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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没有按常规的教材模式来编写则是显而易见的。全书五十一个专题，既不按朝代也不按文学潮流加以分期，只是大略地依照时间顺序，挑出作者心目中最为杰出的作家与作品加以介绍和论析，而自然而然形成具有 “史”的意味的流动。就好像在一大堆成色各异的珍珠中挑出了最漂亮的珠子贯穿成链，显得简洁而好看。体现了文学史的感性化特征，也体现了历史学的思想性特征。

文：骆玉明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1月
   
    在中国，文学史类型著作的繁盛，大概是其他国度难以比拟的。或许这与中国人偏爱史学的传统有关，但另有些很实在的原因：中国文学经历的过程十分漫长，产生的作品数量极其庞大，用历史的线索来描述它的大概面目与发展变化，依照时间序列来了解和记忆作家与作品的情况，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最为方便的方法。
   
    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是以教材模式编撰的，即便有些书在写作时并未以充当教材为目标，但因为那一种模式流行甚广，成了习惯，也难免受其影响。于是，文学史著作常常会出现相似的毛病：一是照顾的面太广，有些基本的知识总是非讲不可，像一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呀，一个作家的主要生活经历呀；在篇章的分配上，名家名作固然占据大头，但二三流的也不好简单省略，哪怕蜻蜓点水，也要带上几笔。就怕知识不全面，读者应该知道的东西书里没有说。二是个性不突出，陈陈相因的内容太多。这当然可以指责作者的学力有问题，缺乏创见，但由于是教材模式而追求平稳，也是原因之一。我自己编过文学史，对此深有体会。有时，明明有一种特别的念头，在课堂上也讲过，写到书里就不免犹豫，怕调子奇怪，使用的人不容易理解和接受。
   
    我们现在读到的鲍鹏山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品读》，可以说较好地避免了上面所说的文学史著作的常见毛病。它是不是也可以当教材使用暂且不论，作者没有按常规的教材模式来编写则是显而易见的。全书五十一个专题，既不按朝代也不按文学潮流加以分期，只是大略地依照时间顺序，挑出作者心目中最为杰出的作家与作品加以介绍和论析，而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史”的意味的流动。就好像在一大堆成色各异的珍珠中挑出了最漂亮的珠子贯穿成链，显得简洁而好看。
   
    由于较一般文学史著作省略了许多内容，知识的“点”不那么密集，本书对于作品的解析就能做得相对充分一些。譬如《道德文章》一篇，选取了《孟子》书中的若干富有特色的章节，依着文脉逐层解析，论其思想主张，情感的表现，辩说的手段，逻辑上的得失，最后勾画出孟子为人的基本品格，读来觉得明白、可信且亲切，普通的文学史很难这样做。当然，这也不是篇幅稍为充裕一些就能做到的，这书总体规模不大，篇幅还是受限制的，能抓住要点，舍弃枝节，才能说得这般透彻。
   
    写文学史要有见识，同时也要敢于坚持己见，这样才能显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譬如关于“历史上有无屈原”的争论，鲍鹏山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屈原”，乃是一个“人文事实”。不管历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这个人物是谁，或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但至少从汉代贾谊、刘安开始，这“屈原”两个字就已作为一个“人文”符号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认可，并为之作传。在贾谊、刘安和司马迁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种命运，一种精神，一种品性，这些东西让他们起了共鸣。而这些东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那个已经消亡的肉体。自那时起，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就有了“这个人”，并且“这个人”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施加了他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人”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他的“抽象”意义越来越丰富，而成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人文事实”。
   
    由于屈原被推崇为某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许多人认为他在历史上必定具有如其指认的那样的真实性，否则的话，他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精神就不真实了。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任何“伟大精神”都代表了当下的价值，人们以此阐释历史，使“历史”成为“当下”的证明。阐释固然依据了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对这类材料的选择、推衍乃至注入新义，却是阐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因如此，西汉以来历代文人依据同样材料所理解的屈原和他们描绘出来的屈原形象，往往面目各异。至于把“爱国”和“主张改革”作为屈原作品的核心精神，又是到了近现代才提出来的看法。而历史上的屈原（如果实有其人的话）究竟是什么样的，由于留存的史料不仅简略而且不尽可信，其实已经很难追究明白了。由于屈原的问题也像岳飞一样，牵涉太大且十分敏感，作为教材模式的文学史有时不得不迁就“共识”。但鲍鹏山却不管这个规矩，只管把他的想法写出来。他以“人文事实”这一概念来解释屈原在历史中的存在，在我所见过的论著中，我以为这是说得最妥当的。
   
    通常说来，文学史研究亦如一般学术，重理性而轻感情。这有它的道理。但另一方面，文学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形态，如果没有情感上的沟通、共鸣，又怎么能够激发封存于文字中的活的生命呢？没有情感的阅读，文字永远是死的。鲍鹏山是一个感情热烈的人，于人于事倘无爱憎，便几乎不能有所言。以前他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评说古贤的文章，就是以个性化的见解和热烈的情感引人注目，如今他写文学史，依然故我，无从改变。“这样的诗，真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享乐得如此心安理得，如此张扬而大放厥辞，不仅自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且对别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这是在说李白《襄阳歌》。我们读到了李白的快乐与“大放厥辞”，也读到了鲍鹏山的快乐与“大放厥辞”。情感的特点是自以为是，它会不会影响评述的精确性呢？我想鲍鹏山会考虑到这一点。但纵使有所逸出，也不算是大不了的罪过吧。读者通过鲍鹏山的介绍与古人交友，见他说得如此动人，兴致也会跟着起来，这是开心的事情。
   
