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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人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

“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宋徽宗和李后主本来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受到无情的命运的作弄，从荣耀的巅峰跌进灾难的谷底。历史不容假设，但也曾偶发奇想：如果这两个人能够从其所欲，专心致志于所擅长的专业，那又会怎样呢？

“三百年风水轮流转”。同样是在抚顺这个地方。开始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艰难缔造，创业开基，军威赫赫。战胜攻取；随之，他的继承者挥麾出关，中原跃马，实现中华一统；尔后，巡幸龙兴故地，祭祀先祖，耀武扬威；最终，末代皇帝溥仪傀儡登场，卖国求荣，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以囚徒身份回到祖上肇基之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审判和改造。正好应了《左传》中那句十分警策的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文：古耜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0月

在当代文坛上，王充闾是一位钟情于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而又不断寻求拓展和超越的学者型作家。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文化系列散文新著《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以下简称《悖论》），更是把这种特征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开阔、复杂的历史空间里，发掘出一系列既让人眼花缭乱，又令人回味无穷，但以往却又偏偏被人忽视或慢待了的现象与规律，从而有效地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另一方面于当今文化领域众声喧哗的背景下，展示了一种尽弃沉疴而又远离时弊，厉扬高蹈而又沉潜笃实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态度，以致使得通部著作在告诉我们历史有什么的同时，又平添了一种应当怎样读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层面的意义。

曾几何时，学术领域盛行的科学主义和教条主义，把理应多彩多姿、活力无限的历史研究，变成了一堆硬邦邦的材料和干巴巴的结论。其中渗透的那种冷硬、刻板和孤傲，不仅妨碍着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甚至窒息了历史科学的生命力。显然是出于对上述状况的不满和反拨，近些年来，一些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学者和作家，开始借鉴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试图调动和发挥主体的力量，激活凝固的历史，进而与其建立新型的对话关系。应当承认，这是历史研究的进步。在历史文化海洋里畅游已久的王充闾，明显得风气之先。他的一部《悖论》便自觉吸收了新历史主义的某些营养和思路，并因此而呈现出主体进入历史时的卓尔不群的能动性和开拓性。在这方面，至少有三点洵属难能可贵：

首先，大抵是因为观念误区和思维惰性，时至今日，一些历史著作仍然热衷或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景的渲染，而不那么在意如此事件和场景中人的状态与心态，这种重“事”不重人、直至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自然难以抵达特定对象的纵深处。王充闾不是这样，他的《悖论·自序》明言：“人，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研究历史活动，再现历史生活，自然应该着眼于‘春灯走马’般穿行其间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这便决定了他笔下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的命运史、精神史和心灵史。而这样写成的历史庶几更接近它应有的本质。因为按照王富仁的说法，“历史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的记述”。人若不在，史从何来？

其次，环顾今日的历史文化著作，聚焦于历史人物的作品虽然尚有若干，只是其中以封建帝王为观照对象，特别是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立群体而加以集中透视和剖析的，却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或许有多种缘故，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一种观念的偏颇——封建帝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压迫者和专制者，是不应该也不值得给予过多阐释的。立足于从人的角度把握历史的王充闾，并不这样认识问题，相反，在他看来：封建帝王“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悖论·自序》）。这使得他们更具有认识和审美的价值。为此，他的《悖论》牢牢锁定了中国皇帝这个特殊群体，围绕其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多变的历史命运，展开了精细探照与深入生发。从全书效果看，这种探照和生发是成功的。无论是“祖龙空作万年图”的秦始皇，抑或是“建业千宫继统难”的朱元璋；无论是“弓刀夜雪三千骑”的完颜三兄，抑或是“天骄无奈死神何”的成吉思汗，都浮现出以往鲜见的人性蕴涵和精神意义，从而给读者以新的艺术感染和历史启迪。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王充闾在解读中国皇帝的精神世界与历史命运时，没有让笔锋仅仅停留于线性的功业成败的勾勒或平面的道德优劣的评价；而是以此为背景，大胆引入了哲学和逻辑学上“悖论”的范畴。也就是说，让自己目光的雷达和思维的触须，毅然进入二律背反、两难冲突这类无解性的历史矛盾之中，去潜心梳理和认真破译那些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所谓历史的吊诡：始皇帝焚书坑儒，严防读书人造反，而最终亡秦的却偏偏是不读书的刘、项；功业把“流氓皇帝”刘邦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名声受损；宋徽宗和李后主原本是绝代才人，却偏偏被拥上了“九五之尊”，他们以才人的资质做皇帝，其结果只能被命运所作弄；从努尔哈赤到溥仪，三百年风水轮流转，播下龙种的地方却收获了跳蚤……毫无疑问，这种梳理和破译，常常是伴随着迷惘和困惑的。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之所从。”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正是这过量的信息和多歧的前路，构成了历史应有的真实性、复杂性和丰富性，而我们只有面对这种真实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历史的深层脉跳。

一部《悖论》承载了大量非理性的、不确定的、充满了矛盾和变数的历史细节与现象，但是却不曾因此就把历史降低为一连串偶然的、无序的人物和事件，更不曾由此下滑，让历史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在这方面，作家的基本态度是：与历史对话，正视其波谲云诡，承认其变幻无常，但更注重其真味与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