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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所编选别尔嘉耶夫文集的第三卷。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尝试》，第二部分为《俄罗斯的命运》。第一部分是别尔嘉耶夫在20世纪40年代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与精神历程进行回顾时撰写的，后来别尔嘉耶夫分别作了两次补遗，基本上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简要概括，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作者如何呈现自己的灵魂，而在于读者如何进入作者已呈现的内心世界，如何与作者的灵魂进行精神对话。既是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的总结与概览，又是其哲学思想的最好入门。第二部分详尽分析了与俄罗斯命运相关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以此来揭示俄罗斯之魂及其历史命运，可以让国人借助别尔嘉耶夫之眼去雾里看花，走近俄罗斯。

文：成刚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

冀望改变年轻人精神结构的哲学家

　　“倘若灵魂生就一对翅膀———那么/高楼也罢，茅舍也罢，又何必在乎！/管他什么成吉思汗，什么游牧民族！”一九一八年，八月的莫斯科，26岁的诗人茨维塔耶娃写下了如上诗行，燃烧的声带在呼唤灵魂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彼时的莫斯科，还容纳着另一个自由、激扬、孤独、渴望交流的魂灵。他已出版了第一部宗教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创建了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自由精神文化研究院，在那沉重的岁月里，这是惟一的；三年后，他将赴法院接受捷尔任斯基的审判；四年后，他将遵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被祖国放逐；这是一个终生觅求翅膀的人，而不是祷告和假设，他就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一个冀望改变年轻人精神结构的哲学家。

　　一九四六年六月，邻近巴黎，一个叫做比拉（Pilat）的美妙的地方，有松林，有大海。此间一栋小别墅里，72岁的别尔嘉耶夫伏案疾书，用风暴的速度开始了他的自传《自我认知》的写作，这样打比方绝不过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有时感到一种强烈得似乎头脑在旋转一般的激情。我的思想流动得那么快，几乎来不及记录。我文不加点地追逐着自己的思想。”他冀望这部最后的作品能够涤荡“俄罗斯命运中某种令人苦恼的东西”，即便他的思想在俄罗斯仿佛被包裹在某种绝缘体中。他称它“我的俄罗斯”。了解过思想生态环境的轮廓，《自我认知》独特的文本（庞大的段落、加速度的节奏、灼热的语词）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不再突兀。

　　这仅是对文本的解释，且是局部的，用别氏的专用词来讲，是“客体化”、是虚像，不是真的现实，是他一生所抵制的，是撬起他的哲学世界的阿基米德式支点。另外，民族主义无力去诠释他的哲学，它正是他叱责的最庸俗的类别世界观的一种，从这里起程，我们不可能接近别氏的思想深处的城堡，这种貌合神离是他所憎恶的，属于有意或无意的利用，在流亡柏林时，他就对某类追随者形成了清醒的认知，“他们更多地是倚重我的名声。”人们尊重他，但不理解他，几乎所有探讨他学术成就的著作都对“客体化”避而不谈，悖谬的是，这正是他思想的核，别的都围绕着它，就像果皮和果肉环绕着果核。否定它，即是否定他本人。这同样决定了这本《自我认知》的内容，不是关于他的个人生活，而是关于他的生活的哲学或精神的生活，在书中，他很少提及身边的人，妻子莉季亚不多的几次出场，也是伴随着她的精神、她的死亡对他的启示而现身，别氏书中所有被提起的人，包括纪德、布尔加科夫、布鲁姆、梅列日科夫斯基等，都是因为和别氏思想的相近或相左，因为哲学叙事的需要才占据了只言片语，在别氏看来，他们只是一堆哲学元素，也包括他本人。别尔嘉耶夫再三强调，“这不是一本自白的书，而是一本沉思的书，认识生活意义的书。”

