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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在描述中，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体裁、叙事方式、由各种艺术手法所构成的相关特色等)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进行相应的艺术分析；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原则，伴随必要而审慎的考证，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以探寻和抉发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向的改变。此书虽然充分吸收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优点，但却已是一部新的著作。

文：章永宏 出处：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7年11月

　　10年前，一部由复旦大学著名学者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以颠覆性的编纂理念横空出世，即刻引发热烈而广泛的关注。但图书出版不久，主编者即主动表示书中仍有不少不当与不足之处亟待改进，将在此基础上推出新著。十载春秋，在充分尊重主编者个人意愿的前提下，这部几经修订的大著已于今年9月下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再次推出。新版图书更名为《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分上中下三卷，全书篇幅由原有的110万字增至150万字。
　　《新著》继续把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来描述，相比旧著虽提出这一理念，但在不少地方有所偏离的缺憾而言，《新著》比较好地将其贯穿全书，对许多作家和作品作了新的评价与解读，包括一些长期被文学史所忽视的重要作家。比如说，明末诗人王彥泓，因以艳体诗为代表作品而为主流文学界轻视，1996版《中国文学史》也并未提及，此次在《新著》中将其补充进去，正是看到了他的作品在表现人性方面的突出意义。“实际上，王彥泓的诗不仅在明末，而且在20世纪的前20年乃至五四以后都十分流行，冰心、钱锺书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也对其推崇备至，称其诗之美可与波德莱尔诗歌之美相通。”

　　《新著》把文学在形式上的演进作为考察的重点，这是1996版《中国文学史》所忽略的。关于这一点，章培恒表示，这是基于主编者本身对形式所产生的新的理解：形式对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形式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内容，而形式是指包含体裁、风格、气韵等的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形式。例如，在《新著》中卷论李贺的有关章节中谈到，“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在他诗中以空前尖锐和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一个敏感的青年所必然具有的对于美（包括美丽的异性）的强烈追求又常使他的这种压抑感与之结合而形成独特的形态。在压抑感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其诗呈现出一种凄艳的、有时甚或凄厉的美，这是中国以前的文学所没有出现过的，也是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诸如此类，《新著》是根据这样的对于形式的理解来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

　　《新著》还着重探讨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以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延续性。《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以及1996版《中国文学史》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而是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具体而言，上古指先秦，中世指秦汉至南宋末期，近世在中国北方指金末元初至1900年，在南方则指元统一后至1900年。更强调的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机械地以朝代划分。同时，在近世文学的嬗变期中集中展示了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五四新文学乃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此外，《新著》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在考证方面也有新的发现和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都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新著》则考证其为从建安至南朝的长期演变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这部关于文学史的著述在认识的更新中完善和提升。

文：丁帆 傅元峰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

    《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中下三卷本，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9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著》)是一部始终贯穿着恒定人性与美学视阈的新著。编者面对文学复杂的历史变迁，着力关注的是文学审美内宇宙的丰富性。在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全新叙述的同时，也对文学史学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在多重向度上激活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经络。

    《新著》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建设意识。在《增订本序》中，编者阐释了其独特的编纂原则，即“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整体看来，全书较好地贯彻了这些写作原则。对“人性”与“形式”的双重关注，构成这部文学史的基本视点，影响了它的文学分期与文学性质的评判。《新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基于人性与审美原则的文学性评判，每一阶段不同时期的文学状貌又体现出层次丰富的落差。对人性与个性的文化心理动因及内涵的分析，是《新著》对不同时期文学风格和审美品性进行描述和判断的前提。人性和个性因素构成该书恒定而内在的文学性线索，它与以往单纯以朝代和编年的呆板时间线索的文学史不同，体现出独特的治史品格。

    《新著》尤其对“近世文学”的“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的阐述是有独特眼光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勾连与衔接来说，此论的整合，形成了“中国文学”作为文学母体下的现代文学与上溯文学璧合的重要依据。在此格局之下，现代文学不仅找到了历史归属感，而且在人性与审美的贯穿之下，找到自身在中国文学史中更凸显的位置。同时，这也有望改变现代文学史区别于古代文学而存在的文学割据现实。长期以来，作为并列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学科壁垒，浑然一体的中国文学被断然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因此形成一个尴尬的接点，影响了两个学科的治史者对近代文学的学术指认。针对这种现状，《新著》体现出深刻的弥合意识，编者不仅仅在断代的意义上消除了这个学术盲区，而且也在内在的史学视角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向中国现代文学史抛出了一条人性发展的线索。正是由于人性视角的存在，编者能够发现一些文学考古者所不能发现的文学事实。以往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和中国文化史、社会变迁史相纠缠，文学考证和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阐释倾向于类型化和程式化，尽管理论支撑有所更新，但呈现的总体文学格局依然缺乏变化。《新著》尽力离开纷繁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主线，搭建文学形式变化与人性发展相因的历史框架，这使它的文学审美意识和人性关怀比此前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更浓郁。《新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美学立场稳定，比如，它对《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有独到而自信的美学评判，对于先秦散文的记述也有大胆的详略取舍。类似的创造性解读加上沉稳的史学架构，赋予了阅读诸多新奇体验和文学启示。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新著》体现出编者在内在学理上向现代的靠近，并使一部古代、近代文学史拥有了吸纳现代文学进入其历史序列的充分空间。由此，我们从中深切地领会到了章培恒先生多年来为建立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这一学科的苦心孤诣——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正在召唤着现代文学的有机植入！

