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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9月21日刚刚辞世的著名史学家吴相湘（1914—2007）之长篇回忆录。
　　书中讲述作者大半生读书、从军、执教、游历、著述等方面的如烟往事，其间叙及与孟森、胡适、姚从吾、余嘉锡、马衡、傅斯年、陈受颐、蒋梦麟、蒋廷黻、毛子水、左舜生、晏阳初、周策纵、陈世骧、全汉昇等学者的交往，对近现代诸多中国史事，尤其是抗战史实有独到的见解。作者是李敖就读于台大时的老师，本书中亦有专节文字提及李敖。
　　在这部长篇回忆录中，作者以史家诚实畅达之笔，将个人悲欢与家国忧患、人事纠葛与政治波澜、师友交契与亲子深情、耆老故实与旧京新影一一汇集，民初社会的风尚、文化古城的熏陶、抗战烽火的锤炼、异国旅行的见闻，如老照片一般，再现于读者面前。

文：徐卫东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找材料”与“反乡愿”

　　有一天，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洛赫与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一起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皮雷纳提议去新建的市政大厅，而不是当地的博物馆。这有点出乎布洛赫的意料。对此，他解释说：“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这一段轶事可以说是对“历史学家”这一角色最好的说明。从这一个角度出发，历史学家的历史将是一个引人兴味的题目，历史学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也由此而得到观察。

　　史学家吴相湘今年9月在美国伊利诺州逝世，而其长篇回忆录《三生有幸》近日引进大陆，可谓适时的纪念。吴相湘，湖南常德人，早年受教于孟森、傅斯年、胡适等名学者，长期从事晚清民国史研究。回顾吴氏为学之途，当以傅斯年的影响为最大。1965年他向台湾大学校长请辞时说道：“我是一切以孟真先生为典型，‘动手动脚找材料’与‘反乡愿’，是孟真先生两大原则，我都尽力去追求。”

　　1962年，吴相湘因编纂民国史料惹怒当局，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1963年开始，台湾大学校园内逐渐流传对吴的冷嘲热讽，“脾气坏”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吴最终在1965年请辞。1969年，吴在南洋大学再度遭受攻击，甚至辱及其先人，再次愤然请辞。当吴相湘若干年后撰写回忆录时，他这样回忆往事：“我为顶天立地做人，不惜辞卸一般人认为有‘名’的台大、有‘利’的南大教职。不仅没有穷途潦倒，反而由于自由之身，精神愉快，专心研究撰述，实现素志。这是俯仰绝不由人的莫大收获。”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吴身上所呈现的“反乡愿”的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神是成就具有独立精神的史学家之必要条件。

　　吴相湘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最早从挖掘晚清宫廷秘闻起步，其后抗日战争史、民国历史也逐步进入他的研究范围，而且主持编纂了一大批史料丛刊，嘉惠学林。吴既然受教于傅斯年，他的史学研究特点也是秉承傅之研究路数，以探求新史料为特色，可以说是典型的史料派。举例来说，他根据故宫所藏乾隆穿戴与用膳档案，证实乾隆非常宠爱容妃(俗称“香妃”)，很注意她的回族特殊习俗；也是运用宫廷秘档以及时人笔记，他对慈禧上台的情况做了仔细考证，并创立了“咸丰辛酉政变”这一专业名词，沿用至今；他又挖掘李鸿章文集以及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指出慈禧并未挪用海防经费去修建圆明园，而修园之费别有出处，等等。不管社会时势如何变迁，个人生活如何变动，吴相湘对他所研究的主题，始终抱有高度的热情和韧性，随时随地注意搜集相关史料。可以说，本书封面所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数字，绝非虚语，而是实际写照。
　　
　　不是整个一代人的回忆录

