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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浩月 出处：乌鲁木齐晚报 2007年11月

    电影《我叫刘跃进》剧照。

    随着电影《我叫刘跃进》的上映日期临近，原著作者刘震云也日渐“娱乐”。在纯文学的阵营里，又有一位“大家”抽身而去了。

    在电影上映之前，作家刘震云出版了同名小说《我叫刘跃进》。看了这本书，几乎就可以知道随后上映的电影是什么样，眼睛盯着书中的对话，脑海里却是那几位刚走红的喜剧演员到位的表演。在没看到书之前，读者可能对电影还不会有太大兴趣，但这本书对刺激读者进入影院进行二次消费太有帮助了，因为———它压根就是个剧本。

    书的一开始，就展开了一个热闹喧嚷的平民生活景象，个性鲜明的人物，近些年几乎占据喜剧电影半壁江山的河南话对白，把读者带到文字和影像交织在一起的独特阅读感受中去，这是驱动读者快速阅读的一个动力，大家急于知道下一个场景会发生什么，刘震云简短流畅且有画面感的描写也为这种快速阅读提供了便利条件。

    只是，在故事讲到那个装满秘密的U盘丢失，各方人等为之抓耳挠腮百般寻找之时，阅读的快感戛然而止。刘震云仿佛突然意识到出版的是小说而非剧本，于是在第二部分，用小说的语言取代了剧本的语言。之后，两种叙事方式的交叉出现，让人觉得这明显是一本“拼装货”———快速生产和消费是娱乐业的特征，刘震云似乎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把它修改得更接近纯文学作品后再拿出来出版。

    刘震云称自己离“大家”越来越远了，这是他对所谓文坛前辈和自己成为文坛前辈的一个全面否定，在与“文坛大家”渐行渐远的同时，他也在和由“平民百姓”构成的“大家”打得火热———《我叫刘跃进》明显带有《手机》《疯狂的石头》的痕迹，也证实了这一点。作家、编剧和娱乐人身份，刘震云更乐意接近于哪一种,清晰可见。

    电影《手机》的成功似乎改变了刘震云，他不否定《一地鸡毛》奠定了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也认为《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代表了他在不同时期对文学的不同认识。但《手机》之后他的语言大师身份被突出，那些曾给他带来名声的文学成就，似乎只为他在电影作品中的“返璞归真”作了一个高层次的铺垫。《我叫刘跃进》中，刘震云语言上的幽默智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生活还用演，街上不都是？”这些借包工头、民工或老总之口脱颖而出的“刘氏语录”在书中比比皆是，诙谐中透着对人情世故洞察之后的阴冷，令人爆笑之余有反思。

    《我叫刘跃进》对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反讽，对人性弱点的探讨，也都不露痕迹地包裹上了喜剧这层糖衣。只是，它的目的性太明确而使得它商业味十足，书读完之后感觉是度过了一段愉悦的时光，但隐隐还有些失落———为刘震云对文学的舍弃和对商业的靠拢.在纯文学的阵营里，又有一位“大家”抽身而去了。

文：周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首先，我想讲讲刘震云小说的叙述语气。

    “叙述语气”，如果翻译成白话，也就是一个人说话的腔调。刘震云的腔调应该在《一地鸡毛》中就已经奠定，那是一种很扎实，很细密，很具有信息量的方式。这其实也是种半书面的评语，如果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刘震云讲故事的方式跟妇女们对一件事的复述区别不大。同样是全能视角，同样是一口气讲完，同样颇多枝蔓，连内在的倾向性也是统一的，并且，事情的大致走向，甚至故事的最终结局我们都能猜到，只不过，恰好有闲工夫，也就乐于听他一路讲下去了。这种叙述语气在其大部头小说《故乡面与花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本书中，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已经被刘震云运用得炉火纯青了，一整个故事，就像一桶凉水，劈头盖脸地浇下来，奇怪的是，被浇完之后，竟然能让人觉得痛快。