    当然，《新著》的学术意义绝不止于此。中国文学史，无论是古代文学史还是现代文学史，都有僵化的历史主义的求真思维模式。对于文学的专门史来说，这种一元的治史方式会损害文学存在的丰富性。在此学术背景上，《新著》体现的前沿史学观念弥足珍贵。它不仅改变并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的认知，也在文学史学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有诸多启发。正如编者所意识到的那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断代的古今文学衔接期，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文学的价值判断方面，有薄古厚今、去中趋西的心理定势。“五四”文学破立的“革命”特征本身具有历史功利主义的特色，《新著》作为一部文学史，形成了对现代文学基于人性和审美的召唤结构。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接口，让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衔接，并充分获得历史认知中的客观性。由于编者保持了对文学本位的历史形态的清晰追求，作为一部文学的历史，在对文学的审美认证中，《新著》竭力摈除了以历史性体现出来的非文学因素。所以，它对习称为“诗史”的某些作品明确宣告，“诗之是否具有‘史’的价值”属于“道德评价”，“并不属于文学评价的范围”；在是否具有文学性方面，它也对欧阳修的散文有惊世骇俗的认定。这些都体现出文学史家独到的学术眼光，包含他们在文学史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当下，中国文学史写作者的文学标准往往是缺席的，他们对作品的评判只能是从众的毫无学术个性的随声附和。《新著》编者有清醒的文学史观和明晰的文学评价标准，他们对文学伪经典“祛魅”，并对被庸俗文学史遮蔽的文学存在有诸多令人振奋的发现。

    《新著》的文学认证有丰盈的人性内涵，记述文学经典有相对比较明朗的文学标准，审美的文学性原则从未缺席。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生长和现代文学的历史归纳方面，《新著》体现出跨学科的学术魄力，提供了难得的对中国文学进行整体认知的路径。这两点决定了《新著》在文学史学研究领域的先锋特质。

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在我的手边，有两套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套是1996年版的三卷本，另一套是刚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也是三卷本，但两者无论体例还是内容，都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几乎不是在前者基础上的飞跃，而是另起炉灶，凝聚了章先生几十年来学术思想的一部大书。

    最近两个星期，我一直出差在外地，旅途中把三大卷文学史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私心里是想能够听一遍章培恒先生的文学史课程。我读书的时候，章先生风华正茂，刚刚从日本访学归来，担任中文系系主任，西装革履，在校园里非常引人注目。他率先引入日本大学里的教授上课形式，一个人独自开设了四门课程，其中为我们年级开设的是西游记研究。那时临近毕业，我的兴趣已经转向现代文学，没有去选听这门课。

    我们七七级人志在社会，真正埋头做古代学问的人并不多，好像我也没有听到同学们怎么议论章先生的课。但是过了一年，我留校当了八二级同学的班主任，章先生为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我听到同学们强烈的反响，他们说章先生上课用的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但并不讲解教材，每临上课，总是先提问上节课布置同学去阅读的文学史的相关问题，然后就针对同学们的阅读，开始讲自己的看法。令同学们惊讶以致着迷的是，章先生出口成章，每有妙论总是融考据与新见于一体，又时时论及当下的文学现象，古今中外都纷沓而来。记得那一年中秋节，同学们以模仿章先生上课语气为节目，闹得大家乐不可支。

    昨天，我读了当年八二级的同学郜元宝教授的文章，说这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他曾经是“听章先生用绍兴普通话亲口讲解过一遍的。二十五年后再‘听’，觉得比当初课堂讲授丰富多了，但框架无改，声调犹存。”读至此不由得感慨万千。

    二十五年前，章先生在课堂上讲授心得独异的文学史，至今还让当时听课的学生怦然心动。十一年前，章先生把自己的文学史观点传授给他的合作者，通过合作者编撰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其中大部分是别人所写，由骆玉明负责统稿，而他撰写了一篇长长的序文，引经据典，阐述了人性的发展与文学史的演进为同步的道理，与当时主导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反映社会”等主流思想分道扬镳。那部文学史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主要原因是由章先生的长序引起的，换言之，文学史的内容本身还没有完全达到章先生预设的要求。在盛名之下，章先生毅然推倒旧著，重写文学史，一时议论蜂起。

