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个案”——他视“惟有读书高 ”为信条，却偏偏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正规学历；他想毕生从事历史研究，为了生计，却不得不改写小说；他从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工龄计算却始于新中国开国的1949年；他有出色的外交潜质，却常常不能妥善处理身边琐事；他嫉恶如仇宁折不弯，却因为太刚直太耿介而每每得罪朋友；他无机心少黠虑真诚待人，却在直至临终时仍然是一支孤单的“独立大队”；他被划为“右派”，在逆境中却锲而不舍地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大胆写信给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从而使他成为55万左右派中，能够得到最高领导人亲自关注和支持，并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奇怪个案”就是作家姚雪垠!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情节，介绍了这为作家人物的传奇一生。

文：吴永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许建辉著《姚雪垠传》（以下简称为“许传”），2007年5月出版，在笔者看来，文中有多处内容严重失实，是一部糟糕的传记。笔者经认真比对发现，该著前半部基本脱自传主姚雪垠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杨建业的《姚雪垠传》和拙著《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笔者以为，编撰者对传主生平经历及文学道路缺乏了解，任意裁剪、拼凑他人著作内容，导致自己所著传记多有错谬之处，有违作传者的史德。

　　现将许传史料严重失实处，略举数例如下。

关于“雪痕”和“姚雪痕”

　　姚雪垠于192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两个孤坟》，同年考入河南中山大学（次年改名为河南大学）预科，1931年夏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2年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1929年至1935年初，他使用的笔名是“雪痕”或“姚雪痕”。据作家自述，这个笔名取意于苏东坡的两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反映了他当时的“苦闷、悲观、没有出路的心情”。废弃旧笔名，改用“雪垠”或“姚雪垠”，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及“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斗争”以后的事情。

　　然而，许传却把传主改署“姚雪垠”的时间提前到1932年，完全抹去了其曾有过的“苦闷、悲观、没有出路”的阶段。许传第二章第四节“艰难的自学生活”，提到姚雪垠在豫北淇县的楚旺中学任教经历，写道：

　　（他）边写边读边读边写，《土戏中的滑稽趣味》、《东西文化之搀和》、《唠子腔》、《小喜子赶嫁妆》、《老妻少夫》等小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变成《河南民国日报》副刊上的“豆腐块”。按照父亲的旨意，姚冠三把笔名中那个“不吉利”的“痕”字换成“垠”，从此“姚雪垠”三个字正式启用，渐渐代替了“冠三”本名。

　　其父的意见能否称为“旨意”，这且不论。单只谈这几篇“豆腐块”文章的署名吧，就笔者手头的复印件，上述文章均署为“雪痕”或“姚雪痕”。

　　许建辉接着描述了传主1933年在开封图书馆里自学和写作时的情景，写道：

　　窗外春雨绵绵，书中金戈铁马，姚雪垠又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中。依然是边写边读边读边写，依然是各种各样体裁各种各样题材的文章源源不断地拿出来。不同的是这些文章很少再见于《河南民国日报》，而大多登在了《河南民报》上。《生命的寻找》、《寄》、《寡妇及其儿子》、《洛滨梦》……随着见报频率日高，“姚雪垠”这个名字，在中原地区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河南民报》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中都有，只要略作翻检就可知道，这些作品的署名仍然是“雪痕”或“姚雪痕”。

　　“雪痕”或“姚雪痕”的笔名被作家一直用到了1935年初。

　　许传第二章第五节“用脑袋敲开编辑的大门”中，也将传主在上海大杂志上“出彩亮相”署名为“姚雪痕”的史实一律抹煞。她写道：

　　1934年11月的第52期《论语》上，登载了姚雪垠一篇杂文——《文人与装鳖》。《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发起人为林语堂、邵洵美、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徽因、章克标、张光宇、潘光旦、叶公超等，都是当时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以撰文为风雅的文士墨客。林语堂与陶亢德等负责编务，邵洵美的时代书店承担发行。《论语》一鸣惊人，创刊号就重印了多次，在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的上海滩上，销量达三四万份。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出彩亮相，其意义已远远不在文章内容的本身。

　　既有第一，便有第二，姚雪垠的《教育四征》很快又出现在《论语》上。

　　姚雪垠因为走进了《论语》而走进了上海，但他对《论语》的一味提倡“幽默”主张“闲适”却不敢苟同，认为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最黑暗时期，这种导向只能起到麻痹国人革命意识的作用。道不同不相为谋，姚雪垠与《论语》的关系，不得不刚开头便煞了尾。

