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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算》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对剧中的人和事对号入座，正当作者备感费解之时，一位老教授的来访向他揭开了一段尘封六十六年的秘密，原来《暗算》真有原型，暗合了比小说精彩千百倍的真实的历史！面对如此感人肺腑而又悬疑迭起的故事，身为一个作家，麦家岂能放过？于是便有了《风声》，它并非是暗算的简单延续，而是对一段历史的精彩演绎，是对《暗算》的升华，是向那些无名英雄致敬，更为作者了却了一段传奇性的缘分！

文：谢有顺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中国小说家需要有一次自我追问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对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存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我对中国作家还怀着很高的期待，他们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理应有新的创造激情；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小说仍然普遍沉迷于一己之私，一己之悲欢，而很难从一种小情绪、小格局里走出来，关注更大的母题。文学固然关乎个人，但是，当个人泛滥成千人一面的、公共话语中的个人，当欲望和身体成为新一代作家写作的主题词，小说很可能正在面临着新一轮的精神专制：从过去的被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所奴役，发展到现在的被身体和欲望所奴役——二者的内容虽不一样，但其思想路径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中国小说家需要有一次自我追问：除了写身体的悲欢，我还关注灵魂的衰退吗？除了写私人经验，我还注视“他人的痛苦”吗？除了写欲望的细节，我还承认存在着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吗？假如没有这种健全的精神视野，他写出的小说终归是残缺的。尤其是经过了这十几年的欲望实践之后，中国小说家应该看到，写作的精神气息其实正在发生微妙的流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肯定麦家这几年的小说写作。他那种写法，别的人写不出来——这也是他的写作日益风格化的重要标志。他的小说尽管都是依靠丰盛的想象所写的，但其作品内部却有着坚实的物质感、逻辑性，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从《解密》到《暗算》，再到这部被命名为“《暗算》第二部”的新长篇《风声》，麦家坚持书写一种别人难以想象的密室生活，坚持塑造一种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他在论证这种生活和人格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绵密的叙事耐心和叙事才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品质。
　　
　　以实证精神为叙事基础的写作

　　麦家小说中这种强大的逻辑性和事实感，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能够风靡大江南北的秘密所在。在一个以虚构和编造为主要生产动力的年代，他这种以实证精神为叙事基础的写作，为读者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牢固的边界。

　　这令我想起李安拍摄完《色，戒》之后，对龙应台说，《色，戒》里的东西，“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也是民国时代的桌子，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的。今日的中国，谁还在用这种笨拙的手法在拍电影？它有意义吗？但龙应台评论道：李安这样的“抢救历史”的行动，“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40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他非常自觉，这段民国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见的边缘，在大陆早已湮没沉埋，在台湾，逐渐被去除，被遗忘、被抛弃，如果他不做，这一段就可能永远地沉没。他在抢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历史。”确实，这样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比起《色，戒》来，《无极》、《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电影在叙事上就显得太过任意、武断、随心所欲了；《色，戒》是有事实感的，李安拒绝天马行空，他自觉接受物质材料的限制，遵循历史和生活的情理。这正是《色，戒》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依据。

　　其实比起电影叙事来，小说界更加忽视物质外壳的建构。但材料的虚假，细节的浮泛，正在瓦解当代小说的真实感——多数的中国小说，在进入一种历史和家族叙事时，由于缺乏符合历史情境的可信任的材料，他们往往把真的写成了假的，所谓的虚构，也就成了一种语言的造假。虚假导致小说成了无关痛痒的纸上游戏而日益退出公众生活——今日的读者中间，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不信任小说的精神风气。

　　在我看来，这是小说真正面临的悲剧，也是小说影响力日益沦丧的致命因素之一。麦家显然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试图通过小说实证能力的恢复，通过对真实人格的建立，来重新恢复读者对它的信任。因此，他不滥用虚构的权力，而是把自己的人物放在一个极度封闭的空间里，用坚固的细节、严密的逻辑、迷宫般的叙事来为一种人生敞开丰富的可能性。他写的是敌特工作，是捕风者(密码破译者)的神秘生活，这种生活，因为一般读者不熟悉，本来具有很大的编造空间，然而，麦家主动放弃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自由，而是迫使自己跟着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一步步地往前推进。真正推动麦家小说向前发展的，不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是洋溢在人性和事件里的那种深刻的情理。

