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郁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0月
汉娜·阿伦特在１９５２年５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她当时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可惜的是，阿伦特的赞誉只是她匆匆的法国之行的简单印象，而且这种印象跟法国当时流行的对加缪的看法正好相反。尽管１９５７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直到１９６０年去世前夕，加缪在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声誉有些不妙地正呈现直线下滑的趋势。与他有相似命运的，在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２０世纪》一书中还有莱昂·布鲁姆这样“被遗弃的先知”和雷蒙·阿隆这样“局外的当局者”。不用过多地猜测或分析原因，那些已经不再重要。时至今日，当历史的烟尘逐渐被风吹走，历史的轮廓开始清晰的时刻，被蒙蔽和污蔑的残缺的人物肖像也开始变得完整，被遗忘的也注定被记起，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一书就是对２０世纪的法国的那些被遗忘的知识分子最好的追忆和见证。
２０世纪的法国据说是“知识分子的世纪”，如果说这是一种赞誉的话，我想这种赞誉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法国最大牌的知识分子萨特。这位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灵魂人物，无论在场与不在场，对法国知识分子都是一种象征和引导。在２０世纪的法国这个“涣散飘摇”的国度中，萨特的“介入”把知识分子引入了不同于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政治领域中，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否加入共产党？是否在请愿书上签字？这些都成为了一个诱人而且迫不及待的选择。也许知识分子躲在书斋中的日子过于寂寥了，所以当萨特用“介入”的姿态提倡参与政治的时候，才会振臂高呼，应者云集。这位法国最为著名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多重的身份交叉之后终于交融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分析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政治以及如何“介入”政治的问题了，而是你选择并加入了哪一阵营。多年之后的今天，托尼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知识分子的病症”的要害所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而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是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的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对德雷福斯；在一战前做国际社会主义抑或做完整民族主义者；在３０年代加入纳粹抑或反对纳粹；在沦陷期间支持抵抗运动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战期间选择共产主义抑或选择‘资本主义’，支持西方抑或支持东方；赞成去殖民化或捍卫帝国政治；宣扬激烈反对独裁政治抑或保证总统制政府的稳固；以及每时每地在左与右之间做出取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词汇定义自我，进而在大半个世纪里为法国的公共辩论定性定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这些词汇来思考问题，或企图违犯之，或完全脱离这种常规界定，那么，他似乎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还记得为何加缪在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圈中变得声名狼藉么？因为他拒绝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请愿书上签字，他对此保持了沉默。尽管这种沉默遭到了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非议和愤怒，但是他对此无愧于心，“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而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又遭遇到了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保持沉默的责难，而他对此的辩护也多少显得无力：“我一直谴责恐怖。因为我必须谴责一种，比如说，在阿尔及利亚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袭击我母亲或我的家庭。我坚定地保卫正义，但首先，我要保卫我的母亲。”在加缪看来，所谓的正义和真理，并不是简单地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他所厌恶的正是那种抽象的概念、虚空的真理。如果仅仅用一个名字就可以替代了万千的杀戮和纷飞的炮火，我相信，加缪会毫不犹豫地在情愿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可惜的是，名字太轻，那个名字所代表的名誉也无法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相抗衡。所以倔强的加缪注定成为一个孤独者，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局外人。
托尼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选取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确切的说是三个最终远离法国主流知识分子圈的局外人：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他们之间的相似点集中体现在他们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世人的厌恶、怀疑、蔑视和嫉恨之下，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什么才是“不负责任”？用托尼教授的话说，这是一种“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摒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责任的倾向”。而布鲁姆、加缪和阿隆走向了知识分子的反面，走向了“政治介入”的反面，走向了在左与右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反面。还以加缪为例，在他看来，这才是巴黎知识分子最让人厌恶的地方：他们过于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且他们总是可以把一切事情简化为自己想说的那种东西。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更是让加缪意识到了一种“沉默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如果非要有一个立场需要做出选择的话，不应该是左与右的选择，而应该是知识分子的选择，即他有权选择不采取立场。在这点上看来，无论布鲁姆还是阿隆，他们和加缪的意见无疑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成为了“被遗忘的先知”，法国知识分子的“局外人”。
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导论的开头提到了一种“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辩证法，大意是说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的一切，革命后的新秩序必须极力证明改朝换代的程序是正当的，所以必须宣扬自己新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还要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我觉得这个从历史到政治的辩证过程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是揭露出了历史的政治本性。历史是胜利者的书写，所谓成王败寇，其实是历史的吊诡处所在。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作为２０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局外人”，如今开始声名显赫，遭人追捧，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温情脉脉的另一面。可是，有谁又敢大胆地预言数十年后他们的历史命运如何呢？有历史家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看来，这句话还不够确切，历史，其实是任胜利者打扮的小姑娘。这样说是不是有些太过于悲观了呢？至少我还有选择喜爱谁的权利吧，萨特一组还是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一组呢？我想，在我生活的时代里，我还是会冷静地认同托尼·朱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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