　　读完全篇回忆录，我们可以感觉到，撰者吴相湘确实是当日时代风气的产物，也忠实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但对于历史学家吴相湘来说，这种记录似乎还未能反映史学家对时代感知的深度。举例来说，他考证清末海防经费并未被慈禧挪用，因此不能成为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原因。那么，甲午海战中国为何失败？吴相湘认为，中国兵舰数量少而质量差，中国海军作战精神与技术不如日本，主力舰大炮数量太少，凡此种种皆是中方战败之最重要原因。这还仅仅是从器物层面上来看历史，而我们知道，中国之所以有近代史上的种种失败，根子是在制度层面——这甚至是当日有识之士的认知。我们也知道，近代史上的改革历程也正是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的变革之路。也许正是因为深度上有所局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无论曲折艰难，还是壮阔发展，这些在吴相湘的笔下，都较难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感。也就是说，尽管回忆录中充满了时代的记录，但离流畅感知尚有距离，因为那些文字仅仅是记录——具有明确年月日的事件记录，而不是充满张力的历史叙事。

　　我们无法怀疑历史学家吴相湘对生活的热爱和投入，回忆录的名称就足以证实他对生活的态度。可是，从吴相湘的回忆中，实际上无法证明他们这一代人的“有幸”，而是只能证明他一个人的“有幸”。这是他一个人的回忆录，而不是整个一代人的回忆录。民国二十七年、三十七年，吴相湘两次携带巨款奔波途中，安全抵达目的地。这在动荡的时代，实属例外。然而吴氏虽知当日“道上行路难”，犹自断定“社会上一些抢劫案应该是偶然不幸”。这种断定自然也存在问题。那么，为何这位身经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未能合乎事实地见证那个时代？
　　
　　吴相湘和黄仁宇

　　仔细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对照另一位湖南籍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他就是同样经历民国时代的黄仁宇。首先，吴相湘和黄仁宇的一生经历顺逆不同。吴出身于家境颇佳的湖南旧家，在求学、工作期间也得到多方照顾，不曾经历特别困窘的人生阶段，婚姻也是顺利美满。黄出生时，正逢家道中衰，幼年常有饥饿的经验，其后求学、从军、出国，历经波折艰辛，早年甚至因前途渺茫而不敢追求所爱。

　　谈及人生经历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战争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常见题材，但撰者是否亲历战争，则关系所论深浅甚巨。汤因比经历一战，才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新领悟，萌生撰写《历史研究》的志向。陈寅恪因在抗战期间困寓香港绝岛，才对宋代汴京被围这一段史实突然有会于心，以前不可理解的地方都“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我们注意到，吴相湘和黄仁宇都曾投身到抗日战争，但两人经历的程度显著不同。吴在1941年到前线担任编纂战史工作，并曾深入敌后办报，鼓吹抗战，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个人家庭生活的安适。吴相湘回忆，即便在敌后，物资充足，物价平稳，还享受了不少美味。他最大胆的行动，仅仅是一次去前线视察爆破队，距敌只有数里地方，不过来往五昼夜，不曾听见枪炮声。黄仁宇呢，他不仅带过兵，辗转于物资缺乏的中国乡村，而且见过敌我士兵陈尸荒野的场景，更曾经历死亡的恐惧，后来深入第一线为人当差，遭到狙击手攻击。多年以后，黄仁宇综合各类资料，细致研究了被视为明亡清兴转折点的萨尔浒之战，揭示明军战败的根源在于明帝国僵化的农业官僚体制。他由此申论，等到努尔哈赤的子孙面对外敌时，同样深受体制之害，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海战失利的原因亦在于此。显然，他利用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体会与经历。

　　黄仁宇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他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也因此产生了太多的困惑，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消除他心中的疑问，而不是仅仅出于兴趣。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亲身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吴相湘、黄仁宇历史思考的深度差异。

