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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皮书”的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堪称奇特的景观。
　　本书通过个案，对“皮书”出版作了大致的描述；由出版及于外国文化历史，引导读者从旁门走向世界。

文：乔纳森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沈展云先生的大著《灰皮书，黄皮书》对苏联、东欧方面的情形着墨最多，关于西欧、北美，写得就相对少一些，尤其是法国，几乎没有提及。书中引用人民出版社编辑张惠卿的话，当中讲到“德国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第6页)，事实上，“列斐费尔”当作“勒斐弗尔”，是法国人，这恐怕要加个脚注，改正过来才好。我过去读过一些“灰黄”书，当中有几本是与法国共产党相关的，今不揣谫陋，浅谈一二，殆难免狗尾续貂之讥。

　　“灰皮书”里关于法共的正面资料是两卷本的《法国共产党史》(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一卷“从法共建党到1939年战争”于1965年11月出版，第二卷“从1940年到解放”则是次年2月出版社。这是法共的官方文本，观点当然是正统的。在这之前，1963年3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里贝尔写的《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1941－1947)》，也属于“灰皮书”系列。由于背景差异，将这本书与《法国共产党史》第二卷对读，颇有左右采获之乐。有趣的是，《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1941－1947)》译者署名“齐伐修”，自然是假名字，取“一齐讨伐修正主义”之意。说到这个“齐”，不妨顺便一提“灰皮书”里的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评传》，译者署名“齐干”，当然也就是“一齐干”的意思。1975年，吉田精一的《现代日本文学史》在中国“内部发行”，译者也署名“齐干”，肯定跟翻译《斯大林评传》的不是同一拨人，因为一本是英文书，一本是日文书，不过“一齐干”的精神应该是相同的罢。1965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出过一本《法国共产党反华言论》，我没读过，所以从略。

　　法共领导层成员的著作，比较有名的要数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78年8月出版。不过，依个人兴趣来说，我更重视哲学、文学方面的理论著作。这当中，要数加罗蒂的书出版得最多：《什么是自由？》(作者名译为“茄罗蒂”，三联书店1954年9月初版，不过，这本书不属于“灰黄”系列)、《论自由》(江天骥、陈修斋译，何钦校，三联书店1962年3月初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5月初版)、《人的远景》(徐懋庸、陆达成译，三联书店1965年8月初版)，此外还有一本加罗蒂、瓦·罗歇等著《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徐懋庸、陈莎译，三联书店1963年3月初版)。加罗蒂是法共政治局委员，法共的官方哲学家，他的理论造诣不算高，不过，眼光还是敏锐的。《人的远景》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副题“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比如近年红极一时的科耶夫，《人的远景》里就有几页专谈他的《黑格尔入门》。

　　不用说，加罗蒂的教条主义气息太浓，现在读来，恐怕让人感到不习惯，他就像法共的官方小说家安德烈·斯梯一样，几乎已被人遗忘了。在我看来，“黄皮书”系列里现在仍很值得一读的法国理论书是亨利·勒菲弗尔的两本。亨利·勒菲弗尔原为法共党员，1958年被开除出党。他的两本书分别是《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65年8月初版)和《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作者名译为“亨利·勒斐弗尔”，李元明译，徐懋庸校，三联书店1966年3月初版)。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勒菲弗尔的语言非常鲜活，《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里的《狄德罗论》、《缪塞论》、《拉伯雷论》，尤其是《魔鬼变形记》，都令人一读难忘。然而，当时柳鸣九先生在《编后记》里讲的主要是勒菲弗尔如何“系统地阐发他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露骨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仅把他一贯的抽象人性论的观点与反阶级分析方法更明目张胆地运用，而且字里行间常对社会主义进行可耻的攻击”之类的话。辛辛苦苦翻译出来，难道就为了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好在——“俱往矣”。附带说一句，名字多次出现的徐懋庸先生还翻译过巴比塞的《斯大林传》和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　第一分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文：易大经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如果以1957年出版“内部书”《不是单靠面包》为黄皮书的开始(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福生所撰《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一文)，今年恰好过去半个世纪。关于中国出版史上这一有趣现象，怀念并不一定在2007。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你别无选择》的小说家徐星，以及诗人食指、北岛和多多，都曾经多次提及皮书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起到的巨大影响。这些书和沈展云先生《灰皮书，黄皮书》中所介绍的政治类书籍不同，是文学类皮书，除了彼时流行的苏联当代文学之外，也有如法国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可以肯定，这些以批判为主要目的，以“内部发行”为购买方式，以一定级别为传播范围的皮书，滋养了包括食指在内的70年代的年轻人，彼时地下文学的星空由此开始建造。

