和冰心老人的《小桔灯》一样，留在我们心中的就是明达、纯朴、敦厚、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爸爸说，叶圣陶是大教育家，对子女的教育也很成功；叶圣陶又是大作家，长篇小说《倪焕之》可能是新时期最早的长篇小说；叶圣陶也是名编辑，大出版家，他主持的开明书店，主编的《中学生》，名闻遐迩，而茅盾的名字还是他起的，虽然茅盾在成名之后不愿提及此事，巴金、丁玲步入文坛也和他的提携有关，称叶圣陶为中国新时期文坛的元老级人物，是任何人都不会也不该有闲话的。
　　 《父亲长长的一生》是叶至善先生写的一部很独特的书。说独特，是叶至善先生作为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在其八十六岁高龄的时候，还在为自己的老父亲长长的一生不停地忠实记录着，尽心竭力的尽着做儿子的本分。儿子、女儿写父亲传记的，可能有不少，但是像叶至善这样的写法可能不是太多。不仅仅因为自己的父亲的一生过于奇特，更在于叶至善在仰望自己父亲的时候，是如此的坦然、真切，诉之于笔端的是平和、实在，天然去雕饰，真像汪曾祺说过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叶圣陶老先生的人生道路与时代有关，与自己的朋友圈子有关，更与自己的奋斗历程有关。叶圣陶所处的时代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但也是充满机会和希望的时代。我们难以想象，在当下广大的农村乡镇的中小学校，生活着多少中小学教师啊，他们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才智和青春，但是除了我们在重要节庆活动的时候推出几位先进典型外，我们似乎很难在这样的群体中发现众望所归的人物，至于他们能够从小学老师进而到大学任教更是一种天方夜谭的奢望，他们哪有机会哪有闲钱去运作博士学位去崭露头角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是在中国教育上书写了一段传奇。叶圣陶当然没有长期安心于江南甪直学校的闲雅，其夫人在南通教书，虽然没有恋爱的婚姻确是那样的和谐美满。有意思的是来自河南平顶山的一位诗人徐玉诺先生，与叶圣陶也仅仅是文字之交，但是叶圣陶听说徐玉诺自中原远道而来，便热情接待，颇显古道热肠。这种不带功利色彩的文人交往，在今天可能已经不多了吧！徐玉诺晚景凄凉，书中也有提及，叶圣陶还写信给河南老诗人苏金伞请其关照，在河南那样的环境，谁会理会一位落魄文人的唠叨？
　　 叶圣陶交往广泛，与茅盾、瞿秋白等在当时算是激进的左倾人士有很深的交往，但当杨贤江让其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叶圣陶拒绝了；叶圣陶也有激愤的时候，那是在五卅运动的时候，在李公朴闻一多被枪杀的时候，但更多的岁月，叶圣陶还是与丰子恺、郑振铎、朱自清等人比较志同道合，也很有兴趣实实在在地作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这样的群体中，还有一个王伯祥、顾颉刚。叶圣陶老先生后来做了民进的主席，中央文史馆的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它还是开国时候的出版总署的副署长，虽然叶圣陶很谦虚地说自己对于副署长一职甚是茫然，“负其名固不费事，而尽其责则甚难。将如何尽责，目前尚茫然也。”
　　 赵朴初集古人诗句，说叶圣陶是莫欺九尺须眉白，百围已试雪霜寒。是的，这个白胡子白眉毛的文化老人会永远为后人所缅怀所纪念地，因为他的道德文章。《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至善先生不说“著”，而说“写”，算是一种自谦，有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资料也备研究的意思？

文：缪咏禾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1月

　　叶圣陶先生的哲嗣叶至善先生写的《父亲长长的一生》出版后，引起了文化出版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它提供了新文化运动的宝贵资料，有人说这是一本青少年的教科书，也有人赞扬作者抒情的笔调，认为这本书是散文体人物传记的一个范例。从本书的基本内容来看，它的主要价值似乎是展示“文化人”这个特定群体，帮助你了解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

　　“文化人”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同于之前的“士子”、“读书人”，也不同于之后的“知识分子”，专指20世纪上半个世纪活跃在东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一群从事文化活动的人。这一群体人数众多，特点鲜明。他们的作品至今传诵，他们的人品光彩照人，使人缅怀景仰。叶圣陶先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文化人”的本质特点是，他们都从事一项文化职业，如：教育、编辑、出版等等。叶圣陶先生是教育、出版这两界执牛耳者。他在农村小学教了5年书，后来陆续在中学、大学、职业学校、补习班、讲习所、研究班执教，他的教育经验令人信服。他担任过好些刊物的编辑，以识拔巴金、冰心两位著名作者传誉文坛。他开创的开明书店，以特定的年龄段为读者对象，在激烈的甚至是恶性的竞争中，编辑出版了无数全国采用的教材。这个出版社又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职业宗旨，不出版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升学指南、模范作文。坚持出版品位，走出了自己的路。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文化人”的又一个本质特点，是他们对国家兴衰与民族存亡的关切之情。他们所处的那半个世纪，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正是中国的多事年代，大事不断发生。对这些大事，文化人都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他们常用写文章、办报纸、拟通电、发宣言等方式表达看法。他们的言论主张，往往指引当时的舆论，形成时代的呼声。叶圣陶在八年抗战期间的行止作为足以说明。抗战之初，他和全家辗转颠沛，来到了大后方重庆。八年间，从重庆到乐山、成都，再到重庆。在乐山期间，房屋曾被日寇完全炸毁。他先后在巴蜀、武大、复旦等五所学校和四川教科所任职，又曾和其他文化人一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社团，由他起草公布的宣言有《团结御侮言论自由宣言》、《拒绝送审宣言》、《不要内战》文告，有力地说明了一代文化人的政治态度。这里再提叶圣陶做的另一件事。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急需中小学校用的新教科书。叶圣陶接受委托，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全家动员，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编成了3册国文和2册历史教科书，由接收台湾的长官陈仪带到台湾。台湾的儿童在第一时间读到了祖国为他们编写的教科书。

　　“文化人”不是有形的社团，更不是党派，完全以志同道合相凝聚。他们之间过往密切，情谊深厚，有关记载读来使人如沐春风。他们或定期例会，茶聚酒会；或相约中途碰头，三五夜谈。叙别相迎送，华诞相庆贺。通信编号，来往频繁，戏称“打乒乓”。他们之间有和谐的切磋，激烈的争论。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却很少有钩心斗角和落井下石。叶圣陶是他们中间的中介人物或核心，书中记下的人物，有三百余人之多。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书中差不多都有记载。研究新文学史的同志把这本书看做史料的渊薮，是毫不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