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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坏脾气》《文武北洋》等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图书的畅销，民国人物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僵硬的黑脸白脸，而开始变得温和、真性情并可亲近起来。
　　整部民国史上的是是非非功功过过，也开始引起了更多人们深入探究的兴趣和热情。这中间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民国时代的大记者陶菊隐先生，陶以自己数百万字篇幅的“菊隐丛谈”，为民国38年里混乱变幻的军政生活留下了最生动可信的纪录。就最近几年出版界对其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的成果来说，《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2006，海南出版社）对于了解北洋军阀统治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最近这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新整理推出的《狷介与风流》，是陶氏《吴佩孚将军传》和《蒋百里先生传》的合集，虽然距离初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但它们依然是所有同样传记里最出色和最值得关注的著作。
　　吴佩孚，字子玉，直系军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吴号称“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如日中天时是这样，失败下台时还是这样。他得意时拒绝过苏联以及英美的示好，失意时正处日本侵华时期，他则是北方日伪政权下最梗直的一块骨头。他一生清廉，没有乱七八糟的风流事，也曾经下过手谕，禁止族人在自己的政权里做官。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一语评说他：狷介一生。近几年来，国内给吴佩孚这个人物说好话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给予正面评价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但可以说，还没有谁像本书这样给予过吴佩孚一生如此深刻的理解，如此响亮的掌声！《吴佩孚将军传》初版于1941年，作者陶菊隐投入了极大的写作激情，自称“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这种激动和热情，透过文字而直达今天。
　　《蒋百里先生传》则初版于1948年，传主与作者是至交，关系密切，来往频繁。正因这层便利，这部传记深入描写了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军事家的公私生活，为任何其他人写蒋的传记所不及。蒋百里一生有很多可堪得意的事情，他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日本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他曾是袁世凯亲点的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又是蒋介石任命的陆军大学代校长，门下弟子，遍布军界；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新月文学社之一员，徐志摩正是他的亲密小友，据说他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时，徐志摩背着被窝要去陪他坐牢；西安事变时他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张学良亲自向他求谋请计，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也确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他最早提出了对日战争的长期抗战理论，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至理名言。蒋氏的一生传奇，正如一个评论者萨苏调侃的，“连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当是时，“男交蒋百里，女交林徽因，不负此生”！
　　历史长流，滚滚而下，昨天的因正是今天的果。我们今天重审历史，重读民国史，正是应该从重读民国历史上的这些个性人物开始。

文：浅川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大约在1924年，吴佩孚和蒋百里曾一度命运交织。时值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慕蒋之名，请其同去东北讨奉或带两师回湘布防，蒋皆推辞未就。后吴兵败，及其再起之时，蒋感念前恩，又有促其联合西南革命军讨奉的意图，便就任吴的参谋长。但因吴一心联奉讨冯，蒋不久便辞职而去。这两个民国史上的著名人物就此分道扬镳。

　　民国大记者陶菊隐在1941年和1948年分别为两人写了传记。山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将这两本传记汇成《狷介与风流》一书。陶比吴小27岁，其刚出生时，吴已以秀才身份投笔从戎。及至吴大帅声望如日中天之时，陶也在新闻界立足，虽与吴缘悭一面，但其所写与吴有关的通讯稿多达数十万字；蒋百里则比陶大16岁，两人为知己好友，蒋还曾介绍陶与蒋介石见面探讨时局。因此，陶为吴、蒋作传，是以同时代之视角观之，向来被治民国史者视为第一手珍贵史料，再加上陶坚持“是则是，非则非”的客观态度，秉笔直书，文字简洁生动，两传亦成为传记中之上乘佳作。

