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达 出处:人民日报 2007年11月
读完杨黎光的长篇小说《圆青坊老宅》(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冒出来的感想是:这些人物事态现在的作家不写,以后的作者要写就很难了。我佩服作者的记忆力、还原力、重构力,在他的笔下,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话语和行为方式,乃至某种气息、声音、流行语,皆跃然纸上;那底层灰色的人生图景,逼真鲜活;那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言谈举止,栩栩如生。作者借一座老宅和老宅即将拆除的契机,借一群芸芸众生极为日常化的生活,传递出了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里南方小城骚动不安的特殊气氛,塑造了多个市井小民的生动形象,折射出了改革开放大潮无细不达的力量,如何在老宅子中搅起了一层层几乎无事却颇具文化意味的波澜。
通过一所老宅的变迁概括社会历史生活的方法,是巧妙的构思,却也是一种成熟的模式,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并不鲜见。它往往象征历史传统的深固,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变革之难。现在的问题是,当新的作者运用这一模式时,就要看他能否提供新鲜的生活图景,能否对历史生活有新的发现和感悟,能否带来陌生化的新奇效果,充分展示独有的东西。
以之衡量这部作品,我首先注意到作者突现徽州文化特征和强化历史感的追求。在小说中,老宅“齐府”坐落在长江边上的宜市,虽说破败不堪,凋尽了朱颜,但仍能辨认出它昔日不凡的气象,其深厚的历史及其绵延,包藏着说不尽的故事。这座经历了400年风雨的老宅,由明代户部尚书齐园青建造,后来的陈玉成、曾国藩住过,国民党、日本鬼子占过,它的名号也由齐庆堂到英王府到总督府到司令部,频频地更换;到了当代,齐氏家族的人大都风流云散,它变成了平民百姓杂居的大宅子。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场景人物,营造出一种特定的空间,诸如肮脏的街道,逼仄的住房,爱发酒疯的苦力,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仕途失意的小职员,小商人,旧军官,古董贩子,难民,拾荒者,老革命等等,真是丰富错杂,兼容并包。众多人物不同的来历,衣食住行的不同习惯,甚至不同的骂人法,构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南方市井文化。
当然,这只是小说的生活舞台,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突出特色在于,它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冷静幽默的笔触,状绘出一种旧的生活方式就像老宅子的梁柱已经朽坏,摇摇欲坠。它的重点不是写改革,而是写不能不改革,写老宅子里那种贫穷、狭窄、压抑、刻板、沉闷、委琐的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里的物质空间是极其狭小的,精神空间同样狭隘。小说一开始就写忠厚老实的迂夫子齐社鼎因遭遇“狐仙”受惊吓而中风倒地,其实,根子还在老宅拆迁的消息带给他的强刺激,他的一生已与老宅糅为一体,作为齐氏家族惟一的传人,他的心态的复杂可想而知;而与他同床异梦的妻子谢庆芳,则精明一世,糊涂一世,她的一辈子都在“押宝”,在苦等着揭开一个秘密:从老宅翻出浮财。结局当然是落了空,只翻出一部不能当钱用的齐氏家谱。这里的人们像在鸽子笼里居住着,基本的温饱得不到保证,为每一平方米而争执,为“搞嘴”而四处奔忙,有的人也想到“搞钱”,却总是处处碰壁。这里,把当时计划经济时期的匮乏和极“左”思想的禁锢,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才有了叫月清的女人的泣血的“备忘”,才有了曹老三的酗酒,曹老四的贪吃,才有了程基泰遇到港客时的受宠若惊,钱启泰鼓捣古玩时的惊慌失措和听数钱时的乐不可支,张和顺神秘的提包及其吃螃蟹,吴福生的官场受挫及其信迷信。所以,老宅即将拆除的消息一传来,犹如一块巨石投进了深潭,就有了人们的兴奋和兴奋之后的敏感、戒备和防范。
作品既不回避小市民们的某种劣根性,也在深挖中华民族来自底层的奋斗精神,方法是不止写一个人,而是写一大群人,不止写人的行动,而且写人的命运,不止讲一个故事,而是写一种生存状态,力图从一个侧面表现精神变迁的轨迹。这里并非只有灰色的小人物,卑微的欲望和委琐的行为,也有埋在深处的精神之光。比如,“赵大队长”是个过得很潦倒的“老革命”,他的复杂经历、传奇性,包含着巨大真实和严肃性。当年他接到密令杀大舅子时的酷烈情状,内心的巨痛,几十年后得知杀错了人,他无尽的忏悔,给冤死者遗孀每月悄悄寄钱的隐私,非常动人。再如曹汤氏这个人物,她身材高大,胸前背后都是孩子,于是不得不哈着腰的样子,让人难忘,她的身世和她的吼叫,她的经历了无数痛苦后的冷漠,透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度,可以说,通过她,写出了淮河流域劳动者们或流民们的苦难、辛酸和坚韧。
小说最后,是二傻子为泄愤点起一把火把老宅化为了灰烬,这看似偶然,实为必然,于是老宅子里的居民们,站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迎接新的生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