　　可以想像，在一个充满禁忌、精神产品匮乏的年代里皮书拥有者(拥有只是泛指，事实上皮书是被传阅的)的快乐，尤其不能忽视，今天已属经典的文学著作在这些年轻心灵里所起到的化学作用：青年人格的建立和个人世界的完成。只是这种“禁忌的快乐”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往往只见快乐，不见禁忌。皮书出版的初衷，是为了了解西方包括“苏修”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动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灰皮书，黄皮书》中对政治类皮书的介绍可见其一斑，针对的受众也不是食指北岛们。整个备受影响的群体，无论是有名的如以上诸位，还是藉藉无名如《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回忆者，他们获得皮书的方式几乎都依靠“一定级别的孩子们”，有的本身就是高干子弟，因此皮书的影响才得以流布开来。从“反面教材”成为“精神食粮”看得出，普罗米修斯也有历史的偶然性。所以严格地讲，皮书固然对中国的文化思想有其意义，然而这种结果未必是其初衷。应该有这样一个“附注”，正如某观众可以因《阳光灿烂的日子》或《太阳照样升起》深受感动，但作为观众的感动与作为当事人的激动是应区别的两回事。

　　其实何止皮书，在饱含激情的80年代，意气风发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后来功成名就的一代)都得益于这种近水楼台了解世界的机会。对于“比尔·盖茨时代的孩子们”来说，很难理解资讯何以等于了眼界，网络时代的信息唾手可得，毫无价值，连上十个网站也未必能找出一条触及心灵的资讯；更难理解资讯何以有等级之分，网络时代只有付费与不付费，会员与非会员之分，当然，更多是免费的。当年被视为禁忌的西方政治思想类书籍今天的读者已经司空见惯，如果说皮书“不合时宜的思想”早已过时，那么当年以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颓废思想而译介的书(如《局外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则显示出了文学价值的永恒性，这些书在80年代都以正规出版社的名义，一版再版直到今天，读者在书店里不分柜台就能买到。没有了禁忌，很难说还能保持诞生时影响力，对我来说，皮书的影响来自于一本后来只出过一次的书《滨河街公寓》，也就是在这本描写苏联1970年代世相与心灵的书里，我能体会到1970年代读者们所受的震撼。

文：涂志刚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虽然在今日的旧书摊上，偶尔还可以看到灰皮书或者黄皮书，但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灰皮书和黄皮书的时代，确实早已成了典故里的说辞，不再有实际的意义，于是沈展云关于灰皮书与黄皮书的回忆，也就成为读书人对往昔恋恋不忘的情怀，虽然动人，却也只是动人而已。

　　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我们就确实小看了沈展云这本书的意境。虽然这本书没有、也不可能成为2007年的阅读焦点，但作者从报章专栏沉积下来的这些小文字，却有超越于2007年、甚至更久远年代的价值与意义。对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读者来说，一个知识匮乏的年代已经完全不可想像，哪怕它离我们只有短短几十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们读着沈展云笔下的读书史和思想史，难免会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我们已经说过，《灰皮书，黄皮书》的主题绝对不只是怀旧，它也不像一班小众文人所追捧的那样，是一本“关于书的书”。虽然沈展云的写作确实可以激起以上种种怀想，但那毕竟只是属于小圈子的小小情思。对于作者来说，把一段刚刚消逝、却又无法磨灭的历史展现于读者面前，为的可不是怀旧，沈展云想要做的，是告诉健忘的人们，噩梦般的往事，我们忘记得越快，它以各种各样变形方式回归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里面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曾经犯下一时之禁的灰皮书或者黄皮书，而是所有的读者和思想者，为了书、为了阅读、为了思想的自由表达，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可以肯定，类似这样的努力，还需要有人继续做下去。所以，在《灰皮书，黄皮书》出版了却又不可能走红的2007年，以书的名义，以阅读的名义，以思想的名义，以历史的名义，我们应该向沈展云勇敢而深情的写作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