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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
刘跃进像一只无辜的羊，意外地闯入了狼群，他自认倒霉却不悲观。问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但偏偏造化弄人，一切都让他始料未及。
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向人们讲述了这个玩笑。不过，你可能当时没有笑，在合上书的时候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在《我叫刘跃进》中达到了极致。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11月

　　近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与此同时，小说同名电影也将于近期作为首部“作家电影”全国公映。对于小说、电影隆重爆出“双响炮”，刘震云有些轻描淡写：“小说与电影互不妨碍，写作对我有几重意义：不孤单；治病，否则总拧巴容易得忧郁症；有话可以和作品说；它让我痴迷，是文章在写我。”评价新作时，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也是“拧巴”。

　　在《我叫刘跃进》新书发布会当天，刘震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专题采写：

　　本报驻京记者 谢绮珊

　　对话刘震云：

　　“世界上所有的狼都在装羊，

　　所有的羊却在装大尾巴狼”

　　广州日报记者：您写《我是刘跃进》的动因是什么？

　　刘震云：我最大的创作来源是话语，并非故事和人物。在写作之前，找到了“拧巴”这个词，“拧巴”比别扭更别扭。而“拧巴”就存在于刘跃进及其周围。水深火热的生活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

　　“正常人思维混乱，比智商有问题的人思维混乱更可怕”

　　广州日报记者：《我叫刘跃进》讲的是“羊吃狼”的颠覆性寓言？

　　刘震云：生活中的人可以划分成羊和狼两类，世界上所有的狼基本上都在装羊，特别和蔼可亲，是“披着羊皮的狼”；所有的羊基本上都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极精明，买葱买蒜都有算计，说过假话，占过小便宜，但不干杀人放火的事。他这头无辜的羊，意外闯入狼群。无论刘跃进还是寻找刘跃进的人，都同时陷入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羊和狼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

　　广州日报记者：应该如何理解藏而不露的“刘氏幽默”？

　　刘震云：有的幽默，听的时候笑了；有的幽默，听的时候没笑，出门笑了；有的幽默，听的时候没笑，出门也没笑，回家笑了；除了这三种幽默，还有第四种幽默，听的时候没笑，出门也没笑，回家洗洗睡了也没笑，好长时间过去之后想起来，还没笑，但在心里笑了，这叫会心一笑，笑的是事件背后不同的见识。《我叫刘跃进》想追求的是第四种幽默，我称为“雪山下的幽默”，保质期更长。把一件事情努力往深刻里说，过去我也这么干过，以为这是大师干的事。一件事情非要往深刻里说，是因为还没达到深刻的阶段，到了深刻的阶段，就开始往家常里说。就像爬山，没到山顶的时候，说的是山顶的事，真正到了山顶的时候，又开始说山下的事。

　　“《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这种拧巴是思维逻辑的混乱”

　　广州日报记者：您为何说刘跃进就是阿Q的外甥？

　　刘震云：我现在发现这样说不对，阿Q智商有问题，而刘跃进是我们身边的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正常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思维逻辑混乱的人。正常的人思维混乱，比智商有问题的人思维混乱更可怕。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或把第三件事说成一件事。这样的结果是，阴差阳错。如果没有阴差阳错，世界上就没有喜剧。如果没有喜剧，那我们生活的乐趣在哪里呢？

　　广州日报记者：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到《手机》，再到《我叫刘跃进》，有何不同？这又是一次“华丽的转身”吗？

　　刘震云：《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故乡面和花朵》主要说我们每天胡思乱想的价值，没有它的充斥，我们会不会自杀；到了《手机》，往形而上走了走，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这一回《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这种拧巴是思维逻辑的混乱。

　　我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每一次都是在指责和谩骂中长大的，《一地鸡毛》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写得不好，但是大家的看法有时候变得比我还快，一年之后就有人开始说不错，还给我扣了一个“新写实”的帽子。《故乡面和花朵》出来了，所有的人都说，全中国看这个作品的不会超过10人，看懂的不会超过3人，但我现在收到的论文有250多篇，他们不但看懂了，而且写得还很深刻。《手机》和《我叫刘跃进》小说与电影前后脚出来，他们又觉得我投降于影视。“转身”对我而言，更像一种惯性，是这些作品本身要转身。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自我治疗的途径。