    如果以写作的技巧性来讲，刘震云的方式并不具有学院派的气质，倒更多地带有“市民气”与“底层气”。这也就是他的小说被冠以“新写实主义”的最大原因了。他所讲述的故事，不管是内容还是所使用的语气，都有一种力争还原现实真实的努力，就像拿了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拓了生活的原型过来，展现一幅纤毫毕现的图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地鸡毛》中那个经典的“馊豆腐”情节。但是，反过来讲，刘震云又与传统意义上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所表现的现实，也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不同，光明在他的笔下是被蒙了一层薄纱的，黑暗在他的眼中也许更接近于灰色。他的立足点，并不站在现实的灰尘中，他是置身事外的，通过表现我们经验中的现实，通过表现他眼中改装过的现实，而直达我们的内心。他更关注的，其实是当下我们现实的内心，他所要真正描绘的，是我们内心的洪流。这也许就是理解刘震云小说平淡而快节奏的叙述方式的关键了，他是在讲故事，但在讲故事的同时，他更注重的是察我们的言观我们的色，如果我们能会心一笑，他便心满意足。

    回到本书。小说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的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只要是看过电影《两杆大烟枪》的，对本书的结构与情节设置就不会觉得陌生。事情的起因与发展，以及高潮，甚至结局，都与一只包有关，确切的讲，与两只包有关。一群人粉墨登场，围绕着包，演出各自的角色，展现各自的丑恶与搞笑。在刘震云的笔下，绝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之分，没有值得同情的人，也没有需要痛恨的人，他们都只是一些扭曲的人，他们受困于他们的内心，被他们的内心所胁迫，被迫演出一幕幕好笑的活剧，并且，永远也无法停止。这种“不得已”的状态，被刘震云命名为“拧巴”。

    以刘震云的方式，他只承担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角色。在他的文字中，不可能见到控诉，不可能见到愤怒，更不可能见到大声的疾呼。事实证明，以上的方式，效果往往并不明显。倒是一门心思把故事讲完，并且，以一种幽默而轻松的态度，像是举起一副杠铃，却依旧吹着口哨的方式，才显得更加智慧一些。所以，刘震云不停下来评论，也不将精力放在对故事本身的雕琢上，而是全力以赴地讲故事，哪怕用的是最笨拙的办法，也会显得比最精心的布置要好。因为，他已经在不经意间，将故事中人物的内心，展露了出来，也将我们的内心，与他们发生了联系。在我们对书中人物抱以微笑的同时，是不是也有一丝苦笑，是给予自己的？

文：于仲达 出处： 新京报 2008年1月

　　姓名：刘跃进
　　籍贯：中国河南省
　　职业：农民
　　来京缘由：老婆跟人跑了，为了六万元给儿子上学，来京打工
　　临时职业：建筑工地厨子

　　荒诞与狼道　食物链末端的刘跃进

　　《我叫刘跃进》设计了一个有意味的开头，清面兽杨志被“鸡”玩弄于股掌之间，又被三个甘肃男子一顿暴打，身上财物被抢劫一空，落下阳痿的症状。作家多处借助作品人物来暗示这是一个崇尚“狼道”的新异化社会，整个社会被权力、金钱和性脆弱维系着，处处充满机心和凶险，在“狼道”的社会规则面前，无论刘跃进怎样挣扎，终归无奈与无力。

　　小说中荒唐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刘跃进摸了吴老三媳妇满胸一下，两人打斗，在老黄的调停下，双方讨价还价，赔吴老三三千六百元；赵小军为了一个大胸女人而离婚；老温与一个妓女为了嫖资而争吵；老张为了讨要工钱要跳楼；青面兽杨志因看不惯人高傲而去偷包；曹哥做不成中学老师而去杀鸭子，无意中成了“首领”……