　　实际上，《文人与装鳖》与《教育四征》（载于1935年3月《论语》第61期）的署名都还是“姚雪痕”。这样，“敲开编辑的大门”的“脑袋”当然只能是“姚雪痕”的，“走进了上海”的脚也是“姚雪痕”的，“其意义”与“姚雪垠”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公案

　　姚雪垠在担任救亡刊物《风雨》周刊的主编之一期间，被王阑西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1938年初，中共河南省委派遣他到竹沟的新四军留守处工作，当年5月间他去竹沟报到，随即请假返乡探亲，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返回，遂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这是姚雪垠人生道路上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也可称为他的历史公案之一。1981年姚雪垠入党时作《党，我的精神母亲》，文中写道：“我曾经像游子一样从党的身边离开。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非常痛苦，曾经暗暗地哭过多次。”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许传也写到这一历史公案，但别出心裁地为其涂上一层传奇的政治色彩。文中写道：

　　姚雪垠于5月4日晚上动身离开武汉回到河南，肩负着开办学校的任务去往确山县的竹沟镇。竹沟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留守处所在地，那里的负责人接待了姚雪垠。他们对他非常冷峻，显然是已经掌握了什么信息。交谈几句之后，便突然问他对陈独秀的看法。姚雪垠未及深思熟虑，脱口而出作了大致如下的回答：“在1927年大革命中，陈独秀一味对国民党右派妥协，害怕领导武装斗争，使共产党遭受惨重损失。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将陈独秀开除出党，我非常拥护……不过我听说，他出狱后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津贴，靠朋友接济生活。他原是研究文字学的，打算在晚年研究学问。从这点说，他的个人品质并不坏，同叶青一流人不能相提并论。”其实，姚雪垠对陈氏的真实评价远不止此，他心中还有几句话没有明白说出。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陈氏后半生的错误我们不管，在当时却是眼光最锐利，思想最深邃，态度最坚决的革命战士!”即使并未“言无不尽”，姚雪垠的回答也立刻遭到了严厉批评，理由是政治立场同个人品质是不能分开的，“一个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背叛了革命，他就不可能有好的个人品质!”“你看不到这一点儿，说明你思想右倾。”

　　一直压在心底的火气再度迸发，姚雪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一去便不再回头。……为了维护一己之真实，姚雪垠付出了被组织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的代价。

　　这样，姚雪垠出党的历史公案便被许传人为地扭曲了，由“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问题而演变为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重大政治问题。

　　当年，竹沟某“负责人”是否与姚谈到陈独秀，姚是否因陈独秀事“拂袖而去”，此事未见于历史在场者的回忆，也未见之于姚本人的回忆录。

　　许传这段描写怕是脱自姚雪垠1986-1987年间修订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入《姚雪垠书系》第11卷），但对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均作了大胆的改纂。小说原文如下：

　　一天上午，有几位上级领导出席，开会研究刊物的编辑工作，突然宣布组织决定：陶春冰不再参加《同舟》旬刊的主编工作，派往某地去做某种工作。陶说他在城市中做文化工作比较适宜，请组织重新考虑。

　　有一位上级同志突然问道：“你对陈独秀是怎么个看法?”

　　陶春冰见领导同志提问，就答道：“我认为在1927年大革命中，陈独秀一味对国民党右派妥协，害怕领导武装斗争，使共产党遭受惨重损失。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将陈独秀开除出党，我非常拥护。近来他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中央，我读了非常生气。不过我听说，他出狱后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津贴，靠朋友接济生活。他原是研究文字学的，打算在晚年研究学问。从这点说，他的个人品质并不坏，同叶青一流人不能相比。”

　　这位同志态度严厉地批评说：“你这是右倾观点!一个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不可能有好的个人品质!他的政治立场同他的个人品质是不能分开的!”