　　“U盘把我们生活中许多内容都藏在里面，肯定会有些秘密，而U盘恰恰是容易丢失的”

　　广州日报记者：“手机”里藏的是谎言，“U盘”里藏的是人命，都涉及生活中的隐私。您为何对有“秘密”的故事感兴趣？

　　刘震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对“秘密”感兴趣。秘密再往前发展，有一个词，叫“未知”。人们爱打麻将，其实并不是对麻将感兴趣，而是对未知的局面感兴趣。未知再往前走，会走到第三个状态，叫不可掌控。对于刘跃进，丢了一个东西，又捡了一个东西，是不可掌控的；对于找刘跃进的人，也是不可掌控的状态；当这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的时候，发生了化学反应，又出现了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对于未知，人们既充满了兴趣，又充满了恐惧。

　　广州日报记者：手机、U盘只是一个道具，从中您试图挖掘什么样的人性？

　　刘震云：手机的出现，极大地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U盘把我们生活中许多内容都藏在里面，肯定里面会有些秘密，这些秘密过去可能藏在保险柜里、心里，在保险柜和在心里是不容易丢失的，而U盘恰恰是容易丢失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场面，而是人内心的洪流”

　　广州日报记者：您的小说人物大多是平凡人，平凡人的故事为什么可以给您那么大的创作热情？

　　刘震云：我也写过一些官场的大人物，不仅写过羊，也写过狼，《我叫刘跃进》是把羊和狼拉到一起。小林、刘跃进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逻辑特别像狼，每天关心的全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大事，比如布什会不会下台，下一届美国总统是不是希拉里，八国首脑会议什么的。刘跃进去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为两分钱吵得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其实这两分钱掉在地上也不见得会去捡。这种小人物身上的有趣特点跟世界是小和大的关系。

　　广州日报记者：《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等都与影视发生了关系，您自己如何看待文本和影视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作家电影”这个概念？

　　刘震云：小说被改成电影，对小说而言，无所谓好坏。喜欢看小说的人看小说，喜欢看电影的人觉得电影更过瘾，互不妨碍。所以，我不同意有人说小说被改成电影，就破坏了小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人曾提出过“作家电影”，主要探讨人的意识、潜意识，拍出来的电影非常晦涩。我们针对中国电影内容缺失的局面，提出“作家电影”。其实我们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场面，而是人内心的洪流。

从《一地鸡毛》到《手机》，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向以藏而不露的幽默形态出现。王朔曾经说过：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怎么对王朔构成威胁了？对于记者这个提问，他同样以不动声色的幽默回答：“其实，对我构成威胁的是王朔。那是他的一种幽默，我是不敢当真的。”

　　这位一次次有意无意中“投降”于影视的作家“叛徒”，近日再一次闪耀出场，带着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和同名电影。但他并不同意“叛徒”的评价：“叛徒”的角色我已经扮了好多年了，我真不能听他们的。作为“一只不是那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他还在片中扮演了只出镜两秒钟的角色。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在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前的五年，他都在服兵役。15岁刚入伍，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他遇到了一个长他两三岁的战友。“他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对我影响很大。”当兵没几天，这名战友就对他说：你应该写作，因为你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这名同样来自小地方的战友后来的下场特别悲惨，“突然不想当兵了，当我后来去看他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小村庄，家里很小，但码着很多书，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是很另类的。正因为他不同，整天也不到地里干活，只想把世界搞明白，最后他疯了。他女朋友离开他，另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就把那个男的砸死了，也正因为神经病，没有判死刑。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但引导我走向写作的人是一个疯子。”

　　而最影响他写作的人就是他的外祖母。他的外祖母活了95岁，个子不到1.60米，是一名长工，但在家乡方圆50里非常有名，就像当地一名明星，“转会费”很高，因为她麦子割得又快又好。她的经验就是，割麦子的时候不能直腰，一直腰就再也弯不下去了。这是外祖母教给他的一句老实话，现在写东西的时候也会时常记起。老人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总是以微笑面对这个世界。“这一点我还没有学好，因为真正了解我的人觉得，我的涵养还有待提高。”

　　他否认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他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否则就会吃亏。我们家乡的人不正经说话，人家问，吃过吗？抽烟吗？喝酒吗？回答是：吃过昨天的，不抽大烟，不喝闹酒。但我后来发现跟别的地方人这样说话的时候，处处碰壁，他们把玩笑话当成了正经话。所以，我现在也不那样说话了，但把这种对待世界的语言和姿态放到了我的作品里面。”

