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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不但是最著名的反极权小说的作者，还是著名的英语文体家、第一流的散文家以及头脑清醒、目光犀利的文学评论家。《美国式谋杀的衰落》以谈文论艺为主，收入《狄更斯》、《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等名文，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身为文学评论家的奥威尔的丰采。

乔治·奥威尔在书中慨叹，“我国发生谋杀案的伟大时期，也就是说我国的伊丽莎白时期，大约是在1850年和1925年之间，凶手的声誉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是，举了一个美国“公路片”风格的草率的谋杀案之后他慨叹，“很难相信，这个案件会像以前的那种家庭毒杀戏剧那样为大家长期流传，后者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的产物，到处左右一切的伪善至少能保证像谋杀那样严重的犯罪应该有强烈的感情作为动机。”说得何其的好啊。同样地，在性交易中，人们也不可能仅仅耽于肉欲，并且多少会希求一些追求的障碍、以及形式上的“伪善”和“感情…动机”。

文：乔纳森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董乐山先生是翻译界有名的前辈，有人甚至称他为翻译方面的“一代巨匠”。最近我对照原文阅读了他翻译的《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一书——想必是从董先生生前编译的《奥威尔文集》中选出来的——发现了一些误译。这些误译不全是疏忽所致，坦白说，有些显然是因为水平不足造成的。当然，前辈翻译家的造诣终究要比现今多数年轻译者为高，然而正确认识、恰当评价先贤的成就也是重要和必要的。下面就介绍一些书中出现的误译，目的并不是要戳“偶像的粘土脚”，只是想让更多的人明白：翻译事业是注定与错误相伴相随的，即便董乐山先生这样识途的老马，也照样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随笔《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只有短短五页，却出现了两处明显的误译。第一处是：“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给了英国公众最多乐趣的谋杀案……你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发生谋杀案的家庭都极为相像。”(第9页)后半句的原文为：One　finds　a　fairly　strong　family　resemblance　running　through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m。这里的family　resemblance，也有写做family　likeness的，是一个固定搭配，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家族相似性”。这半句是说，你会发现其中大多数谋杀案具有一种很强的家族相似性。事实上，奥威尔文中提到的谋杀案并非都发生在“家庭”中，所以译文里的“发生谋杀案的家庭”云云，也就无的放矢了。第二处是：“他们撞倒了他们假装让其搭车的姑娘，剥下了她的大衣和手提包，把她扔进河里。”(第12页)前半句的原文为：They　knocked　out　a　girl　to　whom　they　had　offered　a　lift。这里的to　knock　out，其实是“打晕”的意思，to　knock　over才是“撞倒”的意思，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这句是说，他们先是让一个姑娘搭便车，然后把她打晕，剥去大衣，拎去提包，又把人扔到河里。不难看出，董先生的词汇掌握尚存在盲点。

　　再举一个理解错误的例子，见《乔治·吉辛》一文：“就我所知，只有写狄更斯的那本书《亨利·赖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和《一生的早晨》最近重印了。”(第168页)这句的原文为：So　far　as　I　know　only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the　book　on　Dickens，and　A　Life‘s　Morning，have　been　in　print　at　all　recently。董乐山先生错把the　book　on　Dickens(“写狄更斯的那本书”)当成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亨利·赖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的同位语了，事实上，这是两本不同的书。所谓“《亨利·赖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其实就是有多个中译本的《四季随笔》，而“写狄更斯的那本书”指的是乔治·吉辛的Charles　Dickens：A　Critical　Study(《狄更斯评论》)。此处的理解错误暴露出董先生文学史知识的不足。

　　如果说上面这个理解错误的例子尚属英语语言之外的问题，那么我下面要举的这个例子就说明，董先生在面对稍复杂的语言现象时的确有捉襟见肘的时候。在《鲁德亚德·吉卜林》一文中，奥威尔开列了几条吉卜林广为人知的名句，如“东是东，西是西”之类的，其中有一句董先生翻译为：“他们知道英国一些什么？这只有英国才知道。”(第131页)这算什么话呢？哪里是隽语？实际上，奥威尔写的是：What　do　they　know　of　England　who　only　England　know？这句出自吉卜林1891年的The　English　Flag一诗，奥威尔引用的与原文稍有出入，吉卜林的原句为：And　what　should　they　know　of　English　who　only　England　know？无论如何，这个反问句，被译成陈述句，显然就错了。该句因为迁就韵脚，用了倒装形式，董先生没看出来，所以搞错。假若换成正常语序，应该是：What　do　they，who　know　only　England，know　of　England？意思是，那些只了解英国的人，又能对英国了解到几分呢？吉卜林有丰富的海外殖民地生活经验，因此他认为那些生活在英国本土上的人们其实对大英帝国到底是怎么回事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译文有三处删节，都是语言现象较复杂的地方，不晓得董先生略去不译是觉得累赘，还是多少有些畏难。