　　在黄、吴两人的个人经历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黄仁宇在抗战结束不久就赴美求学，逐步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而吴相湘则是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后，1975年赴美定居。黄仁宇自陈，他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则是赴美之后数十年中发展起来。这样的经历使他不再囿于中国的范围来理解中国史，而吴相湘则显然缺乏这样的机会。从吴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始终刻意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尊，但仍然不免受到当日正统意识的局限，在历史思考上自然稍逊一筹。布洛赫说过，理解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理解历史，不仅需要有自身的纵向比较，也要有国际视野的横向比较；只有这样，才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为什么缺乏进入现代的大突破。按黄仁宇的说法，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由于缺乏比较，很难理解大我的生活中所欠缺的东西。很显然，吴相湘正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因为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乃至学术思维都在赴美定居之前问世、定型。如此说来，向以独立自尊期许的吴相湘在回忆录中郑重其事提及蒋总统的接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王淼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2月

　　吴相湘先生，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料的搜集、著述、整理和编纂工作，一生成绩卓著、著作等身，既有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进程，亦为后来治史者留下了足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他的长篇回忆录《三生有幸》一书，融个人生活与时代风云于一体，将个人的小历史与国家的大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真实记录了上个世纪的家国忧患与政治波澜，行文兼有史学家的厚重与文学家的趣味，堪称是一个时代的信史。

　　吴先生首先将个人活动放置于历史记录的中心位置，将自传等同于史著———他在《三生有幸》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太史公司马迁创纪传体，将天子以至庶人的重要言行，分门别类加以记录，真是把握历史学的要点。”而其后自传逐渐式微，正史流于公式化的官样文章，乃至近代以降，自传文更是稀少得可怜，“这不是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才鼎盛学术发达的现象，而是中国青年舍我其谁顶天立地豪迈不羁雄伟抱负日渐丧失的警报！也是中国读书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连‘发愤’写书的兴趣都没有了的明证。”鉴于这种状况，吴先生写作这部自传其实是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然，他既为了唤醒国人已然消沉的理想与抱负，同时也是为了抛砖引玉，“使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将自己的经历从‘三生有幸’的观点去回忆，而不在‘生不逢辰’心理下而颓丧，国家社会都会呈现活力和新气象。”吴先生之所以将他的自传取名为《三生有幸》，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缘故。所以吴先生在这部自传中处处抱持一颗感恩的心，在别人看来，身处内忧外患的时代当是人生之大不幸，他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感谢自己处身于二十世纪世界治乱安危所系的非常时期，能够以见证者的身份亲眼目睹诸多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他感谢自己处身于新旧过渡的伟大时代，能够亲身体验大家庭浓郁的人情味与诸多传统的礼仪；他感谢自己能够在共赴国难的时期得入北大门墙，蒙受师恩，并因之塑造成刚直不畏惧强御独来独往的个性；他感谢自己读万卷书的同时，更有机会行万里路，得以亲身体察历史实物，感悟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身为一位历史学者，这岂不正是三生有幸吗？

　　作为一部传记作品，《三生有幸》除了以吴先生的个人经历为线索，全面展示当时宏大的时代场景之外，作者尚以大量笔墨描述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老北大的陈年往事、文化名人的逸闻佳话、以及异国访学的旅行见闻等内容———诸如五代同堂的天伦之乐、深入塞北的游历与考证、图书馆读禁书、琉璃厂淘书乐，诸多乐趣均化作津津有味的谈资，在作者笔下不徐不疾、娓娓道来。更为难得的是，吴先生还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详细记录了自己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过程，其中，他不仅写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浴血奋战，也写到了“劫收”大员们的恶劣表现，显示出一种秉笔直书的史家本色。

　　吴先生是湖南人，他出生于沅水之滨的常德旧家，具有沅湘子弟绝不屈服、且仗义执言的强悍性格。吴先生的治史也是同样，他抱着敬慎、忠实、负责的态度，始终秉持“有批评才有进步”的观念，慎思明辨、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妥协、敢承担，为追求学术自由不惜得罪人，甚至不惜辞卸一般人认为有“名”的台大、有“利”的南大教职。历史学家张存武评价“他的脾气像湖南骡子一样硬，得罪不少人。”李孝悌说“他是个有狂傲霸气的人。”吴先生本人则自谓“不怕滚蛋，只怕不干。”这些，均可视作吴先生强悍性格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