    从这次出版的《新著》附录“执笔者分工”记载来看，不仅执笔者全部换了章先生的学生，他本人还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写作任务，而且绝大部分别人执笔的章节都经过了章先生的亲自修改。也就是说，这部“新著”才是比较准确体现了章先生文学史观的“中国文学史”。书稿即成，章先生因病而住进医院，以自己的生命力量为自己的学术理想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这部文学史新著的学术价值，自有许多专家来评说，我是没有能力去加以评论的。我在阅读中反复盘旋在心底的一个问题是，这部新著究竟新在哪里？为什么读之会感到耳目一新？两年前，曾有人统计，我国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有1600多种，内容是大同小异，重复雷同，抄来抄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很多客观上的原因以外，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缺乏文学史理论的创新。在一个基本不变的大理论框架下面，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多元的文学史。

    我这里所说的文学史理论，不是指那些世界观式的宏观理论，而是指在具体处理、解决文学史现象时所采取的特定的理论视角。比如，如何来判断作品的优秀与否？章先生把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自由表达，具体地理解为作家的感情，以此来作为衡量作品艺术力量的主要标准，看其感情表达的浓密度和强烈性。

    应该说，文学是人学，文学离不开人性表达，也离不开感情的表达。但是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可能是将这种人性的理论转化为作家对于社会批判、阶级同情的两个维度来表现，其感情的强烈与否，往往体现在批判性是否激烈。所以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成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但是章先生所阐述的人性因素，首先是自觉表达生命自由的意识，诗人所感受的生命自由在客观限制中的冲突和反抗，这些客观限制有的来自自然规律(如生老病死，空间隔离)，有的来自社会压迫(如儒家道德，专制体制等)；其次是在其所遭遇的客观限制和矛盾冲突中，其感情的纯真度与浓烈度。章先生把这两条设定为衡量艺术成就优秀与否的标准，那就是置换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判断标准，阐释的空间非常饱满地丰富起来。过去文学史著作里对于一切离开了表达社会内容的作品都加以否定，如对六朝文学中的宫体诗，而在新著里却得到了辩护:“应该说，不附着于道德主题而单纯地表现女性体貌之美，是文学中可以而且应该存在的内容，即使带有暗示情欲的成分，也不能算是文学的罪过——情欲也是人性的基本内容。”自然，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对于宫体诗的指责，还是在于诗人的身份都是帝王贵族，由他们来描写女体，大约是罪加一等的。而新著也同样指出了那些贵族诗人的缺点，理由却是:“缺乏由女性的美而引发的真正的激情。”那些贵族诗人们没有把“女性和女性的美视为对于自我生命具有根本意义的存在。”这是由于他们“雅”而忸怩的心理障碍所致的——还表现得不够彻底和真诚。

    在社会内容与人性内容的天平上，新著的秤砣显然是倾向于后者，对于人性理解的宽泛度可能要超越当代的道德批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坛之争，一大部分是由于对人性欲望的理解发生歧义引起的，如对贾平凹的《废都》、对朱文的《我爱美元》、对卫慧的《上海宝贝》等的批判。(我最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某个道德君子，愤怒声讨《色·戒》时顺便把卑污的口水又射向卫慧，由此可见，从《废都》到《上海宝贝》，都不是那么容易被人遗忘的。)而在古代文学专家章先生的眼里，这样的指责是多么的可笑。

    章先生是“五四”新文学精神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里没有现在那些流行于世的鼓吹国学、企图让中国重返传统的乱七八糟想法，章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古今沟通的学科建设，主要的方法不是宣传现代文学如何从传统中来的，倒是表现为如何用现代文学的观念去理解古代文学，重新界定和挑剔古代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所以他对于传统中儒家文化道德的批判非常严厉，直接把它视为压制人性、破坏艺术的对立面；甚至连温良恭俭让的审美范畴也需要重新检讨，因为其伤害了诗人的艺术表现力。如新著中对苏轼创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新著这些观点的提出，也许会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争论，但其确确实实是一种突破压抑人性的禁区、走向人性自由的努力。

    只要想一想，1996年版的时候，章先生仅仅写了一篇序，为了阐述这个观念竟引用了七条马恩语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原则，还居然引起了大轰动，而今新著的出版，这些原则完全融会于文学史的精神内涵，但这一切在人们看来却是那样的自然而然，势不可挡。

    郜元宝在他的文章里阐述了章先生的文学史观来自“五四”新文学的二周(鲁迅与周作人)传统，其论述甚详，毋须我来转述。但元宝由此联想到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他说:对比章先生的知人论世的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一则无力触及现当代社会政治习俗的实际面貌，二则不敢触及现当代作家的真实行状，单单以美学方法分析作品，代替以历史方法来观照全人，就简直要愧杀了。”我对此言有所触动，只要读一读章先生在第六编“近世文学·受挫期”中对明初文人命运的描绘，再联想到鲁迅在《病后杂谈》里心悚骨立的论述，这都是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也是二周的文学史传统的精魂所在。我对于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最大感受，就是章先生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将对现实的爱憎感情完全倾注在古代文学的论述文字中，这本身就是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这个传统落实到新文学史本身又将如何表达？我还在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