    文学史是不是写成鲍鹏山这样的才算好？我没有那样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史，跟常见的很不相同，而文学史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面貌。因为我同鲍鹏山有长久的交情，不合适多加赞扬，所以主要是讲这部书的特色。

文：莫山洪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5月

    建国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在今天看来已经很多了，比较有名的不仅有早期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有近期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么多的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以正统的文学史著作出现，告诉读者文学史上发生了什么。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学术性，即它们都以学术著作出现，以一种完整的体系出现。

    但文学毕竟是富于想象的，文学是心灵的窗户，因此，文学史的写作应该也是心灵对文学的品读。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有了鲍鹏山这部《中国文学史品读》。

    这部文学史品读一改过去那种知识介绍性质，改变那种学理性研究，代之以个人的品读，这其中包含着作者对文学史现象的深层的思考。鲍鹏山对于文学史的界定是独特的，他说:“文学史就是心灵史。”作为心灵史的文学史，其品读自然也就充满了心灵的感悟。首先，作者把心灵中对于文学史现象的疑问摆在了台面，让人们再次对文学史产生疑问，如《诗经》的编撰，鲍鹏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大雅·板》、《大雅·荡》、《大雅·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献诗说一直是关于《诗经》收集的一个被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但是，鲍鹏山以他思想的敏锐，看到了这个说法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于《诗经》诗歌收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诗经》作用的认识，因为在《国语》中，记载的是王可以通过“公卿”“列士”献诗而了解天下，诗歌具有裨补时政的作用。而这一说法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文学的功用。

    这部书中还充满了个性化的思想，对文学史的个性化的品读。如关于《诗经》的一个典故，谢玄以为《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最佳，历来的评论家也都受此影响，都认为这是《诗经》中的名句，在诸多文学史著作中也都引以为《诗经》艺术特色的标志。而鲍鹏山却说:“这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诗经》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说:《陈风·月出》。”接着，作者以自己的感悟，叙述了为什么《月出》是最美的一篇。这就是个性化的阅读，个性化的感悟，至少，他没有人云亦云，他按照他的思想情感的感悟去把握文学，他看到了他心目中的文学的本来面目。

    类似这样的个性思想的表露，在这部《中国文学史品读》中比比皆是。再如对于桐城派的评价，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独特观点。桐城派历来被认为是清代散文的一大流派，评价一直也比较高，其所主张的义理、考据、辞章，被认为是散文创作的要素。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在文学史上也被赋予很高的地位。鲍鹏山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散文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认知能力的体现、道德情感的体现，那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不能不说，绵延二百多年的桐城派文章，于提高民族的认知能力了无作用，了无贡献，甚至，它还起着相反的作用，那种陈腐的、僵化的文风与道德观念麻痹了人们的思想，麻木了人们的道德情感，障碍着人们的认知。

    这也正是从思想的高度对桐城派作出的评判。其实，桐城派文章所说的义理，于思想史发展来说，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宋代理学的再次延续，这种思想，对于长期处在封建制度之下的中国社会来说，确实是太陈腐，太缺乏创新了，不，应该说是根本就是腐化、落后的，是禁锢人们思想解放的东西。桐城派所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对文学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形式，一种禁锢人们思想解放的工具，可以说它并不能列于文学之林。“文学固然离不开描摹现实，但文学更多的是表达愿望，表达和引导向往，因此，想象力是文学的重要的元素。恰恰相反，桐城派文章毫无想象力:无文学想象力，无生活想象力，无理想想象力，这样的文章，乌得谓之文学？”鲍鹏山看到了桐城派文章的实质，对桐城派作出了合乎文学的评价。

    在这部著作中，鲍鹏山一再强调，文学需要想象，文学是心灵的体现。也许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人，在对于文学的本质作进一步认识的时候，他发现了我们学术界存在的解构文学的现象，发现了我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特点。因此，这部文学史品读就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它引发我们对文学史作新的思考，对古典文学作出符合自己个性的解释。鲍鹏山对中国文学史作出了全新的阐释，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史，是中华民族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的渊薮”，文学研究，“乃是对文学最高价值的认知，并且，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力，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当下的文学研究，很多是越来越远离普通百姓，对于提高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能力已经没有多大帮助。鲍鹏山的这部著作，对于改变文学研究的现状，无疑有着一定的意义。

    当然，以一己之力撰写文学史，不可能做得完全合乎所谓的规范的文学史。本书也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历代作家的把握不全面，一些在文学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作家，如韩愈、陆游等，在这部书中都没有见到。其次是各部分所用力度不均，一些小节较长，一些较短，一些优秀作家如李白之类，所占篇幅反而不及一些小作家。第三，全书的体例不太统一。这些问题，其实也更突出了个性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