　　通过这种情理逻辑的严密论证，麦家所建构起来的小说宫殿才获得了坚不可摧的真实感。《风声》尤其如此。一个人在险恶、闭抑的环境里，要将生死攸关的情报传送出去，他(她)如何掩护自己？如何传送情报？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风声》借由潘教授的讲述、“我”的推理、顾小梦的抗辩、靳老等人的回忆，以及“老鬼”本人潜在的自我陈述，步步为营，小心求证，每一个事实的出现，都可能被另一个事实所推翻，每一种说法的诞生，都可能受到另一种说法的质疑——麦家正是在各种事实和说法的互相驳难中，使人物丰富的内心获得了强有力的塑造。

　　这也是我欣赏麦家小说的理由之一：他的小说是有真正的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生是可以站立起来的；他的小说是在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一种雄浑的精神存在作证。
　　
　　中国文艺的精神转型

　　就此而言，我甚至愿意将麦家的写作，看作是当代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如前面所说，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20世纪以来，小说多写黑暗、绝望和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他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风声》的出现是一个信号。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尽管令人悲伤，但仍有获救的希望；一种贵重的人格、一种庄严的人生并非已经死灭，而是仍然活跃于广阔的世界之中，问题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使之站立起来。把凡俗的人生和雄浑的人生对接，把渺小的人物置身于理想的悲歌之中，疲软的小说也会由此获得一种重要的、肯定的力量。《风声》中“老鬼”的成功塑造，就为麦家进行一种肯定性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一个叫米格的朋友看完电影《色，戒》后说：“对那些把理想埋在心底，用身体的湮灭去成全理想却不曾有过一句辩白的人，政客和看客不敢直视，无法理解，也不会去宣扬。国人，是常遗忘的。”诚哉斯言。“老鬼”式的人生何尝又不是被国人遗忘的？这样的遗忘，映照出的其实是当下文学中触目惊心的精神残缺：没有希望，绝望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光，你写的黑暗可能是假的；没有理想，甚至连幻灭的表达也显得空洞而轻飘。因此，今日的文学，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

　　或许，《风声》和《色，戒》几乎同时登陆中国并非偶然，它恰恰暗合中国文艺的精神转型：在文艺中，在现实中，在一些滚烫的、坚定的身体战争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一种令人尊敬的痛苦、一种庄严高贵的人生；懂得辩识、体认这种人生的民族，才堪称是一个精神已经成人的民族。因此，我乐意把《风声》看作是一个新的、肯定性的文学起点；写出了《风声》的麦家，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作家，他有权写作。　

文：李杰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

　　麦家的暗算系列小说，总是会让人想起几年前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在《风声》中，作为“杀手”的李宁玉和作为“警察”的肥原之间的相互算计、暗自揣测，使每个参与者的心理承受力和表演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但最终的结局，却是难以令人信服。

　　开始，李宁玉传递的情报被顾小梦截获，上面的文字使任何人一眼便能得知情报内容以及老鬼就在他们四人中间，并且署名“老鬼”，完全不像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高手所为。

　　其后，作为“杀手”的李宁玉，在将“警察”的视线转移到吴部长后，又试图将可能的危险栽赃给顾小梦，却还能说服“平民”顾小梦与她一起，以自己的牺牲换来情报的送出，虽与情相合，但与理不符。大家知道，杀人游戏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真话也要当假话说，顾小梦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更令人不解的是，顾小梦的父亲一眼就能看出只有李宁玉才有可能是中共地下党，说明她的隐藏技巧并不高明，而肥原看不出来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本来是文人，凡事都是多谋少断，而且又爱显示自己的小聪明所致，还有就是李宁玉抓住了他的性格缺陷，一口咬定自己是冤枉的，使他犹豫不决，从而错失良机。然而，当已经确认“老鬼”李宁玉已死后，事情还是走漏了风声，肥原却只是拿吴部长是问，将他活活打死而对顾小梦不闻不问———顾小梦能看出肥原等人都看不懂的李宁玉的画中密码，居然没有让肥原怀疑她的身份和动机，难道肥原等人都是色迷心窍，脑子进水了不成？毕竟，肥原不是顾小梦的男朋友，对于这种外表天真而内里手段高明的小姐不会毫无办法、毫无警觉，而在无数次的杀人游戏中，我们早已得出结论：一切皆有可能。而在这出漏洞百出的“杀人游戏”背后，倒是可以说明：麦家还是一个会煽情的小说家，并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杀人游戏”高手。