　　“《同舟》旬刊”有《风雨》周刊的影子，“陶春冰”有姚雪垠的影子，由此推断该小说有自传成分，并不算太过。但把“陶春冰”与“《同舟》旬刊”的“上级领导”的对话移植到半年后姚雪垠与竹沟负责人的对话中，这就太过了。

关于被诬为“特务”的公案

　　许传多处涉及到姚雪垠曾被诬为“特务”的史实，这是姚雪垠人生中的最大一桩历史公案。

　　这桩“特务”公案，最早见于孙陵的回忆录《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笔者曾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一书中引用并进行过考证。

　　许传第五章第二节“多事之秋”中写到这段经历，其文称：

　　这种世态炎凉的变化，最早来自于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生活、新知和读书生活三家出版社。1943年的上半年，每当姚雪垠有新作印成，不论其合作者是谁，它们都会为之大作宣传，特意写块大黑板摆在自家门口。到了下半年，姚雪垠在两个月中有旧作两本结集问世，三家出版社却全都三缄其口置若罔闻。《新华日报》紧随其后，在刊登一家出版社的新书广告时，竟然删去了该书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

　　姚雪垠为之十分气愤，便找到具体负责人叶以群论理。叶以群把问题推给徐冰，徐冰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楼上接待了姚雪垠，对姚说了大意如下的话：延安来了一封电报，在谈别人的问题时提到了你，说你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对此我们不能不重视。问题搞明白之前，我们对你的态度必须慎重，希望你能理解。又说，这个问题周恩来先生应该清楚，等他从延安回来后就可以解决了。此后不久，听说董必武从延安回渝，姚雪垠便又找徐冰催问。徐冰说已问过董老，董老不知此事。既然如此，着急也没有用，徐冰劝姚雪垠“再耐心等一等”。

　　姚雪垠无可奈何，不管有没有耐心，他都只能等下去。但那些没有耐心只有热心的好事者却不肯等了。他们发现自从8月2日的《论深刻》之后，《新华日报》上便再未看到过姚雪垠。凡事必有其因，此事之因何在?当事者双方的沉默为无限的遐想创造了无限的空间，许多不负责任或者别有用心的答案便在这无限的遐想空间中生出来。于是到重庆才不过半年，姚雪垠便不仅开始被冷落，而且开始被诟病了：就连他在中华文协研究工作时发表的一点儿个人意见，竟也在口耳相传中变得意味深长面目可憎。

　　据笔者所知，生活、新知和读书生活三家出版社当年并未出版过姚雪垠的作品，“为之大作宣传”固毫无理由，“置若罔闻”也无可厚非。《新华日报》广告删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仅见于孙陵的回忆文章，其真实性也未经验证。

　　许传所谓“延安来了一封电报”指姚雪垠有特嫌，更是无稽之谈。延安来电提到姚雪垠是有的，但不在1943年8月底，而在同年年底。

　　许传称：“自从（1943年）8月2日的《论深刻》之后，《新华日报》上便再未看到过姚雪垠。”这同样是煞有介事的编造。据笔者所知，在姚雪垠赴成都三台东北大学任教（1945年初）之前，他的名字屡见于《新华日报》：

　　1943年8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林曦的《姚雪垠的语言文学观》，文中盛赞姚雪垠的小说作品“保存了《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老残游记》的用口语的优良传统”；

　　1944年7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石怀池的《批评与介绍——戎马恋》，文中虽批评《戎马恋》是“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但仍肯定《差半车麦秸》是“曾经而且应该被誉为抗战初期里程碑式的作品”；

　　1944年10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姚雪垠的《北方生活与北方语言》，其文提出“是生活产生语言，不是语言产生生活”的观点。

　　孙陵的回忆文章写得很清楚，和他谈起姚雪垠是特务的人是文协干事梅林，时在1945年的夏天。而许传则移到1943年8月，提前了两年。

　　许传还有几处继续描述姚雪垠被怀疑成“特务”事。第五章第三节“《微波》生波”提到1944年姚雪垠与陈纪滢等合办《微波》杂志“又一次为某些联想与想象提供了契机”，她写道：

　　陈纪滢比姚雪垠大两岁，北平民国大学毕业。1924年开始在北平《晨报》崭露头角。曾发起成立“蓓蕾文艺社”，为形成东北作家群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为“中华文协”第一届理事，后因文化艺术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体，各派之间以邻为壑，陈纪滢被疑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早有“前科”的姚雪垠又有了“现行”，本已澄清的“特务”之嫌之说，便于无声处死灰复燃沉渣泛起。

　　笔者以为，许传谈及《微波》的部分均改篡自拙著，但删去了笔者引证的当年南方局文化组成员沙汀曾奉组织指示多次对姚雪垠的提醒和规劝的内容（“因为姚的小说流行，陈纪滢把他拉得很紧，在一起筹办刊物《微波》。为了这件事，沙汀与他谈过多次，提醒他注意政治倾向性。”转引自吴福辉《沙汀传》）。沙汀的提醒和规劝代表着政党对姚的关心和爱护，并不是抓姚的“现行”。但不知许传中姚的“前科”及“现行”从何而来？

