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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本书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将问题讲得最中肯的是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的贫农和雇农们。这一部分贫农和雇农分得了土地，掌了权，后来被称为“新中农”。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因生性胆小或无助，未敢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文：何蓉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落后的农村是如何成为革命的堡垒的？1947年，两位有着共产党身份的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深入解放区进行土改的调查研究，后来写成两本影响深远的书。由于具有异文化的敏感，他们发现了更多的东西。这些复调的叙述或可丰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

　　　十里店是一个平常的北方小村庄，位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下。

　　《十里店》则是一本奇妙的书，演绎了这个普通村庄在1939-1948年之间的变化。其奇妙之处在于，叙述这些土得掉渣的农村人的梦想与追求的柯鲁克夫妇都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其中一位还是出生于中国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中国农民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词语，诸如“翻身”、“查窟窿找补丁”等，都会让他们反复回味，表现出基于文化差异的敏感。

　　而他们的身份是英国共产党党员。那么，他们将如何看待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发生在这个东方古国里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呢？特别是，马克思曾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爆发在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较为发达、阶级矛盾较为突出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然而，中国革命恰恰是要将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伟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一理想是如何实现的？

　　尽管我们已经熟悉了关于土地革命中农民翻身斗地主的正统描述，但是，《十里店》以其别具风味的叙述指出了，这一场革命带给农村的重大变化，并不只是经济上的翻身，更是政治上的自主，以及新的文化风尚的建立，而且，革命得以推进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后两个方面。

　　柯鲁克以丰富的材料表明，传统中国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观念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土地革命之前，十里店的社会经济模式已经使得所有人都泥足深陷，无法自拔。对于拥有较多土地的人家而言，必须尽力扩大家产，使得自己的几个儿子能够分到大致相当于自己继承到的那一份财产，但最有利的生意不是生产投资，而是金钱交易，即高利贷。十里店的地主们甚至向周围更富有的地主借钱放贷，高额的利率使富者更富，穷者愈穷。作为人，地主们并非个个嗜血成性，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从赤裸裸的盘剥中抽身而出，但是，他们的代理人和地方治安机构是这一弱肉强食的食物链的后盾，保证地主们能够安全地掠夺到每一块钱和每一块土地。资本转为高利贷，而这种滴血的掠夺却是出于对家庭的忠心和奉献，完全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念。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十里店所代表的北方农村仍然普遍贫穷，在这之下也有显著的贫富差距，富有与贫穷之间的差距大到了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地步。富有者或可保证家人衣食无虞，贫穷者却有可能被一次干旱之后的饥荒逼迫得卖儿鬻女甚至家破人亡；土地在历代的平均继承中被分割成不经济的碎块，还有可能因为一笔无法偿还的高利贷债务被抵押没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财富是脆弱的，贫穷却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吞噬掉一切希望。

　　针对这种情况，1937年底，当县城被日本人攻占，国民党落荒而逃时，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十里店附近建立了一个前哨，他们鼓舞农民斗志的重要措施就是抗击苛捐杂税，原有的包税制本质的捐税养肥了贪官污吏，现在则代之以累进税和后方勤务制度。由此，农村最贫困的七成农民完全免除了缴纳税款的任务，他们甚至通过积极履行后方勤务获得了一定的报酬。旧农村借贷—生产—负债—失地的恶性循环被打破了，贫苦农民第一次有可能通过生产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甚至生产工具；为了对付累进税，地主们第一次肯将珍贵的土地卖出，少有余裕的中农们意外地获得了扩大生产的机会。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明亮了起来。

　　到了1942年的严重干旱和饥荒来临之时，共产党太行分区政府开展了将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的措施，通过农民自己的农会、互助组、合作社和妇女协会等组织，一方面说服乃至迫使地主富农出售屯积的粮食，济贫救困，另一方面组织春耕生产，在互帮互助中获得生产和发展。

　　改税制、斗地主、挖屯粮、清欠债等措施使大部分农民获得了一个相对公平和有利的起点，有机会凭着自己的劳动获得生存和发展。如果说这还是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行动的话，那么，新的动员体制和农民的组织与自治，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革命并不只是斗争，而恰恰是为了联合。一种新的社会团结出现了：农会将除了地主之外的大部分农民都组织起来，治理村务；互助组实现了生产中的互帮互助、合伙经营；甚至以前不被看作“人”的妇女们，也被组织到妇女协会中来，以组织生产、获得经济收益的方式得到了家庭成员的某种重视，更获得了一种社会的身份。塑造新农民、组织新社会，这便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点。

　　这一场革命同时也是革除旧风气、塑造新文明的过程。以划分阶级的运动为例，尽管在其过程中有不少失误，而且，阶级成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从《十里店》中的描述来看，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的结果，它既是变动的，又是有明确目标的。所谓变动，指的农村社区中的阶级划分，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的生产与分配格局在人的阶级关系中的体现，换言之，只要是基于劳动产生的贫富差异，就应当是正常的和允许的；所谓明确目标，指的是消灭剥削，并以互助的方式获得共同富裕。