文：无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

    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是日伪时期，在杭州，西湖边。一座叫裘庄的傍山面湖的大院落。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深更半夜，突然接踵而至地来了两拨人，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接下来是在那浸满死亡之血的院落里展开“情节”:代号“老鬼”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和代号“312”的国民党地下军统人员，依靠高超的破译电码的能力，打入日伪情报组织内部。不料，我党集结抗日反伪志士开会的消息走漏了风声，“老鬼”知情上报，情报却被敌人截获。敌人为找到“老鬼”，把所有嫌疑人，包括“老鬼”和“312”一齐软禁在裘庄，逐个击破。就在这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之际，完全与世隔绝的“老鬼”和“312”却在无数耳目的监视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传递了情报。

    这还不是关键。令人揪心的是，“风声”鹤唳，“老鬼”如何制造假象掩护自己？如何顺利传送情报？如何内心如焚却不动声色？如何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麦家的《风声》在层层谜团中，烟雾迷离，正正反反，似是而非，以超强的叙述速度，逐渐剥开真相之核，那个智力超群、忠贞不移的“老鬼”形象，也浮出冰面。

    虽然麦家仍然存在着常识上的错误。但这本书仍然讲了一个好故事，而且讲得相当巧妙，就好像一个具有超级广角和超级变焦功能的镜头，由几千米的高空俯拍全景，又一下子推进到对“老鬼”的脸部特写，可以从结局闪回到开始。在最后那次摧毁一切的自杀中，死神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从高处看到了所有人的命运，最后才落回到了“老鬼”的身上，看着她经历生命中为正义而战的悲壮时刻。

    如果这不是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故事，我感觉恐怖，它使我们对世界充满警惕。或许身边的你、他、她，商场、情场、官场，都埋设有一个智力陷阱。但如果你和作家一样，相信信仰可以抵抗世界的残酷，如果你只是想看一个关于尊严、牺牲、奉献、精神，关于心灵的宗教的好故事，那这本书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文：胡传吉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2月

