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
文：周立民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1月
蛰存了二三十年，施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重新“出土”之后，带给人们的是一连串的“想不到”：想不到他三十年代主编大气磅礴的《现代》杂志时，不过二十七八的毛头小伙子；想不到半个世纪前，他就写出了那么具有现代意识的心理分析小说；想不到背着“洋场恶少”头衔的“右派”竟然在那些焚心煮骨的日子里平静地做出大学问来；想不到一个新文学作家竟然在词学、碑版研究上有那么高的造诣……总之，中国人喜欢讲“时来运转”，古稀之年的施蛰存算是枯木逢春、老树新花、春风又绿江南岸。但我却常常不大关注他们怎样过五关斩六将的叱咤风云，而愿意去体味他们走麦城的心境。不是说人活着就是为了交霉运，而是哪怕在外人觉得风风光光的时候，其实当事人的日子依旧枯寂日常，所谓“韵事”只能留给好事的后人去想象。饭还得一口一口吃，风光的一面抵偿不了人生的重负，聚光灯下谈获奖感言也就那么几分钟，但十年辛苦不寻常又有谁知道？正如鞋子的滋味恐怕只有脚能说得清，但或许都说不清，才诱惑我总是不断地追寻那些前贤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心态。
拿到沈建中先生的《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后先是一阵惊喜，我很喜欢这样不端架子做文章的写法，以笔记体去追寻游踪自然就得了几分闲趣，而上写天文，下写地理，中言人事，又使看似片断式的文字大开大阖、游刃自如。以游踪串起了施先生的人生履痕，显现了历史的鳞爪，勾勒了许多文人的行迹，这是一本可以读出来的内容比写出的文字多得多的好书。如“漂泊滇南”、“闽中征尘”这两辑所见岂是施先生一人的游踪？分明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抗战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写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状，这点烟火气让我们觉得他们可以亲近可以体察了——如果作者的文字能再有几分闲态和潇洒，而不像现在这么多套语，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在施先生的行踪和交游的字缝中，我读出的仍然不是一个闲人雅士的悠闲。想一想在二十世纪那样的动荡岁月中，哪里还容得文人做陶渊明、谢灵运的梦想呢？正如施先生所言：“我实在坐过一叶小舟在这险绝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能“平安浮过”，可能是天官赐福，但从施先生的一生来看更得益“此身何处不随缘”“随缘易适性”的心境。这种宁静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屏蔽墙，似乎有了它那些喧闹、纷乱的信号都进不来，完全不是，他们如所有人一样都在经历着人生的风雨苦难，但扎根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却能够让他们获得一种巨大的转化能力，这种转化让他们哪怕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够随遇而安、大有作为。人们会问：难道他们不是常人吗？也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常常用物质的标准来看待具体的人生，而在他们则是精神的自由和乐趣，在枯寂的生活中寻一丝精神之乐，这种“心灵鸡汤”上的话，在他们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自然而然。所以我在《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中读到这样的事情，在抗战中施先生居厦门大学时，在烽火岁月中竟能安心于图书馆中大读尼采全集和希腊诗集。敌机来犯，学校怕藏书受损，便采取“藏书于民”的办法将图书馆中的重要图书疏散到教师手中保管，保管着不坏就行吧，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人何以堪还管别的？偏偏施先生不肯将岁月这般交付，而是利用这些资料将宋元人笔记杂著尽读一遍，从中编成《金石遗闻》、《宋元词话》两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大著。《云间语小录》的写作也是这样，“文革”前两年，他刚从农村劳动返回学校，摘去了帽子，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可以想象“生活岑寂得很”，念及旧日的光景，晨兴夜寐之时便写出这一组对故里和往昔时光追思的妙文，这样的写作令我想到了丰子恺在“文革”中写作《缘缘堂续笔》，将人生的荣辱、困难都转化为超逸的文字，在精神的土地上追寻一片蔚蓝的天空。
施先生曾说过：“一九五九年，我以‘右派分子’资格，从嘉定劳动回来，被安置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本职工作十分清闲，一天用不到八小时，因此，我就利用空闲，抄写历代词籍的序跋、凡例，打算从这一方向，收集词学的研究资料，编为一书，亦可以说是别创一格的编辑工作。用了四五年时间，时作时辍，抄成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历代词籍序跋汇编》。”（《杂览漫记·<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施蛰存七十年文选》第772页）
当我们惊叹于施蛰存学问广博有“东西南北”囊括古今中外的“四扇窗户”时，可看到学问原来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时光中做出来的？为此，我深深地敬佩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佩服他们的生命的韧性和不息的创造力、建构力，如沈从文在不能写作之后，开始历史文物的研究，照样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巴金在“文革”中不能写作的时候，可以从事翻译，著名诗人穆旦也是这样。他们追求的不是钞票、汽车和房子，因而也少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平静。所以，我要建议作者再写一本书，不是写施蛰存的“游”，而写他的“蛰居”，这里潜藏着他的人生最精彩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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