别氏哲学的左膀右臂

　　生活的意义本是一种绝对主体的体验，却越来越外倾、“客体化”、僵冷，以至于任何一本冠以“生活哲学”、“存在意义”的书都被蛮横地当作乏味的无个性的存在，被粗暴地烙上“不合时宜”的大红印戳，宛如霍桑笔下的海丝特胸前耻辱的红色A字。不能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作者和读者中的任一方，做任何抉择都是残酷的，其本质，是生活自身的日常化倾向占据上风所致，灵魂外逸的出口逐个堵塞、封闭、消失，最后人们都忘记了它们曾存在过。一方面，几乎所有公开标注“出口”的所在都是伪装的，都行不通，让人无限失望，人们慢慢习惯了这种“客体化”，习惯了肉体对灵魂的背叛，习惯了这种思维空间的逼仄，习惯了消极地去适应。别氏之思想在这张无望的草纸上凸显出其非凡价值。《自我认知》是一个真的出口，不算大，却通往开朗之境，指引人逸出充斥着必然性的生活，指导人去积极地创造，创造意味着开启一个新世界，每一次创造都点燃一支人性之炬。然而他不愿做导师，他素来无视权威和等级制度，坚信权威和等级本身就是“客体化”的幻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客体化”是人类深陷泥沼的根本原因，他称自己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跟那个伟大而阴郁的俄罗斯作家一样，他把全部洞察力和创造力浇注于对不可重复的人的个性的命运的关爱，他认为，同自己关注的事物相比较，民族、国家、家庭、外在的教会仪式、社会性、宇宙都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客体化”的结果。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客体化世界是人神皆无的世界。”神人和人神都在此地消遁。惟有激情的、真诚的创造行为，方能融化整个冷漠的异化的秩序，别氏在自传中标示“我依然认为，最主要的是达到激情和迷狂的状态，达到逸出日常性的迷狂状态，这是思想的迷狂，感觉的迷狂。”后来人要思虑的是，别氏所称的“客体化”的秩序与权威同自由精神真的格格不入？二者之间的鸿沟是否存在填充的可能性？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另一重要元素———末世论，在别氏的思想体系中同“客体化”一样重要，前者是打开后者的钥匙，是对后者的应答，如同创造是对上帝的回答。缺乏末世论，“客体化”中心的哲学就是苦闷的哲学，同样，缺少“客体化”，末世论就流于失重和苍白。马克思·韦伯在早年的文章《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中曾轻笔点出，基督教的萌生和享有财产权的农奴在欧洲内陆大面积出现有深层的联系，韦伯并没有深入讨论，笔锋又荡向别处去了。在基督教诞生的问题上，别尔嘉耶夫的理解更深刻透彻，他自信地指出，基督教是作为自由和爱而出现的，是人格主义的，基督来到世间，不是为了惩罚、施暴，而是为了拯救、解放，他不会朝有罪的妇人投石头，他是神人，在他的身体内，蕴藏着丰腴的人性。别氏曾不无偏激地说“上帝是人性的，人是非人性的。”诸多关于审判和地狱的寓言是人对基督教的扭曲，让基督背上了恐吓勒索的嫌疑。两千年被歪曲的宗教历史中，恐惧、无助等消极情绪阴云般垂挂在基督教的疆土之上，末世论是对“此岸”世界的终结，对平庸的、日常的、小市民生活的终结，对贬损人的状态的终结，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福音，是另一新世界降临的前兆，是对人的重新肯定和解放。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俄罗斯，为何复活节被民众尊为“节中之节”。

　　无论是对“客体化”的抵抗，还是对“末世论”持守，都是别氏最重要的哲学命题的左膀右臂，他的论点直指自由。正如自传行将结束时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稳固地站立在生活中，不依靠任何东西。我主要的成就在于，我将生命的事业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

　　和别氏的众多著述一样，在《自我认知》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这些常常成为别人批评攻讦其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恰好证明了人性的多侧面，别氏竭力去展现人的复杂性，这比把活生生的人简单化、教条化的学说更真实更有价值，如他所言：“人的内心要比表面上的‘我’矛盾深刻得多。”《自我认知》的整体基调中，没有沮丧、恐惧、浮躁、激进、自卑、自负、奴性，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负面的色彩，通体呈现出一种如臻化境的清明。别氏穷其一生所做的事只有一件，即给自己和他人的灵魂锻造一对翅膀。年迈的别尔嘉耶夫如此满足地结束自我认知和评判自己的生命：“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我会回忆起许许多多的罪孽、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可能会愉快地回忆的是，我属于期盼和渴望真理的人。这是幸福戒律中惟一与我有关的戒律。”这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借保尔·柯察金之口说出的那段妇孺皆知的话颇类似，况味却大不同。

文： 郭梦霞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

　　《别尔嘉耶夫文集》第一卷《文化的哲学》出版，收入别氏的重要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当即就买了下来。

　　初读《文化的哲学》中译本，便觉得十分滞涩。读了十几页，实在无法进入状态。于是，我在读的时候将其中自己认为有语病的地方划出，得出数十项。限于篇幅，以下我引其中于培才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第一页（page 4）四个句子，对照别氏俄文原著，与译者商榷，也求教于高明。

　　于培才译文：我的任务应该是在气动学领域

　　原文：Moяpaбoтaдoлжнaбытьoтнeceнaкoблacтипнeвмaтoлoгия， aнeпcиxoлoгии.