　　许传失实处还有许多：如，抗战时期姚雪垠的妻小明明住在国统区的邓县，而许传却说她们住在沦陷区的开封；再如，1944年湘桂大撤退，撤退的方向是往云贵和四川，许传却说“1944年年底，中共南方局对滞留重庆的文化人实施疏散，能走的都走了”；又如，1943年冯玉祥请姚雪垠讲学，用车把他接到歇台子住了半个月，许传却称“于是从9月16日开始，隔一天一次，早8至9时光景，冯府派来迎接的汽车便会准时停在中华文协的小楼下”。这样的失误较之上文列举的失实当然比较小，但出现的频率则更高。

　　该传记作者称：“我的工作目标只是在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是耶非耶，明眼人自有评说。

文：许建辉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2月

　　看到《中华读书报》刊载的《许建辉著〈姚雪垠传〉失实举隅》，笔者感觉是在被“枭首示众”。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明显偏离了学术讨论轨道的断然定性———“任意裁剪、拼凑”、“有违……史德”、“人为地扭曲”、“煞有介事的编造”、“改篡”等等，更是让笔者心惊肉跳，惶恐万分。一个无名之辈写了一本无谓之书，为什么竟招来了这般“杀伐”？何况笔者与吴博士好歹也认识8年有余，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如此剑拔弩张一棍子打死呢？

　　平心而论，吴博士的文章虽洋洋数千言，但去掉大段的引述之后，真正的分析文字并不多；而不多的文字所谈的问题，真正有分量者只有两个：其一是关于姚雪垠“被取消预备党员的公案”，其二是关于姚雪垠“被诬为‘特务’的公案”。吴博士抓住这两个问题展开批评，也许是因为他自觉在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上花过大心血下过大功夫，因而掌握着大量的史料、有着大权威的话语权。所以他敢言之凿凿地判定：“当年，竹沟某‘负责人’是否与姚谈到陈独秀，姚是否因陈独秀事‘拂袖而去’，此事未见于历史在场者的回忆，也未见之于姚本人的回忆录。”判定“《新华日报》广告删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仅见于孙陵的回忆文章”，判断“许传所谓‘延安来了一封电报’指姚雪垠有特嫌，更是无稽之谈。”不可否认，吴博士在史料的搜寻、梳理方面所下的功夫，的确非一般人可比；他对史料的偏爱，也的确叫人感动。记得几年前，笔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文库中发现一本1948年姚雪垠创办于上海的杂志《报告》，通过电子邮件与其共享内容，吴博士于回信中流露出兴奋。这样一位谨严的学者，他有理由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然而，这一回他却错了！错在他所掌控的相关历史资料还不具有全宗性，因而判断问题时难免以偏概全。为此，笔者特写此小文，将几段相关文字资料奉呈吴博士及读者朋友们。

　　第一段，是姚雪垠关于“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公案”之部分自述：

　　……5月4日晚上离开武汉，这是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我无话可说，我到竹沟去。竹沟有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一个留守处，是彭雪枫的根据地。从竹沟以后伤心了。跟彭雪枫见面，就见了一次，有个事情他批评我。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从武汉来，陈独秀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说一些，陈独秀在《大公报》写篇文章，（听不清）……，骂克里姆林宫的小资产阶级，这个我不赞成。但这个人私人品质不坏，国民党的津贴他不要。彭雪枫说，既然叛变革命，没有一个是品质好的。你怎么能说他不收国民党的津贴？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陈独秀直到死，也没领过国民党的津贴，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质。可见左倾思潮太（听不清）……。

　　后来我就告他说，我可以留在这里工作，但我得回去看看，老婆孩子都在邓县，我看一看，过几天再来。一离开竹沟，我就噙着眼泪，心里说：“唉，离开党吧！（听不清）……。将来看谁的贡献大。高尔基也不是党员，但贡献不见得比一些党员小。说这话我当时确实是下了狠心，但是很痛苦，精神痛苦，为这哭了好多次……现在回想起来，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如果留在党内，麻烦了……但所好的是我离开党以后，我没有对不起党，这后来（听不清）……，有许多文章（听不清）……，但我一字不谈，一字不写，而且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问题，这个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

