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黄长怡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出版，主编周振鹤谈学术——
能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我就满足了
“周振鹤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1941年生于福建厦门。他与葛剑雄同样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博士学位，是我国文科最早的两名博士，现在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主要研究历史地理学，也涉及地方行政制度史、文化语言学、近代新闻史以及中外语言接触史、海外交通史和地方志等方面，可谓博学之大家。同时，近年他也在《新京报》撰写了不少时评，参与时事评论，提出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近日，由周振鹤主编的12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开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是国内目前最大的行政区划史，也是唯一一部以“行政区划史”命名的著作，时间跨度从先秦一直到中华民国。借此机会，记者采访了周振鹤，了解这部巨作的相关情况，以及历史地理学科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精确度
南方都市报：这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与之前国内其他的行政区划史有何不同？
周振鹤：国内尚未出版过任何中国行政区划史著作，即使内容是有关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也不以行政区划史为名。已出版的有关中国行政区划的著作，多是介绍性的，综述性的，而这一部主要考证性质的，是全面研究行政区划历史变迁的著作。
南方都市报：学界人士提到这套书，都会提到“逐年复原”这一点，认为非常不简单，特别对于远古时期比如先秦、秦汉，可想而知难度更大。如何能够做到这样的精确度？
周振鹤：其实“逐年复原”的确难度很高，不可能全部做到，但是力争做到。这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我1983年写的《西汉政区地理》里就逐年复原了西汉一代郡级政区的数量与名目。东汉以后直到民国，郡、州、路、府也都能做出。但县一级在唐以前的逐年复原则较难。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史料既奇缺，行政区划变化又十分紊乱，逐年复原就很难做到。先秦则是行政区划产生与形成的时期，许多情况还十分朦胧，也不可能做到逐年地复原，将来恐怕也不可能。所谓书缺有间，有些历史问题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文献资料，恐怕会永远是空白，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整部书的参与者都是以断代史与历史地理研究为专长的学者，他们对文献的运用十分娴熟，又具有考证研究的基本功力，再加上极端认真的态度，自然要做到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精确度了。
南方都市报：这样一套历史地理学著作，学术上的意义在哪里？对现实社会又有什么意义？
周振鹤：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填补了一项学术研究的空白。在专门史里，在历史地理领域里，完整的行政区划史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此前通代的行政区划变迁只有以地图形式表示的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历史地图集，而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只有解放前少数以中国疆域沿革史一类名称出版的，篇幅较小或很小的简史。解放后只有八十年代，主要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比较简明的著作，但这些大都不是研究性的成果。其次的意义是在复原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的基础上，理解变迁的原因，总结变迁的规律，进而为当代与今后的行政区划改革提供建议与思路。第三则是以中国两千多年的政区变迁事实为基础，使构建小尺度的政治地理理论成为可能。而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小尺度的政治地理相对处于比较空白的状态，因为其他国家都没有中国这么丰富的系统的行政区划变迁资料可作为依据。
南方都市报：研究行政区划在历史上的变迁，对现在中国富有争议的国境线问题，是不是会有一些指导性的作用？
周振鹤：对于历史上的国界的研究主要是疆域史、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至于国境线走向与方位的确定是更复杂的问题，并不在行政区划史的研究范围内。但因为疆域是由行政区划(包括正式政区与准政区)组成的，因此行政区划史研究就可以告诉我们，凡是中原王朝曾经设有行政区划的地方，必然当时都属于该中原王朝的版图，因而行政区划史的研究是与疆域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例如在汉朝的东北地区，就设有朝鲜四郡，一直管辖到今朝鲜半岛南部，在南方则在今越南北部与中部设有交趾等三郡。但这是历史上西汉王朝的疆域范围，与今天的国境线的形成并不是一回事。
一旦考证出了难点，就有无穷的愉悦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你是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矿冶专业毕业。这是一个工科专业，如何走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道路？
周振鹤：我读书较早，1958年就中学毕业。当时的风气是，数理化成绩好的人不会去考文科，我也是如此。那一年是在反右派之后，家庭成分直接影响录取。我父亲是右派，我家成分是工商业者，因此我考试成绩再好也不可能考上太好的大学与所谓好专业。能被录取，并入矿冶系采矿专业就已是万幸。因为我内心一直还是喜欢人文学科，也从小喜欢读书，所以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时就贸然参加考试了，但报考时不知道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是什么。
南方都市报：这么说读历史地理专业带有某种偶然性，那什么时候你真正喜欢上这个学科？这个学科的魅力在哪里？