采写：本报记者 田志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刘震云小说、电影“双响炮”　　

　　“我知道我笨，这是我聪明的地方”　　
　　
　　“刘震云的新作《我叫刘跃进》被称为“双响炮”，图书和同名电影几乎同步面市，他既是小说作者，又是编剧和总制片人。小说描述了一个羊吃狼的寓言故事，精明人刘跃进陷入了生活的怪圈，被钱财戏弄了感情。小说被称为刘震云的又一次转身，刘震云表示：“这个转变不是体裁、风格、感觉、情绪的转变，而是我写作理念的转变。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打动了他或激怒了他，我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　　
　　
　　萝卜多卖一道，可补贴家用

　　南方都市报：《我叫刘跃进》的小说与电影差不多同时推出，在写的过程中，是先有剧本后有小说呢？还是先有小说后有剧本？写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刘震云：先有小说，剧本再由小说改编。这两件事是不同的，电影比较注重具有表面张力的东西，比如说人物的语言、场景的设置等等，要求的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直接可以摆上餐桌，让大家品味。小说注重的是表象背后的东西，是炒菜前在厨房里剥葱、剥蒜、菜和肉一起下锅的过程。要看热闹场面得去看电影，要想细细琢磨背后的滋味就得看小说了。

　　小说中的对话都很“水”，曹雪芹写宝玉与黛玉的对话就是这样，可以聊很多。电影中是不可以的，上句写“吃了吗”，下句可能就是“我发现这人挺毒的”。

　　南方都市报：“作家电影”是什么概念，你自己怎么定义它？

　　刘震云：“作家电影”的概念是中影集团韩三平提出来的。背景是他对中国电影非常忧虑，忧虑中国电影“内容缺失”。具体地说，就是一些中国电影正在加速变成八月十五的月饼，包装华丽，附属的东西越来越多，价钱越来越昂贵；待到食者一层层剥开品尝时，底层那块月饼，馅已是馊的。所以，他希望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直接投身电影创作。我对“作家电影”是这样理解的，首先要好看；第二要跟当代生活有密切的联系；第三要出现一些典型人物，刘跃进这个人物就是我的一种探索。

　　南方都市报：对于作家与影视的关系太密切，往往有些非议。你怎么看待自己和影视的亲密接触？它对你的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刘震云：很多人都觉得文学改成影视，文本的价值就降低了，这是特别糊涂的。唐诗在唐代是不被人看重的，看重的是六朝的骈文，元朝的元剧也不被重视，明清小说在当时更不是高贵的，大家都视为下九流。我们就别再争什么高下了。这就像家里有个萝卜，一直是生拌吃，突然有人说可以炸丸子，就这样做了。这跟我的创作没关系，跟生活有关系。萝卜多卖一道，让人去炸丸子，可多得一点散碎银两，补贴家用。我说这个前提是，我是一个自由作者，我是以写作为生的，这是我跟“专业作家”的区别。“专业作家”月月有工资，在下没有；我没有因为这个职业，拿过纳税人一分钱。生活不至于狼狈，才可以更好地写作呀。正因为此，我在这方面没有道德负担。

　　南方都市报：你是对小说比较满意还是对电影比较满意？你是对小说读者有信心还是对影视作品的观众更有信心？

　　刘震云：小说和电影各自都是双刃剑。电影要寻找的，是一个有可看性、非常态的故事，它重视的是娱乐性，小说有成熟的叙事形态，它的语感是电影无法表现的。小说是20万字，电影是一个半小时，容量、形式都不同，这是两条渠道，小说的事归小说管，电影的事归电影管，双赢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你对“纯文学”和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是什么观点？如果有人说你是商业化写作，你会怎样回应？

　　刘震云：方式不重要，好不好是第一位的。商业、名利都不是坏字眼，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商业途径体现的，无论《论语》、《史记》、《红楼梦》，还是《莎士比亚全集》。一部小说写完，被改编成电影，这就是把作品送到别人手里的一条渠道而已。我写作的时候不需要从商业的角度考虑，因为最好的商业就是把书写好。
　　
　　每天遇到的人，十个人九个半是难缠的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触发了你想写这样一个故事？

