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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宜理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
　　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宜理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宜理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
　　1969年，裴宜理毕业于纽约的威廉? 史密斯学院（William Smith College），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亚里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华盛顿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她从事教授职务已有10余年，是在华盛顿大学开始这一工作的。
　　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教授曾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她是在台湾开始其汉语学习的。1969年和1971年，曾两次到台湾学习汉语。1974年至1976年，到台湾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1980年夏天、1988年10月、1990年年底、1993年、2000年6月，又数次抵台湾讲学。她首次回中国大陆是在1979年，当时是以美国一个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华访问的。此后，分别在1979年至1980年、1986年至1987年，以及1983年、1984年、1988年、1992年、1993年、1995年、1996年的暑期到大陆做访问学者。还在1981年、1988年、1992年、1995年、1998年至1999年的9月、2000年6月，在大陆讲学。关于中国学研究的缘起，裴宜理回忆说，开始进学院时，还没有想到过要进行东亚问题研究和政治学研究。但当卷入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汹涌浪潮后，开始对亚洲的革命和政治感兴趣了。于是，决定到台湾学习中文，以更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文：乔纳森 出处：南方都市报 （西书识小栏目） 2007年11月　　
　　
　　裴宜理女士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是近几个月来读得最有兴味的一本书。除脉络清晰之外，文笔也很流畅。译者是该领域的专家，译笔相当好，从整体上讲，译本是值得信赖的。只不过，个别句子仍有不确的，我从第三章中选了几处较明显的误译例子，稍加解说。

　　例一：“集体行动含有组织之意，但这与以血缘、地域、阶级、朋友、职业以及其他类似联系也许是不同的。”(第61页)原文为：Collective　action　implies　organization，but　this　may　be　variously　based　upon　kinship，settlement，class，friendship，occupation，or　a　number　of　other　ties。这句的意思其实是说：集体行动就意味着有组织，不过组织的基础可能建立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上，比如亲属、地域、阶层、交往、职业等等。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译者在各个独立的单词的理解上似乎偏差不大，可是凑到一起，句子的意思就走样了。全书中出现的误译大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

　　例二：“‘摇会’是从‘花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派别。”(第65页)原文为：Only　a　thin　line　separated　the　yao－hui　from　the　hua－hui。这句的意思是说：“摇会”跟“花会”不过是一线之隔。作者认为“摇会”与“花会”大同小异，实属一丘之貉，所以才这样写。原来的译文，恐怕只是想当然的结果。

　　例三：“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这种长期流传的习俗转化为公开的叛乱呢？”(第82页)原文为：What　could　have　been　simpler　than　to　convert　this　ongoing　tradition　into　outright　rebellion。原本是一个反问句，却被翻译成疑问句，当然就错了。这句的意思是说：有什么能比把这种绵延的传统转化为公然的造反更简单的呢？

　　例四：“尽管国家和社会都寄希望于民团，但民团对两个方面的回应原本就是民团具有的功能。”(第96页)这句错得厉害。原文为：Although　state　and　society　shared　certain　concerns　in　the　matter，tensions　reflecting　the　two　strains　were　inherent　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militia。意思是说，尽管国家一边和社会一边在团练的事情上是利害相关的，然而这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内在于团练的体制当中。该句可以说是译者因对词汇不求甚解而造成失误的典型例证。

　　此外还有一些不够精确的句子，这里就略去不提了。顺便想谈谈音译的问题，因为书中有大量生僻的人名、地名需要还原，难度极大，必须承认译者的还原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当然，也存在个别舛误，比如第233页出现的“山东宽县”。原文里写的是Kuan　County，若按汉语拼音，Kuan倒真发“宽”的音。可是，裴宜理女士在整本书里用的全是威妥玛式拼音，在威妥玛式拼音里，Kuan是读汉语拼音中“guan”的音。事实上，此处当做“山东冠县”。其实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应该查得出，山东境内根本没有“宽县”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写“山东宽县”就一定是错的。要说明的是，在该书索引中，“冠县”的写法并没有错，也许像《译者前言》提到的那样，因为有三章的译文中途遗失，请另外的人来补译，所以搞错了，也未曾发觉。

　　在引文来源查找不便的情况下，用发音近似的字来代替，并在后面加注“(音)”的办法，自然也不失为一种便捷的途径，不过究竟不如查出正确的名字为好。这里试着举参考文献中的几个例子：《农村自卫研究》的作者“王一国(音)”(第313页)，原文是Wang　I－K’o，译者因为对威妥玛式拼音不熟悉，搞错了发音，实际上，“K’”刚好相当于汉语拼音里的“k”，这位作者其实叫王怡柯。《中国》一书的作者被写成“段逸夫(音)”(第312页)，实际上，段义孚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地理学家，这是很容易查到的。再如，《钢铁的队伍》的作者被写成“陆枫(音)”(第300页)，实际上应是鲁风。

　　参考书目里最明显的误译是法农的“《魔鬼》”(第288页)。该书的英文本名为The　Damned，这本书其实已经有了中译，即《全世界受苦的人》。无论如何，“魔鬼”跟“全世界受苦的人”还是相差太远了，不能不顺便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