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治国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20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年在《当今哲学的任务》中曾经表达了这样一种殷切期望：“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大多数人读得懂……因此，使用尽可能通晓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思考世界和人生是非常必要的。”而德国哲学史家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教授初版于1950年，此后一版再版并于1999年已达至第17版的《世界哲学史》无疑正是对于雅公上述期望一种恰如其分而又持续不断的有力呼应。
确实，《世界哲学史》作为向一般公众详细讲述东西方哲学史上那些至关重要而往往又似乎玄妙深奥的思想成就的努力，不仅内容广博，信息丰饶，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自觉自励地以一种深入浅出、质朴流畅的形式来同读者共同分享哲学家们的才思与智慧。本书自初版以来，其德文版的发行量已达60万册，并先后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日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以及目前的中文简体版等等——并不仅仅是表达方式上胜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该书在哲学信念、叙述视野、处理不同哲学家与哲学问题的具体方式等方面都有上乘表现。
就哲学上的主导信念而言，该书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首先，当年德国贤哲伊曼努尔·康德在回顾自己一生的著述时，曾将自己毕生全部努力的方向精炼为三个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信仰什么？《世界哲学史》作者敏锐地指出，“如果依照这三个问题的观点对哲学的历史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基本特征，这三个问题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正好与康德提出的顺序相反。”对此，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解释。
同样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他曾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哲学，即“学院意义的哲学”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前者是指局限于学院内部而被研习的一门学问，后者则是一种主动性的、能够响应世界并为具体生存处境中的困惑与疑难指点迷津的思虑活动。相对于前者，康德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值得充分投入的哲学类型。本书作者对此有着非常明确而清醒的认知。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的问题以及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各种尝试”，而他的《世界哲学史》的宗旨就在于，“该书是为这样一些人而写的：不管他们是否受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当面对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以及我们时代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灾难时，他们从不气馁，而总是试图通过独立思考来揭示世界之谜，并努力去寻找永恒的人生问题答案。他们从不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及其作品都会对我们有所裨益”。
就叙述视野而言，该书堪称视野宏阔，兼容并蓄。尽管20世纪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无论在规模还是层次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持有“欧洲中心论”乃至此种意识仍然相当强烈的可谓大有人在。作为长期浸淫于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学术传统的哲学史家，该书作者虽然尚未完全摆脱上述情怀与意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世界哲学史》对于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思想给与了更为充分的关注和尊重以及较为中肯的叙述和评价。此外，本书的兼容并蓄还体现于其对往往在西方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和论述中被置于主流体系之外却有不凡见识的派别、人物的关注和探讨。
就对历史上不同哲学家与哲学问题的处理方式而言，该书可谓灵活而不拘一格。作者充分意识到了该问题的关键性，所以，面对不同的哲学类型和不同的哲学思想，他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处理方式，而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哲学思想选择了极具针对性的叙述策略。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应该说不仅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当前哲学发展的真实图景，而且有助于一般人更为清楚、具体地把握哲学在今天对于我们的多重功能和丰富意义。
该书的中文编排与翻译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体现对学术的体贴与热诚以及对读者的负责态度。作为一部面向一般大众读者的普及性著作，该书的德文原版基本上没有专业注释和引文出处。这虽然情有可原，但是一些专业术语以及比较生僻的概念、名词等显然不可避免地会为一些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因此，该书的中文译者吕叔君在力所能及的情形下尽量补充了一些注释，并且对一些重要引文也给出了中文版本的具体出处，以便读者查阅、核证。其次，中文版在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后，在文字内容之外不辞烦劳地精心搭配了大量的人物与景象的插图，这些直观材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的愉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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