　　这样，尽管消灭阶级差异是革命的终极目标，但是，在现实的革命阶段，并不否认阶级划分的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划分并非固定不变。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被划作贫雇农阶级的人，也有可能带有剥削时代的种种不足甚至陋习，只有在农民的群众运动中进行自律和公议，新的农民才能够诞生。基于此，一种自由自在的散漫的生活方式让位于强大的监督、约束，谨慎、保守、平均主义等传统品格让位于廉洁、积极、进步等新的美德。这使得土地革命又成为孕育新的文明形态的基地。

　　不过，从《十里店》的描述来看，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们，更像是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先驱，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图景。因此，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行动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时有过火之嫌，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例如，经过第一轮的革命与调整之后，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财富，经济能力已经低于平均水平，贫农翻身得土地，一跃成为中农甚至富裕中农，此时，面对部分仍然缺地少物的贫农，是否应该进行劫富济贫式的调剂，将得益于前期土改工作的新中农视为填平窟窿的补丁？换言之，革命是否会导致革掉生产的命？此时，革命与生产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但影响极其深远的矛盾。

　　即使有此类不足甚至错误，土地革命仍功不可没。它追求着高远的目标，却是从当下的要务做起，这种贴近地面、贴近民生的草根路线和制度革命给予了农村和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身为西方人，《十里店》的作者对中国农村的普遍的贫穷落后有相当深刻的体会。也许正因如此，他们能够超越具体的利害与恩怨，超越我们所熟悉的关于土改的暴风骤雨式的、压迫与反压迫的一元的叙述方式，看到农民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这一次土地革命的经历，不仅仅从经济上使农民翻了身，更重要的是，它鼓舞了长期受压抑的逆来顺受的农民起而抗争，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造就了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新希望。

文：吴隆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195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伦敦出版后，美国某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书评说：“柯鲁克的报告全无任何社会学的分析、理论或方法论。在许多地方，它读起来像一本共产主义小说。”当然，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伟大革命仅仅只有“新闻式的印象主义”报道是不够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它意味着这是一本好看的书。

　　1948年初，英共党员柯鲁克夫妻来到晋察冀豫解放区中心区武安冶陶镇。为了见证其时轰轰烈烈的土改，他们随《人民日报》编辑组成的一支土改工作队来到十里店，记录下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而成这一本书。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革命电影或小说皆非童年少年时反复观看阅读的唯一精神食粮，于是甚至连这样戏剧性的感受都没有。土地改革，乡村革命，在我们脑海中不过历史教科书上几句话，那印象是漫画式的：这一页愁云惨雾，翻过去就是个晴朗的天。这其中需要大量的历史细节来填充，《十里店》作为一本纪实著作，恰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直观的历史记录。

　　书中所记述十里店的“村史”，从抗战前开始。从叙述中可以感受到，这个太行山下的小村庄在30年代已陷入极其严重的“内卷化”。抗战时期，十里店并未被日军占领，党的牺盟会(这个名字颇可玩味)进入村庄，开始逐步帮助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运动，改革赋税，发动妇女。这是一种新的革命形式，贫民们组成了农会，妇女们组织起了妇女协会，在土地改革中，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地主基本消失。新的农民，新的乡村，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

　　对我而言，所感到兴趣的，不是革命的伟大成果，而是革命过程中的含糊，新与旧的冲突与妥协。柯鲁克夫妇忠实记录下了他们在十里店获得的信息，这其中有鼓舞人心的斗争成果，也有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激行为：例如在“割封建主义尾巴”的过程中，农民们在地主的衣服上缝上侮辱性的字条，还擅自把村中四个地主拉到河滩上砸死了。更有在缓慢的革命过程中，地主与中农、共产党与国民党代理人以及所谓的“日本间谍”之间的拉锯战。最早进入村庄的工作组使用了“牺盟会”这样暧昧而富有传统意味的名字。村庄中的地主(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把儿子们分散送到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地区学生意，然后再送一个儿子加入解放军，以“军属”的身份逃避税收。狡猾的中农如何运用他的头脑和文化，在各个时期都小心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在革命的头几年中，依靠能写会算，牢牢控制着村中的商店与学校。而原本习惯于听别人话的贫农又是如何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主意。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但勇敢地承担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也在商店里担任了财务工作，将地主排除在了这两样重要的工作之外。然而新的中农与贫农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任何革命都无法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慨而慷”，土地革命不是吃大户，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做到一清二楚界限分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或者私人矛盾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从各个方面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教科书的标准叙述之外，每一场实际的运动都有着许多出人意料的细节，补充着历史的丰富性。倘若不满足于将任何事情都简化为动机、文件和结果，而希望了解实际操作中的种种——无论好或坏的事情，那么，像《十里店》这样的书正是对了胃口。而我以为，历史著作最有趣之处，也莫过于永远无法将一切划清界限，越暧昧越多元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越丰富的历史真实，正巧，《十里店》也就是这样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