　　笔者译：我的工作属于圣灵论领域，而非心理学。

　　Пнeвмaтoлoгия一词，现通译成“气动学”，但是单词俄文Пнeвмaтoлoгия是从英文pneumatology移植而来，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中使用此词即是在英文的意义上使用。硬译成“气动学”，显然在这闹了个大笑话。笔者查“气动学”，属于机械制造领域专业用词，想必别尔嘉耶夫绝不会用机械制造学中的方法去理解陀氏。

　　于培才译文：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起着巨大的中枢作用。

　　原文：Идeиигpaютoгpoмнyю，цeнтpaльнyюpoльвтвopчecтвeДocтoeвcкoгo.

　　笔者译：在陀氏的创作中，思想发挥着强大的核心作用。

　　对此句直译便很好。而在于培才译文中，以“巨大的”修饰“中枢作用”，明显不符合汉语的一般用法。我查百度搜索，得一条，即于培才译文。大约是于培才先生所独创。

　　于培才译文：思想的辩证法是他艺术创作的特殊类型。

　　原文：Идeйнaядиaлeктикa ecтьocoбыйpoдeгo xyдoжecтвa

　　笔者译：思想的辩证是陀氏艺术的特殊风格。

　　此句中，диaлeктикa可以作辩证法理解，也可以作为辩证过程而言。poд意思较多，用在文学上，而且是旧俄罗斯文学中，可以理解为风格。显然，于培才先生弄错poд一字在此处语境中的特殊用法。另外，从汉语表达角度来说，“思想的辩证法是他艺术创作的特殊类型”这个句式也十分费解。“思想的辩证法”以“特殊类型”做宾语，完全不通。

　　于培才译文：思想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获得有机的生命，具有不可逆转的生活命运。

　　原文：Идeиживyтyнeгo opгaничecкoйжизнью；имeютcвoюнeoтвpaтимyю，жизнeннyюcyдьбy

　　笔者译：思想在陀氏创作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命运。

　　于培才的译文之中，有两处错误。

　　opгaничecкoйжизнью这表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非于培才所理解的“获得生命”之类。нeoтвpaтимyю这个词意思是“不可避免、免不了”之意，也非于培才所译“不可逆转”。此句确实有些费解，别氏的意思是说，思想在陀氏创作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命运。思想是有生命的，所以它的命运在别氏看来就是独特的不可避免的。

　　以上所引，皆为本书除去别氏导言之外的第一页。如果细细对照原文的话，相信我勾出的数十条中还有不少错误。严复说翻译之辛苦乃至“一名之立，旬月踟躅”，可见翻译之难。当今的学院机制中，翻译与实际利益多半难以挂钩，译作难免粗心乃至粗疏，尤其是学术著作的译介，更当慎之又慎，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如前段时间有人撰文批评雷永生译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纰漏百出，不忍卒度，实在为别尔嘉耶夫此一名著痛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也是别氏一大名作，如今译作质量堪虞，也着实让中文读者痛惜。

文：高恒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别尔嘉耶夫著作在中国大陆已有多种译本，这次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三卷本的文集，因而有了一次集中阅读的机会，但我的注意力之所在，是《自我认知》这部作者自称是“哲学自传”的著作。

    作者在“前言”中解释说，所谓“哲学自传”，“那就是一本哲学的、精神历程和自我认知的自传”，而“自我认知”，在作者看来，则是“我把世界、整个世界与历史的进程、我生活里的事件，作为我的小宇宙的一部分、我的精神道路来体验”。我以为，这就是这部著作的“文体”的独特性:一方面，思考“我”与世界、“我”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我”在世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体验的沉思，而这两者又是密切关联的整体；前者是“哲学”的思考，后者是精神的“自传”；没有后者，前者就属于纯粹的哲学命题，就不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也就无所谓“哲学”的自传，而没有前者，则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生命的体验与沉思也就不具有“哲学”的深度。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作者独特的“身份”之使然，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又经历了俄国社会的巨大的历史转折和两次世界大战，这种“身份”优势，决定了这部著作的“文体”特征，又是这样一本独特的自传的写作前提。