世上最难攻克的，是人心的城墙。如秦始皇，虽然他赢得了江山，可是他的王朝最终还是倒在了人心的城墙下。“伟大艺术家”尼禄大帝，纵情于红唇烈焰，惨死于众叛亲离。马基雅维里献给君王的珍贵礼物之一，是面南之术——君王既要有狮子之貌，又要有狐狸之形。人心世界里，永远有兵戈之相，“树欲静而风不止”，符坚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由《解密》、《暗算》到《风声》，读者可以看到，无论紫密还是黑密，所有的密码，都是设置在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解密》告诉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黑暗就要覆盖人内心的光明。人与人不可能完全靠近，也不可能完全隔绝。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无所谓好坏，但是，它就在那里。靠近或隔绝，都是折磨。
麦家的《风声》，深谙人心世界的乖张、不测、复杂。麦家以精确无误的文字，辨认着人心城墙里，最防不胜防的明碉暗堡，最高标的烽火台，最反复无常的“车、马、相、士”。麦家一路克服恐惧、诱惑，备受考验，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最终抵达想象的某种极限。如果一定要说有漏洞，那一定是生活本身的漏洞。在当今文学世界里，麦家就像一个拥有变脸绝技的孤胆英雄，屡创奇迹，但又神秘难测，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他将屹立在哪个山头。
《风声》无与伦比的故事性，显示出麦家强大而坚韧的叙事能力。杭州某处，东西两栋楼：有关于家族兴衰的历史，有关于金银财宝的传说，有关于血光之灾的过去，１９４１年的某夜，两拨人先后住进这两栋楼，肥原等人要在吴志国、金生火、李宁玉、白小年、顾小梦等人中间找出“老鬼”（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再挖出老Ｋ、老虎，以阻断机密情报的外泄，赢得战事的先机。最险恶的人际场景，莫过于面对面的对决，因为彼此都纤毫毕现，人心仅隔肚皮，生命悬于一线，稍有破绽，便难以遁形。鸿门宴之所以流传千古，就是因为面对面的较量，考智商，考耐力，还要比命长命短。
小说的暗线是国、共、日（包括日伪）三方力量之间的生死博弈。相应地，读者也要运用心智，打破常规价值观，去判断三方力量的伦理关系。
洞察人心城墙的主要武器，不是刑具，而是怀疑。只有怀疑，才能全方位调动对峙的不同力量。只有怀疑，才有能量既折磨对方又折磨自己。只有怀疑，才能让内心的撒旦现形。“吴金李顾四，你们谁是匪？”怀疑发挥到极致，但肥原等人最终都没有找到老鬼。面对怀疑，人究竟可以坚强到什么地步，人又可以绝望到什么地步。生与死，都是答案。
常规刑具，威胁人的生命权，但怀疑直接对信仰造成巨大的压力。李宁玉的孤注一掷，将行刑者、侥幸者都拉进了深渊，吴志国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顾小梦能逃出生天，可能是顾小梦摆脱了肥原的怀疑，也可能是，人性的瞬间软弱止住了杀戮的肆虐，“人去楼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肥原望着黑暗的山野，感到双膝发软，心里有一种盲目的内疚和恐惧”。
《风声》长于叙事，但又不为叙事而叙事，作者能借兵戈之相，洞悉人心城墙的内外结构。尤其可贵的是，麦家从不迎合任何一种既定而风行的评价模式。他的作品，干净利落、掷地有声，他笔下的人事，生死兴衰都在合理的有常与无常中。他有自己的原则与看法，所以，《风声》里的老鬼，并不坚硬如铁，老鬼自杀前的崩溃，有装假的成分，也有绝望的宣泄；死于非命的肥原，也并非十恶不赦。作者懂得在破败的真相面前，留有余地。故事性是麦家的法杖，但并未绝对主宰小说的进程，人，才是小说中最庄重的存在，草木虽皆兵，但魔障由人心生。
作者步步逼近当事人的绝境，成功让复杂沉淀出纯粹。善与恶合而为一，《风声》没有偏离人的立场。所以，《风声》血肉模糊，也温情尤存。
《风声》以通明的心灵、节制的手笔，打造了奇特的战场。这个战场竟然有古代战场的余韵：战士虽肉搏上阵，却又先礼后兵，士大夫们嘴里念的是“风·雅·颂”，心里飞出去的却是刀枪戟箭。中国兵道的传统，既有礼节上的阳谋，又有利益里的阴谋。对兵道的拿捏，《风声》几乎是恰到好处。所以我说，《风声》很有历史感、传统感，而很多作家，总是忘了，没有传统感的历史，是虚无主义的历史。
麦家不畏惧历史与生活的圈套，他也不担心真相上门找他的晦气，《风声》之《外部·静风》虽过于繁琐，但作者考证历史之耐心、细心，可让读者叹为观止。历史怎么讲述、简繁如何置换、真伪怎样取舍，对愿意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当代中国作家来讲，一直是难题。每次，我读作家们挑战历史的作品，都有点心惊胆战，就怕被艺“高”人胆大的他或她生生地噎着。至于麦家，是否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讲述方式，且由读者定论。就像张爱玲说过的，大众读者最可爱，一点点好处就可以记你几十年（大意）。其实，读者并不苛刻，亦非无知。《风声》的好处及其它，想必已靠近了阅读者的敏感内心。
女公子王熙凤，曾撰诗句，“一夜北风紧”，看似平常，吐纳之间却凶险异常、内有乾坤。《风声》看似无情，情却在无心处。在我看来，乱世里看到心若止水，盛世里窥见兵荒马乱，都是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