　　在民国史上，吴佩孚与蒋百里两人虽境遇不同，但均有与时代格格不入之处。

　　吴崛起于军营之时，正值中国由帝制转民治的转型期，也即历史学家唐德刚所称“历史三峡”之激流澎湃之时。民国二年发生的“宋教仁被刺案”及其后国民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在民国史上开了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以枪杆子说话的先例。在同样的逻辑之下，中国随即陷入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吴以“闪电战”成名，跃升为北洋第三镇曹锟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在直皖、第一次直奉战争两战皆胜之后，他实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之一，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中国最强者”。但在其他军阀普遍勾引外援、扶植党羽、占地盘、搜刮私财之时，吴却算是其中少有之异类，他常自比关羽、岳飞，心存救国救民之念，不纳私人，始终奉行“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陶在传中既感佩其风骨，又憾其“对现代政治理解不足，对人生体验亦有不足”，因此一意孤行，终归失败。唐德刚亦评价其为“狷介一生”，狷介者，正直孤傲、洁身自好之谓也。

　　蒋百里也是秀才出身，后弃文学武，竟以日本士官校步兵科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天皇赐刀。归国后，再去德国进修军事。若蒋是一野心家，凭借其军事天才及当时显赫之声名，自然不难拥兵自立、权倾一方。但蒋恰恰“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以建军工作及军人之精神教育为其不二职志，绝无个人权位之私”，以至竟如学成“屠龙之技”，无处施展，不得不束之高阁，终生未见大用。

　　在这一点上，黄兴、蔡锷之精神气质与其不无相似之处。当清帝退位、民国甫立之时，黄兴任南京留守，当时大小军队尚有三十万之众，但黄一心只想遣散军队，使革命后的民国能有和平建设之机会；蔡锷也是一手提拔唐继尧，将滇军交付，结果护国战争时，蔡只从唐手上领得数千羸兵出战。

　　即便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屡战屡败之后，也深感没有“枪杆子”无以成事的困惑。因此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竟然也在日本搞起了绝对权力的中华革命党，实在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陶氏则评价蒋说，“这一半的责任应由他自己负，因为他的书生习气太浓，一半应由历来的当局负，他们要狗才而不要人才。”蒋确实有股子书生气，他曾被袁世凯钦定为保定军校校长，却因办校屡遭当局掣肘，愤而自戕；他在政治出路渐窄之后，转而将精力投向学术研究，他“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且对政治及文学无不富于天才”。

　　蒋之人生际遇亦为时代之悲剧。从民国初期开始，由于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整个中国社会已演变为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那个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几乎没有哪路武装不是“子弟兵”，从而演变为军阀割据的状态。即便到了国民党时代，军队内部仍然是派系林立。因此当梁漱溟在抗战期间的参政会上不合时宜地提出“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时，张群回答说：“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他的命，谁能把军队给你？你真是书呆子！”

　　由此可见，如蒋百里这样心无私念的一介书生，即便为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领袖又如何肯让他掌握军权？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喜欢笼络旧官僚戒备“士官系”的袁世凯，还是一心扶植黄埔系的蒋介石，最后都只愿意将蒋百里摆到军校校长的位置上。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吴与蒋均表现出铮铮铁骨。日本人请在北平做寓公的吴做北方伪政权的领袖，吴答应出山，但条件是日本无条件撤出所有中国领土；而蒋很早就预见到中日之战的战况，提出“持久战”，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名言。陶为吴作传，即“意在借重其不勾引外援这一点，警惕当世野心家莫做吴三桂的一流人物”，写蒋，则悲其“不能完成他建军及巩固国防的伟大理想”。　　