　　刘震云：我写刘跃进，不是对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对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感兴趣。他的原型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出门看到，关起门来也能看到。或者，他就是我们自己。刘跃进精明极了，买根葱，买头蒜，事先都有算计。说过假话，占过小便宜，但也不杀人放火。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活上一辈子，活个“善良”，或就剩下“善良”，虽然他还活着，但现在就这么盖棺论定，不会有太大的闪失。问题是，刘跃进像我们一样，智商虽然没问题，但思维的逻辑是混乱的；有时智商愈是聪明，逻辑愈是混乱。我们每天遇到的人，十个人，九个半是难缠的。难缠不是说他不善良，而是说起话来，跟他说不清楚。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说成一件事。照这样的逻辑办事，事情不阴差阳错才怪呢。

　　南方都市报：《我叫刘跃进》被认为是一个“羊吃狼”的颠覆性寓言。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人物的命运，这是刘氏幽默的作用吗？

　　刘震云：之所以把人分成羊和狼是给大家一个通俗的比喻，鲁迅也曾这么概括：吃人的和被吃的。世界很复杂，几乎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羊和狼的区分，无非是观察人和世界的一个角度，引起我兴趣的，除了刘跃进的思维，还有世界的偶然。我们出门上街，碰到每一个人，都是偶然。坐地铁两人挨着是偶然，街上两车相撞是偶然，有时杀人也是偶然。必然是一个规律，在生活中是重要的；偶然在生活中是不是另一种规律，同等重要呢？还有寻找，羊找羊不稀奇，狼找狼也不稀奇，因为一个偶然，羊在找狼，狼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急切，一波一折，都没有这么激动和撕心裂肺，就有点意思了。它似乎符合冥冥之中的另一种规律。更重要的是，当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时，在刘跃进面前，在刘跃进思维逻辑面前，出现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寻找刘跃进的人，因为秘密的丢失，也出现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当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又会发生化学反应，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而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或大或小，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而且出现的方式是突如其来。接着出现的是什么呢？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幽默藏在这个地方。

　　南方都市报：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刘跃进的性格？刘跃进这样的人，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不多？《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因为生活的压力，也是把钱看得跟命一样重，这两个人，有没有相类似的地方？

　　刘震云：某种思维方式上有类似的地方，但刘跃进不仅一点儿不傻，还用尽了河南人的小聪明。刘跃进身上最典型的当然是他的思维逻辑，另外就是他很特质的幽默，这种幽默是渗透到刘跃进的骨髓里面的，而且刘跃进的幽默跟其他人的幽默是特别不一样的。正是因为不一样，他肯定能代表更多的中国人。
　　
　　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通过写作给拧巴回来

　　南方都市报：《我叫刘跃进》戏剧色彩很浓，小说情节是一环扣一环，丢包、找包，整个过程，错得离奇、又巧得离奇，你自己觉得小说有没有刻意地去迁就影视剧的运作？

　　刘震云：只能说无巧不成书。我除了会写小说，对戏剧和电影半通不通。投拍电影纯属一种偶然，就是跟着韩董(韩三平)和马俪文(电影《我叫刘跃进》导演)上路。我首先遇到的不是这件事，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是搞电影的，看了我的作品对我说，这事咱俩会心了。从我的朋友们身上，从两种文体之间，我学到很多东西，那是另一座山。跟着朋友到另一个山头，再打量自己原来的山，原来也有许多毛病。

　　南方都市报：在写《我叫刘跃进》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让自己觉得难过的地方？

　　刘震云：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愤怒了他，他有话要说。这是人和生活的直接关系。过去我也这么做过，但我现在与他们不同，我要写作，是因为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给拧巴回来，是人和理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整天被世界拧巴着，不找个途径校正一下，恐怕离忧郁症就不远了。或者叫一种心理治疗，写作的过程等于给我治病，不写作我才会抑郁难过。

　　南方都市报：由《一地鸡毛》、《手机》，再到《我叫刘跃进》，你似乎在追求写作的变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自己没有变的？是你一直在坚持的？

