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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旧墨记”书系的第三本。作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娓娓讲述了许多文化名人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并且穿插着学界文坛众多韵掌故逸闻，文简义丰，晓畅可读。书中配合叙述，仿真影印了作者所购藏的清末民初数七位著名学者的墨迹近百件，展读此书仿佛与这些名人对坐，纸墨如旧，神彩烂然。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11月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称自己爱读尺牍日记一类的闲杂书籍，这其实只是套用知堂的名言：“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此语深合我意，故多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几年前寓居北京之初，有一次在中国书店见到影印线装的《越缦堂日记》，为民国早期出版物，十几册摞成一堆，很是可爱。遗憾的是这套书已经被人抢先一步买下，令我扼腕不已。

　　旧时名人的信函尺牍，当然是极好的阅读资料。方继孝先生收藏名人尺牍，颇有成果，汇编为书，成《旧墨记》、《旧墨二记》与《旧墨三记》共3书，分3年出版，每年一“记”。前两册各收手札68封，后一册收67封，3册合起来总共收有晚清至民国之名人手札203封。据说这些仅为方先生藏品之小部分，烟波满纸枯树花开，安静中多出一份修养，亦知作者性情有所寄托。书中每通手札尺牍都配有文字解读释意，补白人物生平，颇多个人见识，作得妙趣横生。以这种形式汇集手札出版，可知著者是位有心之人，而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最为可喜，借物述事论人，仰慕先贤，亦可算作一种功德。更因花笺墨迹酣畅淋漓，闲暇翻阅，有睹物思贤之感慨，赏玩间悦目清心，颇值一赞。

　　《旧墨记》首通手札《赏菊夜饮》诗，为清代李慈铭抄赠沈增植的旧物，以方先生这样专注于手札收藏的大家，都叹“其手迹极为鲜见”，且是“我多年来唯一见到的李慈铭的手迹精品”，当知作者编写第一册“旧墨”时所作的取舍，大抵与佳人羞见月的情怀不同，早早遣出书斋来，用意无非博得众人喝彩。以此可知此册所收手札，亦为作者精心之选。其中《马衡<附识>谈“易案”》所举马衡“附识”手迹，为《马衡集》失收。

　　《旧墨二记》所收手札近于前册，亦颇多精彩处，唯所收手札以法书为多，尺牍较之前册为少。此册谈人论事的文章，则涉及甚广，史料故事多于前者。此册中端方函牍大可寻味，陈垣与辅仁大学的张荫恒、余嘉锡信札等几篇甚好，此外则为手迹，趣味略逊矣。

　　《旧墨三记》仍以信札为主，多现代学人信函。翻阅时怀人睹物，神韵宛然，可补今人研究。而作者叙事论人的文字大不同前，笔致颇放达，史实多有细节，读之见出作者功力。与前两册相比，此册所收人物略近于当代，为读者所熟悉，文辞叙述也显得丰满。3册“旧墨”阅过，知堂谓：“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于斯信焉。

　　此3册书前均有孙郁先生为每书各自所写序文，每篇皆是好文章，交替着阅读，颇多慧心之语：“旧式文人间的互往，礼节之外，还有情调在，这是难得的一面。”这话道出了阅读手札的趣味来。又说：“读晚清后文人的只言片语，有大的忧患，人间冷暖也隐含其中。”此语甚获我心，可视作阅札心得。倘将3篇“孙序”连起来读，便可发现一则趣事：出版第一本《旧墨记》时，孙先生尚只“与方继孝先生谈过几次”，到今年出版《旧墨三记》的序文里，孙方二人已经“因为是老友，不敢违抗”了，由此推想二人因书结缘，算是“旧墨”之外的收获了。

　　另有几则是关于书的题外话多可一述：《旧墨记》设计获“中国最美的书”之誉，此为2006年事。现今“旧墨”已出满3册，而《旧墨四记》与《旧墨五记》则为“文学家卷”和“艺术家卷”，版式亦将有别于此3册。说到此，不妨再多言几句：此3册书皆留有毛边本，二记三记毛边本皆可于书店买到，唯第一册所留仅有，读者若欲将其配齐，则非容易。

