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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之后的三十余年里，我们的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路子，将研究集中在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政治精英和重大历史事件上。近二十年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们以社会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研究者的目光开始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审视中国社会史学会自1986年起每届年会的主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渐趋深入的发展轨迹。这些会议的主题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社会史的理论(又比较集中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亲属制度(包括妇女、人口、家庭、宗族)和区域社会的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研究者心目中的社会史研究对象已日渐清晰，尽管对社会史研究对象之争永远不会停止，但是很明显，亲属制度与区域社会两个主题将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亲属制度等课题与区域社会研究关系密切，因此，可以说，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
　　　　之所以这样讲，这是和社会史的内涵相关的。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就是全面的历史。布鲁代尔对社会史的定义较为合理，他认为：历史由三要素组成，即人、时间和空间。他将时间要素抽出，将时间分为三个层次：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地理时间通常称为长时段，社会时间又称为中时段，个体时间称为短时段。地理时间的研究对象是结构，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缓慢，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作用的因素，譬如说，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等等。社会时间的研究对象是局势，指在较短时间内(几年至数十、数百年之间)起伏伸缩，形成周期和节律，对历史起作用的现象，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物价金融方面的变化、中国传统王朝的周期性兴衰等。个体时间即短时段，研究对象是事件，指突发性的事件，如革命、条约等，在历史进程中一闪即逝，作用微弱。可以说，社会史包含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比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得多，它包括全面的时间、全面的空间和全面的人，这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三要素。
　　　　全面的时间，如前所说，是指社会史研究关注的三个时间层次，这些层次都是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就长时段的传统文化而言，离不开特定地域环境，如中原的黄土文化、皖南的徽州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湖广的楚文化等。又如中时段的节律，一个个王朝的盛衰起伏周期性振荡，数十或数百年一个循环，这在全世界的范围里，只有中国这一特殊的区域里才发生。再说短时段的事件，如陈胜吴广起义为什么在大泽乡地区发生?太平天国起义为什么以广西金田县为中心?红军为什么兴起在井冈山地区?这些问题的解答，都要求我们对特定的区域社会有深入的研究。
　　　　所谓全面的空间，是相对于传统史学研究范围而言的。以往的史学研究侧重于中央王朝、典章制度的研究。但这涵盖不了历史研究的全面的空间。要知道，中国地大物博，地区差异很大。各个地区因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与中央王朝距离远近不同，交通难易不同，传统和风俗不同，物产、地理、民族构成不同，因此，它们对中央王朝政令的执行有相当大的差异。只有对各个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一个个区域钻研透了，才有可能对各个区域进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镇、一县、一城，大可至一省或数省，以至一国、一洲。全面的空间，不仅是指区域之大小，或区域之相加整合，而且包含另一层意思，即区域社会是整体社会的细胞形式，认真解剖一个区域社会，可以获得整体社会的全信息。
　　　　至于说全面的人，其学术取向与传统史学也是不同的。传统史学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视野局限于社会上层和政治精英阶层。要知道，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大众，社会史强调眼光向下，关注下层民众。我们既要研究长时段中普通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态、礼仪习俗、民间信仰、伦理关系等等，也要研究短时段即社会大变动时普通人的经历和命运。下层民众，比如农夫、小贩、走卒、商人、市民等社会群体是生活在草根社会中的，即一个个具体的区域中的。当然，研究全面的人，并不排拒上层精英。与短时段的研究对象事件相关的上层精英，原本属于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关注全面的人，就必须加强区域史的研究。

文：小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区域史研究以空间相分别，但空间本身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真正有意义的是，史家以何种方式，关注空间中的什么？《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以下简称《苏州与徽州》），在社会史的视野中再现了近世以来江南社会内部“两个小区域”的互动场景。

　　苏州和徽州，历来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苏州与徽州》作者曾就其中的许多重要侧面，进行过细致深入的探讨，当其中的一部分成果被整合成为体系严整的著作时，我们发现，无论是作者所抱持的自觉意识，还是其中的相关专题探讨，都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史特征。

　　与通常的地方史叙述不同，《苏州与徽州》缘于社会史的驱动：“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第1页）。什么是社会史？言人人殊；但在一定范围内，似乎存在一种共识：社会史是一种“全面史”或称“整体史”，这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就信奉的史学观念。作者就此入手，指出，经过社会史整饰的历史三要素（时间、空间和人），被赋予了新的全面性。在全面的空间中，江南区域研究自有其存在的天然理由：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的丰富内涵存在于众多的区域历史之中，整体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对各个区域进行综合的研究”。就传统中国女性而论，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网络中，她们处于社会的底层，都把贞节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命运相同，但如果着眼于不同区域和江南区域内部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作者发现，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境遇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这又是与两地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的。不仅如此，作者认为，区域社会是整体的细胞形式，认真解剖一个区域社会，可以获得整体社会的全信息。在这里，《苏州与徽州》对于社会史的洞察力，不仅仅在于一般意义上的“麻雀解剖”，而更在于被解剖“麻雀”的天然整体性。在作者看来，区域是相对的，江南是一个区域，但区域小可至一村、一镇，即区域是多层次的，以社会史的观点，就是全面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作为区域组成的社区常常是作者考察的基础和个案。比较典型的，如对徽商鲍氏在苏州的宗族重建等的考察，将区域社会生活实态毕呈毕现。

　　区域研究的社会史意义不仅仅体现在空间要素中，也体现在时间和主体的要素中。仅就主体而言，在社会史视野中，“全面的人”理应包括底层民众，而他们，“是生活在草根社会中的，即一个个具体的区域中的。……关注全面的人，就必须加强区域史的研究。”至此，可以肯定，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可以深化中国整体史的研究。由此我们不难明白，社会史的“整体史”观，意味着史家所关注的对象不仅是上层精英，也应该包括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普通民众；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一些突发的政治事件，还应该包括稳定的日常生活；投注的空间不仅仅是抽象的社会，还应该包括具象的社区。这样，新的关照对象与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一起，就构成全景式的社会历史生活场面，构成整体社会史。由此，“社会史包含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比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得多”。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史并非指增加某些关照对象，而是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整体更新，由此导致的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对话势所不免。《苏州与徽州》在进行两地比较时，没有局限于经济文化表象的简单罗列，而是从区域互动的方式出发，将区域比较划分为区域间的沟通、相互作用和知觉三个层面，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里向人们展现两地经济互动、文化互动和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社会生活要素的异同：家庭-宗族结构、市镇结构、社会管理与社会保障系统、社会阶层状态、社会文化与社会信仰、社会风尚……很明显，作者对于区域历史的提问方式以及上述相关问题的解决方式，都自觉借鉴了相关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苏州与徽州》中的区域社会场景之所以新人耳目，端赖于前沿意识强烈的社会史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