　　刘震云：这种变就是我一直没有变的，变是我一直都坚持的。一个写作的人，下一部书跟上一部书要不一样，这是写作跟其他行业最大的区别，其他行业比如制造业、餐饮业，它们特别讲究标准化。我下次吃饭要和上一次吃过的饭味道一样，这个饭馆才算好。而写作恰恰相反，寻找新的东西才有意义。如果失去这种乐趣，只是进行类型化生产，那我就不干写作，我开饭馆去，我当一个饭馆小老板的话，肯定要比写作更容易，肯定要省心得多。写作也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只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其实等于在后退。守旧是守不住的，类型化写作是没有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如果让你自己排的话，迄今为止，你最不满意自己的哪部作品？

　　刘震云：我还真不敢拿出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我倒是不满意我的觉悟。我笨就笨在，对“极致”这个词，过去忽略和大意了，没有早一天与它成为朋友。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段话，一个词，或书中，或生活中，你与他晚交五年，你就会晚觉悟五年；这时对你的耽误就不是五年，而是十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破万年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生活中，把事做绝了，显得有些毒，绝了后路；但艺术与生活不同，艺术是另一场战争，讲究孤军深入，讲究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不是说一篇作品中要死许多人，那样又简陋了，而是活着的人内心的深入。如果做不到深入思考，对不起读者是次要的，对不起自己也是次要的，你也对不起时间。我这个人脑子比周围的朋友确实要笨一些，但是我知道我笨，这是我聪明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手机》等作品出来之后，人们就有“刘氏幽默”这个说法，你觉得最理想的幽默效果是什么？

　　刘震云：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味的人，一种是没趣味的人。没趣味的人，比例上要占百分之九十。在有趣味的人中，又分两类，一种人一说话你就笑，另一种人他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洗洗睡了，突然又笑了；回家笑，跟出门笑又不一样，出门笑的是细节，回家笑的是整体。前一种人叫说笑话，后一种人叫幽默。还有第三种人，他说着说着把你说哭了，突然你“扑哧”又笑了。破涕而笑，啼笑皆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三种人，都不是我向往的。对于幽默，还有第四种人，他说时你没笑，事后也没笑，偶尔想起，在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这时他笑的，就不是大海表面的浪花，而是海底深处的涡流和潜流。它们的根本区别是，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是事件；后一种幽默，说的是事件背后的不同的见识。前三种皆在表面，在山间或山头，后一种，被雪山覆盖着。前三种，笑完就完，后一种，保质期特别长。

出处：工人日报 2007年11月

    “现实生活中，一天10件事有8件是拧巴的。这回我就要探讨"拧巴"的问题，要把深入到骨头缝里的“拧巴”扭过来。”11月6日，作家刘震云携新书《我叫刘跃进》来到该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消瘦了许多的他似乎更能侃了，独有的刘式幽默在不慌不忙的讲述中，时常让大家笑出声来。

    用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著名策划人 金丽红的话说，刘老师的新作是一次“漂亮的转身”，从形而下转到了形而上，令人惊异。刘震云解释说，他早先的小说《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家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都重要；《故乡面和花朵》说的是人每天胡思乱想的价值；而《手机》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这回的《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对这次转身，刘震云给自己打了60分。“之所以说它及格，不是说它的舞台动作多么漂亮，而是这些转身我不是有意的，是作品本身要转身。”

    这次，刘震云把司空见惯而又难以改变的拧巴现象写到了极致。他说：“"拧巴"的另一个词就是"别扭"，看看我们的四周，有多少别扭的事，但我们却无能为力。一个人，一个民族长期这样，不可能不走形。”刘震云是看到了表面油光水滑的桌子内部的榫卯已经错了位，提出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次写作已经不是或感动，或愤怒的情感式创作，而是以异常冷静的口气，讲述了一个无比热闹的事件的始末。其中的幽默不乏荒诞的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的写作与以往不同，是写作理念发生了改变。不是写人与生活的关系，而是写人与理的关系。

    《我叫刘跃进》讲了一个好看的故事。主人公刘跃进是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掌控。刘震云的这部新作被认为是一个“羊吃狼”的颠覆性的寓言。它告诉我们，世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而世上所有的羊又都在装大尾巴狼。