　　小说以建筑工地厨子刘跃进为中心，叙写了一批人物：青面兽杨志、任保良、韩胜利、曹无伤、光头崔哥、马曼丽、杨玉环、刘鹏举、严格、老蔺、贾主任等等，还有一些散落在城市里的“游民”：唐山帮、新疆人、甘肃人、河南人……这些人物就像一个食物链条，一环紧扣一环，被一张巨大无形的用权力和物欲所编织起来的网络所笼罩，而主人公刘跃进就处在这个食物链条最末端。

　　失望与厌倦　“傻根”式的刘跃进

　　刘震云的刘跃进，逼近生活的真实，以随和的民间姿态呈现出一种幽默而从容的内在精神品质。他善于发现农民身上的“闪光点”，挖掘底层人的可用之“用”，给我们奉献出了一个鲜活的底层小人物的形象。这一人物形象，是继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苏童《米》中的五龙、余华《活着》中的富贵、老村《撒谎》中的阿盛之后又一个底层小人物。刘跃进这一人物形象不再只是“劣根性”和落后意识的代名词，而有着可贵的精神品质。在我看来，刘跃进是一个很强大的好人，他的智商比我们这些所谓的聪明人要高得多，一位“傻根”、“许三多”式的人，能够牵动建筑工地上许多人的心，足见他存在的分量。“傻根”式的人，并不真傻。他是中国的“阿甘”，在一群追逐利益和欲望的人群里，他是在与人群比“慢”不是比“快”，我们有理由为他鼓掌。

　　刘震云的刘跃进，缺乏按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叙写人物。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的低俗，掉入利益与欲望的纠缠。刘震云的人物语言粗鄙，诸如“老娘”、“靠”、“滚蛋”、“装孙子”、“豺狼”、“蛆虫”、“操你娘”；男女的外貌描写则没有什么变化，“满胸”、“胸平”、“大胸”、“蚂蜂腰”、“肉球”、“瘦猴”、“骨架子小”、“大脑袋”、“猪脖子”、“尖屁股”、“眼细”、“头小”、“黄鼠狼”、“企鹅”、“骚货”、“小鸡”；更为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作家似乎对肮脏的意象特别感兴趣，诸如“猪脖子”、“鸡脖子”、“猪下水”、“厕所”、“内裤”、“尿”等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贾主任尿线之粗，对草地冲击力之重，尿味之臊，之浑浊；一闻就是老男人的尿；但又不同一般老男人的尿；它弥漫之有力，之毫无顾忌，让严格感到，贾主任温和之下，但藏有杀气，严格明白自己还嫩，不是贾主任的对手。”一泡尿能引发如此的联想，当代作家之中，不少“名家”都有刘震云这样的“癖好”。然而，透过这些词语，可以感受作家内心的失望与厌倦。

　　信仰与危机　作为小丑的刘跃进

　　在刘跃进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刘跃进有命运意识，刘震云压根就没有把这个形象当做自己的“兄弟”来塑造，而只是用旁观者的眼打量着这个可笑的小丑，似乎在他与刘跃进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命运联系。这在读者心灵深处无法唤起悲悯的情感，也许作家到了应该重新审视“新写实小说”、“零度情感”的理论了。怎样建立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唤醒国人沉睡的同情、爱与怜悯？这涉及怎样正确认识人性的问题。

　　刘震云具备一个优秀作家的才气、才思、细致、精巧，他感受生活的方式和切入角度十分独到，然而，在这种独到的背后，我却感受到，他缺乏精神钻探的勇气，没有广博深邃的精神深度。如果不提供精神探求与情感慰藉，文学与新闻本质有什么不同呢？他对于现实生活平铺直叙和不动声色的刻画，那种对笔下人物的远距离操控式的戏弄的描写，都让我感觉离一个真正的大作家还很遥远。

　　的确，一个作者应该背负精神的重担，忍受人性见证的痛苦，以及探索的艰难。其实，文学危机的背后是信仰的危机。作家无法从正面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就只有采取批判、冷笑与消解，步步后退，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荒芜与空洞。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