文：孙郁 出处：文汇报 2008年1月
   
    台静农先生晚年谈论别人的史学著述时，看重的是史德和方法论的东西。他自己回忆历史的沿革，却注重细节。细节的真伪生动与否，乃治学的大事。顾炎武就注重细节，对不经意的小事能打量再三，且道出妙意。这大概也传染了台先生，他的写作就远离空言。从明清一直到民国，文人关顾旧岁的遗迹，大凡有出息者，是不放过细节的。以小见大，靠史料说话，那几代文人的心得是值得咀嚼再三的。
   
    方继孝的《旧墨三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之际，让我絮叨几句，因为是老友，不能违抗，于是想起台静农《辽东行》一文。这是一篇借着造像拓本而大发感慨的好文章。由藏品出发，参之唐代文献对读历史，将百姓之音和皇权之调加以对比，有悲悯的浩叹呼出，真是荡人心魄。台氏的妙处，是从拓片的文字窥见世道人心，乱世之忧历历在目。如果不是经历了水火之苦，不会那么道出玄机。学问家的高明就是会唱出奇音，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昭示出来。《旧墨三记》在许多地方像《辽东行》，靠的是文物说话，以细节诱人。这是本让人慢慢细读的书，有些资料给我的体会，超出了那些宏大的史学理论。作者从前人的智慧里，确是学到了什么。
   
    收藏家的价值，就是提供了历史的边边角角，一些碎片，却连接着一个整体的世界。方氏藏品里多是鲜为人知的遗存。陈三立、叶恭绰、容庚、钱穆、章伯钧、孙楷第、李公朴等人的文献令人眼花缭乱。我翻阅那些文人的墨迹，有几个突出的印象。一是觉出那代人的状态与今人的迥异，在一个大一统的年代，是难以了解山河破碎时期的文化的起落的，非有磨砖的毅力，鲜能深入其中。二是感慨乱世的文化依然不减风采，人的心态未都因苦难而乱了方寸，新学识与旧情调里闪着人性的光泽，学识，眼光、境界,后人难能及之。三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婉转多致，墨迹之美是有汉文明的特异处的。在读字的同时，又有读史的快慰。无数闪烁的精神碎片组成了一个历史的图案。你不会在乎那些图案的残破，信息的隐显。在零乱的信札里，依稀流着思想者的歌。起落的笔触和章法里，听得见无数远去的灵魂的歌哭。悲欣交集之间，诗与哲的流音让人心动。我在当代读书人的笔下，已难以听到如此丰富的音律了。
   
    不知道方继孝如何收集到如此众多的墨宝。我们这些不懂收藏的人只能暗自羡慕。我所感慨的是，作者对一切遗物的珍视，像对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又没有文人的那些酸腐气，故作惊人的雅态是看不见的。全书的特点是单刀直入，切中要义，将问题原委如实写出。我在这里读出作者描述细节时的耐心。一切抒情的笔致和卖弄的口吻统统没有存在的空间。前辈学者中，胡适是这样特点的人，下笔时很少滥情，平和地说，平和地写，无关紧要的东西都被淘汰了。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是老实人的做派。《胡适文存》有意味的东西，就是这些。那时他的一些熟人看不起他的枯涩，似乎缺少文采。其实历史的考据和资料的打捞，仅会一点抒情是不行的。材料乃论点的基石。方继孝就是一个基石的建设者。但要建设好它，也非那么容易。这就要有历史的眼光。胡适在《中国书的收集法》里说：“我们收集图书，必须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所以，（一）要认定我们个人的眼光和意见是有限的，有错误的；（二）要知道今天看为平常易得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后天也许成了古董。假如我们能存这个观念，拿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就是要每天看后的报纸，也都觉得可贵的。”看方继孝的文章，深觉他对旧有的遗存的喜爱。情感的背后是有历史的视界在起作用的。对于年轻一代读者而言，方氏提供的空间，足以久久地饱览，在时间的演进里，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旧的遗存是会证明些的。
   
    历史的真，有时不在理论的叙述里。一个文物，一件藏品，就可推翻先前的阔论。方继孝是历史遗物的打捞者。那些被遗忘的、散失的思想粒子，被一点点拾起来。他遇到过垃圾，也发现了金子。家有珍品，不私而密之，却供世人享用，对我而言，开了眼界。对众人来说，也是精神的宴席。我们只能抱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