    有人问刘震云，为什么会写刘跃进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有生活的原型，而刘震云果断地说，他并不对这个人有兴趣，而是对他的思维逻辑有兴趣。“刘跃进像我们一样，智商没有问题，但思维的逻辑是混乱的。我们每天遇到的人，十个有九个半是难缠的。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把三件事说成一件事。就是这些正常人，做的十件事中有八件事是拧巴的。”刘震云还说，拧巴存在于全世界，悲剧都经不住推敲。比如，萨达姆被执行绞刑一事，因为行刑时不爽利，很快就演变成了探讨绳子长度和犯人体重的问题。“我对时代的判定——皆是喜剧”。

    翻开《我叫刘跃进》，扉页上作者的题词简洁而意味深长：“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

    从“一地鸡毛”到“一地喜剧”，今天的刘震云已不可同日而语。

文：与其 出处：大众日报 2007年11月

　　认识刘震云是在大学。
　　上大学时从图书馆借阅室众多言情武侠中翻出一本《刘震云作品精选》，本是闲来无事信手拈来，谁承想《新兵连》、《官场》、《单位》、《一地鸡毛》一路下来，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一发不可收拾。
　　认识刘震云老师是借银屏。
　　陈道明、徐帆主演了电视剧《一地鸡毛》，“小林”的形象深入人心。
　　认识刘震云是凭电影。冯小刚导演的第一部贺岁剧《甲方乙方》，刘老师是客串者之一。乡土气息的装束，虚头八脑的剧情，略过夸张的演技，掩饰不住刘老师洞悉世事的狡黠。虽然与脑海中早已塑造好的刘老师有些相去甚远，但终归感到了几许熟识：刘震云，这是我一老朋友。《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故乡面和花朵》、《手机》，次次得见刘老师，次次不同。
　　今日得见《我叫刘跃进》，又是一“顿”。“顿”，非惊非喜，非停顿非诧异。就好像刘老师笔下的羊肉烩面，一个老馆子，名声在外，奔它去了，却见汤还是老汤，味料可多了不少，皱眉思索好吃还是不好吃时，老掌柜温温笑道：“不急，你尝尝。”
　　静下心来尝。
　　第一口尝到了速度。刘跃进太快了。小林讲述的是居家过日子，悠悠然，精打细算。刘跃进则经历突发事件，闪电般，刀光剑影。媒体上的刘老师曾说“《我叫刘跃进》就像火车，而且是火车中的D字头列车”，我看不然，这根本就是一列脱轨的列车。故事已不能叫发展，而该叫失控。阴差阳错，所有剧中人都已无法掌控，于是再任由这列脱轨列车肆意飞驰，撞伤了谁都是意外中的可能。而这时，刘跃进找到了钥匙，这个几次几近被碾轧得粉身碎骨的小人物成为这豪华列车的列车长。
　　这味调料不似是原来的老汤，又似是原来的老汤，像是花椒换成了胡椒，又像是本地的花椒换成了四川的花椒，大体无妨。
　　第二口尝到了幽默。这是老汤中的原味，历久弥新，而或又有不同。从《一地鸡毛》到《手机》，刘震云藏而不露的幽默已为我所熟知。而《我叫刘跃进》，则使用的是异常冷静的口气，讲述着一场无比热闹的事件始末。体验的不再是阅读过程中的忍俊不禁，而是合上书的时候“扑哧”一笑。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深埋于字里行间——“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不但街上显得挤，心里更挤”。
　　第三口尝到了“拧巴”。人家说“别扭”，刘震云说“拧巴”，刘老师说“拧巴”这不是第一次，但却是最淋漓尽致的一次。《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前后左右围着自家的事，街坊四邻，单位同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手机》中的严守一是谎言与现实之差距，是口对心的背叛；《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则带着大伙穿梭于四五十个人物间，解释着心与心之间的拧巴。刘跃进是一个小人物，平凡人，我们可能每天都会遇到或者不遇到。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平凡的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做的十件事中有八件事是拧巴的。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平凡人的思维逻辑是拧巴的，办事的理儿是拧巴的。他想让刘跃进帮着把这“拧巴”给拧巴回来。
　　最后一口，尝到了家常。语言的家常。《我叫刘跃进》，幽默之余，简洁沉稳，一句是一句，很是般配于小说的庞杂脉络。“我也有过把一件事往深刻里说的阶段。后来我才知道，你还没有登上这座山，说的全是山顶的事，好像无比美妙；站在这山头上的人，却摇着草帽，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刘震云如是说。
　　看这一本书，认识了一个人。
　　认识刘震云，正是从《我叫刘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