　　此外，《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一书中，译文似可一议者尚有几处，这里就略去不提了。不管怎么说，看到老马失蹄，我们自当“哀矜而勿喜”。译路上多荆棘坎坷，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栽跟头？

文：柳青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2月
   
    1939年，欧战爆发，乔治·奥威尔多次报名参军，因为体检不合格始终被拒。一年后他在一篇短文里写到：“我的健康状况糟糕，但它从来没有使我不能做我要做的任何事，除了，至今为止，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作战。”作家对此始终引以为憾，不过从外人角度看，这未必不是幸事，远离前线至少保全了他的性命（尽管丝毫没改善他的健康），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写专栏卖文为生，若非这样，就很难说日后是否有《英国式谋杀的衰落》这随笔集了。
   
    总体来说，奥威尔没什么花边也没太多轶闻，他很“老实”地把自己的生活趣味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品文里交代全了。比如，热爱英国本土烹调，坚信英国食物是富有创造力并且可口的（《为英国式烹调辩》），爱喝浓茶（《泡一杯好茶》），喜欢种菜，喜欢田园生活，一定程度的尚古，厌恶工业文化和机器，所以才能在《英国式谋杀的衰落》里无比忧伤地感叹：“英国式谋杀是一个稳定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社会里，到处左右一切的伪善至少能保证，像谋杀那样严重的犯罪应该有强烈的感情作为动机。”
   
    除此以外，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书评了。看他写狄更斯、莎士比亚、吉普林和马克·吐温等，首先你无法质疑他不是个好读者——他是对作者负责的读者，认真阅读，又从不轻易让热爱蒙蔽了双眼。
   
    他喜欢莎士比亚，这不妨碍他评价他“从来不是个思想家，说他创作了技巧上毫无瑕疵的心理剧是无稽之谈”，而他真正可取的在于“人生充满悲伤，仍是值得的，人类是高尚的动物”这一可贵信念。
   
    狄更斯是他最热爱的作家之一，但他能毫不犹豫地点穿他“写作情节毫无例外在中产阶级环境中发生，没有描绘过一个农业工人，最伤害他的恰是被迫与下层同事为伍。”“他对社会的每一次攻击中，锋芒总是精神的改变而不是结构的改变。主要问题——如何防止权利被滥用——仍未解决。他没有那样的眼光。”
   
    他从不尝试掩盖吉普林在道德上的弱点，“他是个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者，在道德上麻木不仁。”但他对他是没有苛责的，这不仅因为在文学上“吉普林所写的关于十九世纪那支长期服役的雇佣军队，不仅是最好的，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文学图像”，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他把自己出卖给了英国统治阶级，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感情上。他没有认识到帝国是一件挣钱的生意，他心目中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强迫的教化。就这一点而言，他比任何左翼政党更诚实。”
   
    他读别人的书，发着自己的格言式的感慨，而他本人的经历也在若隐若现——
   
    他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他对伊顿公学有着痛苦而深切的记忆，寄宿学校的鞭子教育和等级制恰如极权社会的雏形，年少的阴影绝非一句“伊顿对我没有太大影响”可以勾销，事实上，他毕生对权利和控制的痛恨正是始自那段生活。
   
    他像揭穿皇帝的新衣那样揭穿托尔斯泰为什么不喜欢《李尔王》：“《李尔王》指出为了自私原因实行自我克制的结果，即摧毁自我中心观念同时又借此获得永生。”不期望物质好处，但也不胁迫他人，这是奥威尔自青年时放弃了在缅甸待遇优厚的帝国军职后，一生追求的信念。那时他还叫埃里克·亚瑟·布莱尔，放弃了绅士的待遇和地位，栖身于伦敦的贫民窟，浪迹巴黎，自甘沉落到最底层。他不是为了成为“圣人”，而是真正成为压迫者的一员。也只有这样的他，才有立场“指责”晚年的托尔斯泰，“指责”马克·吐温不能视功名为粪土终沦为弄臣。
   
    他赞美狄更斯“站在受压迫的人一边，近乎本能地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反对压迫者。”这几乎是他本人的心曲。他是这个精英社会里自觉边缘化的失意者，厌恶权利、恐惧未来，渴望这个世界能够消除等级、压迫，至死靡休。在他生命最后两年，尽管《1948》的出版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的贫困问题，但他仍安于清贫，甚至自寻绝路地要抱病去孤岛上生活。
   
    西蒙·黎斯在《奥威尔论》里写到：他以一个有见识和正直的匠人开始他的文字生涯，最后成了我们这一世纪的大预言家。他这异常成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文学才能，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勇气、专致和清晰的目光。或许，《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可以被视作这句评价的一个详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