　　第二段，是姚雪垠关于“被诬为‘特务’的公案”之部分自述：

　　我是43年春节以前，阳历（听不清）……，到了重庆，住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年春天，就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选举我为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在这个阶段党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经常有什么意见，就通过在郭老家里邀请跟党很靠近的作家、理论家来谈谈，打个招呼。……在这一阶段应该说是跟党的关系很好。……这后来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有人说我是国民党特务。……起初是怎么发现的？我原来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刊物广告就在重庆各报纸上登。后来《新华日报》登的广告上把我的名字勾去了，这是一个现象；另外我们的地下党领导的书店，像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大书店，就是现在的三联出版社，像我的书出版时，总是写块大黑板，摆在门口，但后来都不怎么宣传了。别人告诉我，（听不清）……报纸上也没有你了，什么原因。我就去问叶以群。叶以群（听不清）……，他就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我说以群这是什么问题？叶以群说是有个问题，徐冰要找你谈一谈，你们约个时间，当面谈一谈。这就约了个时间跟徐冰当面谈一谈。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楼上。徐冰那个时候类似大后方的统战部长，与文化界联系他比较地位高。他就说了，从延安来了个电报，不是专谈你的，几样事情，其中有一句谈你，说有人说姚雪垠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这个电报一来，既然有这句话，我们党组织当然要重视，我们有责任把问题搞清楚。我当时很气愤，因为起小跟着共产党，这一来就好像那个寡妇守节反落个有人说养汉一样，气得直哭。（听不清）……他说现在问题拖下来了，因为这个问题周总理最清楚———那时候叫周先生。他说周先生回到延安去了，等到周先生回来问题就清楚了，因为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这后来谣言多呀，我们文艺界的谣言，从来多极了，一有点儿风吹草动，别人就（听不清）……跟风就是雨，还有人出于嫉妒心，落井下石。这后来董必武从延安来了，徐冰告诉我，董老来了，这几天到。等他来了问问他，他可能在延安听说过这事情。董老来了以后徐冰又跟我见面，说董老不知道，那就只好还要等，另外我们也要了解，通过各种关系搞清这个事情。

　　后来地下党了解没有这个事情，他们打电报告诉延安，延安回个电报回得很好，说延安整风期间，不能以延安的话为准，就地查实解决。……延安来了电报以后，徐冰找我到办事处喝酒，说你的问题解决了，不要挂在心里，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这中间潘梓年去见我，表示歉意。潘梓年为什么呀？潘梓年是新华日报社长，新华日报首先把我的名字从广告上抠掉。潘梓年去见我，还带个什么人，现在忘了，他说他们太简单化了，影响了社会上。国民党多灵啊，他一看，呀，这一期姚雪垠的文章广告不登。（插问：这有多长时间？）好几个月，所以影响大了。……这可能是1943年秋后，到1944年冬天，我就离开重庆，到三台去教书了。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引之文，均据录音整理。能得到它们，还真得感谢吴博士——大约在去岁晚秋（记不清了）吧，是他打电话向姚雪垠先生的公子姚海天说了笔者写姚传之事，其初衷何在姑且不说，姚海天得到消息后没多久，便把一份无限期使用其父所有著作及其他文字资料的授权书写给了笔者，同时给予的，还有其父自述经历的录音光盘一套——15张，全部满满的。上用引文之一，就录于第4盘第1音轨的12分15秒至16分35秒处；引文之二，则为第7盘第2音轨24分至30分、8盘第1音轨0分至9分54秒所载。虽然其中有几处听不大清楚，但都是寥寥数字，无碍大意。如果吴博士想亲听亲见亲自验证一下的话，可随时与笔者联系，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烦劳中华读书报——都行。

　　从引文一可以看到，“当年竹沟某‘负责人’”确实“与姚谈到陈独秀”了，吴博士对此的质疑可以消释；姚雪垠一离开竹沟就没有打算再回去，所以他的脱党原因并非吴博士认定的“请假返乡探亲，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返回”，而确是由陈独秀为导火索，引爆了他在《风雨》周刊受到左倾思潮压迫积蓄在胸的怨气，因而“拂袖而去”——只不过“拂袖”二字是一种文学的表述方式而已。既然如此，对拙作“别出心裁地为其涂上一层传奇的政治色彩”，将其“演变为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而将这一段历史公案“人为地扭曲了”的指责便毫无道理，而说“许传这段描写怕是脱自姚雪垠1986-1987年间修订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但对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均作了大胆的改纂”则更是不实之辞。《春暖花开的时候》中，陶春冰与上级领导关于陈独秀的一段对话，其实正是当时的情景在小说中的再现，所以“移植”人不是笔者，而是姚雪垠本人。