周振鹤：我是第一届的研究生，大概那一届多是十数年沉淀下来的，坚持读书的人。所以相互间影响很大，都很努力学习。考进来纯粹偶然，是根据考试科目来挑选专业的。当时历史地理专业的考试科目是中国通史、中国地理与古汉语，这三门我把握较大，我只有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基本上是靠原来积累的知识考上的。复试较难，考到根据《水经注》画图这样的题目，而此书我根本没有读过，纯粹根据文本将图画了出来。虽然笔试与口试成绩都很好，但其实是来到复旦以后才真正理解到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学科，并不是历史加地理。而读下去不久，就十分喜欢这个学科，大约因为必须做许多考证的缘故，考证如同解数学题。譬如看到《汉书》记载西汉某诸侯王因获罪，其王国被“削二县”一类记载，就有一种非要弄清楚“所削到底是哪二县”的冲动。尽管类似的问题，并不可能全部被解决，但一旦考证出了一个难点，却觉得有无穷的愉悦，跟中学时代解出了一道几何难题，大学里解决一道微积分难题一样兴奋。也许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科最大的魅力所在。
南方都市报：对历史地理学家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否非常重要？你是不是也走过很多的地方？
周振鹤：研究历史的人一定要读万卷书，这是必要条件。当然现在许多人是“薄积厚发”，看一点点书，就有很多著作出来。行万里路则是充分条件，最好如司马迁那样，有几乎遍历天下的经验。而对于历史地理学者而言，则行万里路也应该是必要条件。至于其他领域的学者就不一定要有这样的准备。我是走过许多地方，若按照省一级政区而言，我很早就走遍了所有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与台湾了。国外也去过许多地方。与一般人旅游可能会有些不同，也许看得更深入一些。譬如，在日本高野山看到的东密的佛与菩萨的形象，我就发现与在西藏看到的藏密的佛与菩萨的形象有别，这可能是一般人发现不了的。
南方都市报：历史地理学被认为是很具有“发散性”的一个专业。它的发散性表现在哪里？成为一位历史地理学专家，困难在哪里？
周振鹤：历史地理资料除了在正史地理志里比较集中外，在其他文献里往往比较分散，必须认真深入全面地搜集，有时片言只语都有很大的用途。即使在地理志里，有时不小心也会漏掉材料。我就是从《旧唐书·地理志》一句重要的话里得到启发，而分析出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有一次自北而南的大移民活动的。这句话是：“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说明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的官员以及今河南湖北交界处人民都南走到荆州以至湖南湘水流域，以至荆州户口膨胀了十倍。荆州如此，南方其他地方如何呢？仔细考察其他文献以后，发现从江南到赣北都有大量移民到来，于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的事实就浮现出来了。这一点过去没有被人注意到。所以在文献上花功夫很重要。当然这里的文献指的当然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除了收集资料要完备外，还要善于联想，善于推理，才能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时遇到史籍记载的材料自相矛盾，更要认真分析，反复思考，才能判断哪些史料正确，哪些靠不住，才能依靠正确的史料研究出正确的结论来。
多关心世界，做对人民有益的事
南方都市报：你和葛剑雄被称为“双星”，是历史地理学界的著名学者，也是活跃参与社会话题的知识分子。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介入社会话题的讨论？
周振鹤：如果从西文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词来看，是应该积极介入社会话题的。不过我参与得不多。只是有时写一些时事评论而已，写得集中一些的是2005年在《新京报》上的时评。有些时评我是很认真写的，但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不舒服，后来我自己觉得写了作用并不大，比如批评厦门鼓浪屿打算收上岛费80元的事，当时也许起了作用，但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收了，所以现在就基本上不写了。其他时候写得多的还是学术随笔，但即使写这样的随笔有时也要得罪人。但我想正常的学术批评是必要的，我也希望有人能在学术上给我以批评。
南方都市报：是否对历史地理学家来说，有更多的参与社会讨论的知识基础。比如对环境问题、行政区划问题、历史问题等等，都有发表议论的空间？
周振鹤：对。历史地理本来是比较纯学术的研究。但事实上，因为同时具备有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背景，有时还要有政治学、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修养，所以思路比较宽，牵涉到的话题比较多，议论空间比较大。但同时负担也比较大，要比其他专门学科看更多的书，走更多的路。
南方都市报：对于你本人来说，除了学术上的追求之外，在公共知识界，你有希望达到的目标吗？
周振鹤：有。我希望年轻学子能记住章太炎说过的一句话：“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能够多读书，在学问的求真上努力；多关心世界，将自己所学用于做对人民有益的事。任何一个学问家都是带着满肚子学问离去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能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思想的丰富性往往远远超过天赐的生年，所以许多学问都要薪火相传，才能使学术得到良好的发展。骄与躁永远是阻碍学问成功的大敌，只有不骄不躁，才能有真正站得住脚的学术成果行世。我没有什么特别高尚的目标，只能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并且希望能培养几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学生就满足了。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最大的爱好是藏书？
周振鹤：实际上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并不是藏书。现代人谈不上藏书的，因为过去藏书标准很高，总得有很好的珍稀版本或珍贵稿、抄本才算得上藏书。现在也许有少数人够得上吧，我不大清楚。但我自己是够不上的。因为喜爱读书，自己就要买书。书读得多了，就渐渐知道什么书有用，什么书可贵，什么书罕见，什么书在学术上有价值。
我买书多半不是买版本价值高的，那些书其实我也买不起。但会留心一些别人不注意到的书，即所谓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藏书家不重的书。如果买到一部一般人不注意而有价值的书，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有一次我到桂林去，在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地方，就买到了一本刻得十分拙劣的旧线装书，而且很破烂，这样的书是没有人会要的，但仔细分析，却发现这本书很可能是明末坊刻的普通书，因为普通，从来没有人会收藏它，所以不可能传世。但从中却可以看见当时一般百姓如何找乐子，看到拗口令的最初模样。很有点意思。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碰运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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