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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斯的《大学之理念》写于希特勒专政晚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际，当时德国大学经历了最为深重的内外灾难的洗礼，本书是作者对大学理念的一些思考的结果。本书的主旨是：大学是一个人们可以在此自由地探索真理、教授真理的地方，也是一个人们可以为了这一目的蔑视一切想剥夺这种自由的人的地方。为了阐述这一理念，作者首先考察了大学精神所安身立命的人类精神生活。然后作者分析了大学的目标和必备条件：大学的任务、功能、制度和学科分类以及大学所依赖的人的因素和国家社会条件等。

文：林东林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0月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同是作为２０世纪存在主义的两大高山，在国内海德格尔的书出得向来齐全，而雅斯贝尔斯的书却出得零零碎碎，雷蒙·阿隆、阿伦特的书也是如此，４月份刚刚面市的雅氏这本《大学之理念》，便是他众多著作中的一个小册子。

自从在古希腊发轫以来，大学的理念一直都是西方传统的组成部分，刚刚过去的２０世纪，有关大学理念的话题也一再为德国知识界所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１９２３年，雅斯贝尔斯先是发表了“大学之理念”的演讲。希特勒专政的晚期和二战德国战败之际，德国的大学刚经历过内外灾难空前深重的双重洗礼，雅氏受命重建德国的高教体系，闲暇之余，遂又为１９４６年惊魂未定的德国写作了与其先前演讲同题的这么一本小书。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任何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包含三个相互之间不可缺的方面：学问传授、科学与学术研究，还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在其《什么是教育》一书中，雅氏也曾指出过大学的四项任务，即“研究和教学专业知识课程”、“教育与教养”、“生命的精神交往”和“学术”，其中每一任务借助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加有意义和清晰，这四项任务缺一不可，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继承了洪堡大学职能的基本理念，但是又超越了长期以来大学以教学与科研哪个为重的论争。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职能观与奥尔特加·加塞特颇有共通之处，加塞特曾在深刻剖析２０世纪西班牙政治与欧洲社会和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基础上，提出了大学教育的三项基本职能，即“文化的传授”、“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以及“新科学家的培养”，与雅斯贝尔斯的相异之处在于，加塞特更加注重阐明的是教育的经济原理和大学融入社会生活环境等问题。

把“交流”也作为对大学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要求，是雅斯贝尔斯大学思想中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把“交流”提高到了精神交往的层次，甚至认为所有的大学成员都有精神交流的义务，尤其是在学术圈子里。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交流是通过辩论和讨论来维持的，因为只有当交流者被逼问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能够清楚他们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这些交流“孕育着新的洞见和精神火花，使大学变得异常有活力，成为不同学科与世界观的交汇场所”。所以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即使在现实社会中看起来最离经叛道的观点也应该引入到大学里面，这样做是为了给富有成果的学术争鸣（交流）创造机会，也是为了“不计任何风险地拓宽知识的视野”，让高超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智力水准成为大学的唯一决定因素。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雅氏之所以强调“交流”在大学中的作用，也是与其在政治领域中强调要“与他者对话”的观念相一致的。顺便提一下，作为雅斯贝尔斯的私淑弟子，阿伦特在其政治哲学思想中也继承了他的这种认识。不可理解的是，作为存在主义的半壁江山的海德格尔，则恰恰与此相反，他的哲学思想太看重自我内心的伟大，由于没有“他者”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对话，这一点与他陷入纳粹的政治泥淖中不无关系。

在雅斯贝尔斯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是大学理念和大学建制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要误解了雅斯贝尔斯的意思，他所阐明的，其实不是要根据大学的理念来实现配置大学的建制，而是要提防大学的建制失去大学的理念，因为“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取消，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在雅氏看来，大学的理念要靠每一位教师和学生来实践，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从雅斯贝尔斯自己的大学经历中，也不难看出，最使他痛心的并不是纳粹时期官方对作为自由精神之实现的大学的暴力摧毁，而是在纳粹上台以前大学内部已经出现的自由精神的衰退和大学教授与学生对自己崇高责任的懈怠，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一点意味着大学的终结。

值得玩味的是，在考虑到大学理念的时候，雅斯贝尔斯还把聚集到大学里的人和国家与社会的力量作为既是先决条件又是限制因素的重要事实。

从人的因素来说，大学的性格源自于它的教授们，同时大学生活对学生的仰仗也并不少于教授，因为“在一所学生资质不称的学校，最好的教授都会举步维艰”。所以雅氏重点提出了大学应该致力于培养哪种类型学生的问题，并从天资的种类、分布与大众的特性以及选拔的程序诸方面一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和讨论。

从国家和社会的因素来说，雅斯贝尔斯把大学的生存归功于社会，因为“社会需要在自己领地内的某些地方开展纯粹、独立、不偏不倚的研究”，但同时大学的生存也要仰仗政治的关照，只有“在国家关心的时间和地点它才有可能存在”。所以对于社会而言，大学应该发挥服务于普遍人利益的基础研究和学术与实际技能训练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由于大学“只对真理的发展承担着无限责任”，所以势必会和政治、政府的监控产生抵触，但是国家应该保护大学不受一切形式的干涉，因为“大学的功能是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心智良知”。在大学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同时，雅斯贝尔斯对其随着社会职业变化而变化的警惕与担心也一直都保持着清醒：入学人数的增长已经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大学的性质与功能，大学已经被迫采用“中学的方法程序”——这对于我国大学今天的现实尤其有借鉴意义。在这一点上，雅氏继承的正是韦伯对大学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以至陷入功能主义的那种担心。

最后再说两点。第一点，不知道是译者不知道还是英文版残缺，这本小书缺少了原版的最后一章，致使有心人因此难窥雅氏大学理念的全貌，这多少是个遗憾，也算白璧微瑕吧。第二点要说的是翻译问题，雅斯贝尔斯的有些书虽然并不难懂，但是却普遍翻译得不怎么好，不是译者没有领悟透彻，就是翻译文体的坏毛病，文字夹生难懂得厉害。但是雅氏这本《大学之理念》，邱立波先生翻译得相当有水准，不但忠实于作者的愿意，而且十分贴切中国人的阅读口味，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翻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