　　从引文二可以看到，生活、新知和读书生活三家出版社当年虽未出版过姚雪垠的作品，但他们为姚雪垠的作品“大作宣传”却曾有其事，这一点拙作没有错。“《新华日报》广告删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仅见于孙陵的回忆文章”，吴博士的此种说法需要更正——姚雪垠自己不也记得吗？拙作关于“‘延安来了一封电报’指姚雪垠有特嫌”的记载得到了证实——至于吴博士用来否定“这”一封电报的“那”一封“同年年底”的延安来电，笔者自然也是知道的。记得当初吴博士为找这封电报的原文曾向笔者求援，笔者几经曲折，才在一位朋友帮助下从社科院借来一本中宣部的资料汇编（名字记不清了），使问题得以解决。但姚雪垠所说的那封延安来电显然指的不是这一封，吴博士不该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因为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延安与重庆地下党的电报来往恐怕不会一年只一封，怎么可以因为有了“这”封就不许再有“那”封，而且据此认定别人是“无稽”之谈呢？孙陵的回忆让吴博士把姚雪垠的“特务公案”定时于1945,而姚本人的回忆却将其提前到了1943。我以为，按照惯例，这种情况下，当事者本人的回忆，肯定要比他人的旁证更有史料价值！

　　看罢引文，不知吴博士将作何思考？是谁“多有错谬之处”？是谁“有违作传者的史德”？是谁“失实”是谁“失误”是谁“太过”？作为一种学术批评，吴博士可以说笔者水平不高，也可以说笔者学风不严，只是千万不可意气用事，随随便便就把“裁剪、拼凑”以至于“改篡”“他人著作内容”之类颇具杀伤力的词语往外甩，因为那就有涉公民名誉权了。什么叫“改篡”？笔者还真是不知道。的确，拙著前半部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于传主姚雪垠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但那是经过授权允许的，并且均已运用笔者的思路与语言进行了重新的结构与包装。如果说这就是“改篡”的话，那么给已有自传的人写传，又该如何下笔呢？一个人的重要生活史实是唯一的，如果被张三写过李四就不能再写，那难道让李四去编造不成？再说杨建业君的《姚雪垠传》，老实讲笔者没有认真读过，所以既“改”不成也“篡”不了。至于吴博士的大作被如何“改”了“篡”了，当然尽可由人评说——但前提必须是不能把史料当作独家新闻或独创小说情节而专有。

　　写着上面这些实在不愿意写却又不得不写的文字时，心里真是烦透了也悔透了！写此全传，回想起来似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不写则已，要写就必得写个囫囵的，不能把传主腰斩成两半截！二是笔者所写是记传式的，在保证基本事实无出入的基础上，必然会使用一点儿文学手段，语言表述中也会带有一定激情，有时甚至会创造一点情景，有时却又对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予以忽略。比如吴博士提到的抗战期间姚雪垠的妻小是住开封还是住邓县的问题、“姚雪垠”是哪一年取代了“雪痕”的问题，笔者都认为对于拙作无关宏旨所以算不得什么问题。再比如写姚雪垠1943年被指认为“特务”、1944年又与有“文化特务”嫌疑的陈纪滢一起办《微波》，笔者用了“早有‘前科’又有了‘现行’”一语，这本是一种修辞方式，却被诘问“‘前科’与‘现行’从何而来”，想来真是索然无味。

　　烦恼悔恨之余，笔者却又心存感激。因为吴博士到底是忠厚之人，没有抓住拙著封面勒口上那几句不知天高地厚的作者简介说事儿，否则可真真要把人活活羞煞！因为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不敢煞有介事地登场，只能以调侃方式给自己做个鉴定，关键词全在结尾处的“自我评价”上：“劣质万金油一盒，哪里都能抹一把哪里都抹不出光彩来，惟有敢想敢做之精神可佳。”鉴定是通过网络发给责编的，一发一收之间，不知为何就弄丢了那条缺之不可的“尾巴”，还有“什么都写过”之后的“却什么都写不出名堂来”几个字。借此机会将其找回，从此了却一份时时让人发背沾衣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