    极其重要的是，别尔嘉耶夫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精神哲学”。这种哲学的根本命题，借用作者另外一部著作的书名来说，就是“人的奴役与自由”，正如作者所说:“我最反对一切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它把思想过程客体化并变成独立实体，把它们抛向外部，变成‘客观实在’，被作为本体论范畴运用于精神，而把精神自然主义化。我的哲学是精神哲学。”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自我认知》这部“哲学自传”的思想内涵，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思考“人”(“精神”)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他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我和许多事物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我不归属于任何事物，根本不会献身于任何事物，仅有创造例外。我不仅不是冷漠地对待社会问题，而且还常常为它们操心，我拥有“公民”的情感，但实际上，在最深刻的含义上，我是反社会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永远是一个精神土壤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这段话是别尔嘉耶夫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揭示了他思想性格的矛盾特征，由此我们可以进而领会他的“精神哲学”的思想原动力，也可以看出他独特的人生命运的内在原由。他被苏联政府所驱逐，也许不难理解，但他又遭到同样被流亡在外的各种侨民组织所排斥，乃至不被西方的多种学术团体、机构所接纳，原因何在？——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别尔嘉耶夫的这段话，使我想到中国的鲁迅——他的自述、他的经历和命运。

    别尔嘉耶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承认社会主义真理”，因而积极参加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运动，直到他被苏联政府驱逐，他仍然“认为俄罗斯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并且认为:“我所体验的俄罗斯革命，是我个人命运的因素，而不是外界强行塞给我的某种东西。”原因首先就在于，沙皇俄国的政治统治使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处于“奴役”状态。所以别尔嘉耶夫深刻指出:“所有人都应该对革命负责，最应该负责的是旧制度的反动势力。”这是说“革命”发生的现实合理性。其次，也因为别尔嘉耶夫自我的精神个性，正如他在本书第五章叙述他之所以“转向社会主义”时说:“我从来都不能接受世界秩序，不能服从世间任何事物，这就是我的革命性的源泉。”

    但是，如果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精神个性作为他的“革命性的源泉”，却是有两个不同的“革命”的指向:一是政治的“革命”，另一个则是精神的或者思想的、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说，当现实政治、社会黑暗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政治的“革命”，即政权或政治秩序的变革，而这种“革命”如果不能满足人的精神自由的愿望，则会进而导致精神的或者思想的、文化的“革命”——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和随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以为，正是由于这种双重原因，使得别尔嘉耶夫“转向社会主义”并且参加推翻沙皇俄国的革命，而他的精神个性则又使得他在俄国革命之后成为“反革命”。如他所说:“我天性所拥有的革命性，首先是精神的革命，是精神的起义，也就是反对世界的奴役和无意义的自由和意义的起义。”这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的“革命”和精神的“革命”的关系与区别。

    别尔嘉耶夫对这样两种“革命”的区别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本书第九章回顾他在“俄国革命”的精神历程时，一方面“认为俄罗斯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另一方面则强调指出:“但我不把它(按，指“俄国革命”)想象成披着彩虹似的美好。恰恰相反，我很早就预见到，革命将消灭自由，获得胜利的将是极端性和对文化、精神的敌视因素”；“革命是一次重病，是痛苦的手术，它证明的是正面创造力量不足，它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别尔嘉耶夫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许多侨民的观点都让我厌恶，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某种凶恶的力量、一小群暴徒造成的，至于他们，则一直站在真理和光明的立场上。”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原因在于“侨民的观点”既混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区别与它们的必然性，也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本质特征与意义。

    理性的清明并不能排除感情的沉痛。在回首“革命”历程时，别尔嘉耶夫虽然保持一个哲学家的冷静的分析，但也流露出难以克制的感伤:“俄国革命同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忘恩负义的。俄国革命黑着良心对待俄国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迫害，使他们沉入深渊，并不顾念他们为革命作过准备。它把整个旧的俄罗斯文化都抛入深渊，实际上，后者一直反对历史上的政权的。”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