文：傅国涌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1月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袁世凯活着时，他还是个微不足道的中级军官，他的崛起是在１９１９年前后，他以区区一个师长的身份，居南北交战的湖南衡阳前线，发表通电，干预时局，开始斩露头角。在此之前，他只是曹锟手下一个军官，在同僚中被称为“吴傻子”，沉默寡言，落落寡合，无人理睬。从此之后，他名动全国，过武汉时，学生向他献花，称他为“革命将军”。他的声光几乎盖过了直系的主将曹锟，曹的左右对他嫉妒得要命，好在曹始终对他信任有加，常说“子玉是我的本钱”。１９２３年，他驻扎洛阳，练兵整武，雄心勃勃，怀抱武力统一中国之梦。那年正值他５０岁，他在各报刊登载《谢入洛宾客启》，有几个部下将领不顾禁令，前来祝寿，都被他毫不客气地赶回去。“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只有康有为送来的祝寿联，大概会令他内心窃喜。这是他一生的巅峰时期，洛阳一时成为举国注视的中心。他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的最强者”。他曾被前苏联看中，希望与他合作，扶他为中国之主，但他骄傲地拒绝了，《解密的档案》中文版出版已有多年，其中往来文电可以为证。这一切，陶菊隐当然不可能知道。
在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之战中轻易成为胜利者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叱咤自喜，何等威风，因为部属冯玉祥等的倒戈一击，第二次直奉之战成了他的“滑铁卢”。可是就是在兵败彷徨、困在白帝城之时，日本人当面向他表示，愿供给他私人借款１００万，赠他步枪１０万支，小炮５００门，机关枪２０００挺，包括弹药等，他竟然回答：“过去我有枪不止１０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乎这几个钱这几支枪的。我要借外债，引外援，何必今日？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在当时的军阀当中，小胡子、光头、目光有神的吴佩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爱钱、不爱女人、不怕死、痛恨吸鸦片，他对张学良说过“军人最大力量是个死字”。更重要的是，他所主张的不住租界、不借外款、不与外人勾结，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不打一毫折扣的中国人，上马拿枪，下马赋诗，他熟读古书，深受传统的影响，常以关羽、岳飞自许，眼高于顶，在旧军人中显得有几分桀骜，乃至有几分酸腐，他不大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现代眼光不足，在急剧变化的２０世纪，他的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里，这些都是事实。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即使一度东山再起，也是回光返照，北洋军阀这一幕到１９２６年以后终究要落幕。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五四”前后那些有声有色的作为不能轻易一笔钩掉，在陶菊隐这本书中我没有找到吴佩孚那封声援“五四”先生的著名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未免遗憾，这在当时的报纸上是很容易找到的。
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吴佩孚多次拒绝日本人要求他合作的诱惑和威逼，愿意站着死，不愿苟且生，最后死于日医之手。
蒋百里（方震）是个军事理论家，和吴佩孚不属于一个类型，曾做过吴的参谋长。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他曾与蔡锷齐名，同为“士官三杰”之一，随后继续留学德国学习军事，他具备现代眼光和现代军事观念，在一个枭雄主导的动荡乱世，他常常找不到用武之地。他和梁启超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梁回国办《庸言》、《大中华》杂志，军事文章都是请他执笔。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对他推崇备至，南苑练兵时，给所部将校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其中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赫然还有“蒋方震曰”，梁漱溟曾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小册子。“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创办《军事周刊》，普及军事常识，也是请蒋百里来主编。黄炎培说他“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他身上有浓厚的书生气，更像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战将，他写过一本大受欢迎的《欧洲文艺复兴史》，１４个月内曾连续再版三次。当然，他一生最高的成就还是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留下了《国防论》等军事学著作。抗战之前，国民政府要找一个人去西方考察现代军事，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通外语，二有军事天才，三是驰名海内外。兼备这三条的只有一个蒋百里。
陶菊隐先生是新闻记者，更是旧闻记者，他一生在旧闻上的收获甚至超过了在新闻上的。他以记者而写史，论学养功底乃至严谨也许都有所不足，他的史话也好，传记也好，难免都比较浅显，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材料来源以当时新闻报道为主，也不可全信，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读。但是，他以新闻记者的角色，亲身经历过民国时代，笔下有一种在场感，这是他无可争议的优势，也是他的旧闻作品受到读者喜欢的主要因素，他的作品受到喜欢的第二个因素也和他的身份有关，长期的新闻训练，使他的文字清新如话，可读性很强，没有书斋学者的呆板。《狷介与风流》也不例外，这是他的两本人物传记《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的合集，同样体现了他的这些特点。要了解这两个民国历史人物，这一定是重要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