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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英文初版出版于1986年，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初版。舒衡哲女士1979－1980年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她访问了时仍在世的“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也访问了诸多“五四”那一辈所教导出来的学生们、当时六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在序言中，她最后说：“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文：梁捷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

　　舒衡哲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到中国来学习的美国学者。很幸运，他们在汉语还不纯熟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一批老人。那可都是五四前后已经出名的老学者，如张申府，如俞平伯，如梁漱溟，如叶圣陶。老先生们都已禁声数十年，终得开口，对象却还并非国人。

　　但是舒衡哲显然不会满足于听众、记录者这样的身份。她在与众多五四老人接触过以后，逐渐形成一套对中国历史和思想启蒙的看法，慢慢转变成一本书。老人们的回忆帮助舒衡哲点中了中国思想的要害，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堪称中国启蒙运动。

　　所谓五四运动，不单是指那一天的学生运动，还应包括那段时期的文化思潮和政治理想的转变。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多次闹剧发生，梁启超和章太炎这些近代启蒙的先驱们在思想上和经历上发生剧烈的动摇，渐渐沉寂，后又转向传统和学术。用舒衡哲的话说，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跨越这道门槛，进入一个陌生、孤寂、充满疑惑的世界”。

　　章太炎们做不到的事，就由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过去。过去几代知识分子虽然内心炽烈地爱国，却没有在政治上做好准备，一旦面临机遇处理真正的政治问题就变得束手无策。陈独秀对此显然更清醒。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暂时退出政治生涯，回到学校，投身于教育活动和道德改良。而且康有为式的“托古改制”也再不可行，这一代知识分子如果参政，不可能再是单纯挖掘古典思想，势必要引进西方新的政治经济理论。

　　严复主持的京师大学堂就意图成为这样一个融会古今、打通中西的教育基地。严复本人身上最好地体现出古今中西思想对传统中国人的复杂影响。毫无疑问，严复在晚年逐渐转向保守，并有虚无主义倾向。可也正是严复为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大设定了制度基础。严复要求校内多用外语，要求提高教师薪水，向西方大学学习。这些改革实践使他很快丢掉了校长的帽子。后来的继承者蔡元培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开放，把保守的、创新的、推崇社会主义的各派知识分子都吸收入校，兼容并蓄，终于使得北大成为一个思想熔炉，炼出一批前所未有的“新知识分子”来。

　　现在再做总结，五四的最大成果无疑就是这么一批“新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是青年导师，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另有一些则是青年学生，如张申府、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和背景经历各不相同，却在此时同一化地表现出求新求变的冲动。经历过这次极端激进的示威游行以后，各人又都有反思总结，有的当了官员，有的成为学者，还有的做了诗人，分道扬镳，走上不同道路。

　　“新潮社”是当时极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它完全是由年轻的北大学生组成，前后存在不过数年，他们一共只出过几期传播新知的杂志《新潮》，当中还不时因为资金或者人员问题而中断或者延期。可这个社团里汇聚了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周作人、冯友兰等一大批日后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让人感叹。这些人的思想分歧不可谓不大，却能不约而同地会聚在“新潮”的旗帜下。按照罗家伦等的意思，《新潮》的英文名字取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在这批年轻人的心里，大家的分歧固然存在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精神去迎接新的时代。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重意义上历久弥新，成为以后历代知识分子都愿意重温和感悟的事件。显然，大家并非怀念五四时期各种简陋、粗率、食而不化的现代化理论，而是怀念那种怀着积极心情追求全面创造的时代精神。知识上的启蒙容易，精神上的启蒙困难。在一个社会日趋分裂、碎片化的现时代，作为社会灵魂的知识分子尤其应当振作起来，创新，求新。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清楚，“五四的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大家必须拿出成年人的气魄来，不要憧憬过去的光荣，必须企图未来的创造。”

文：思郁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2月

谈论五四运动，我觉得首先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我们谈论的是哪种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有两种不同含义上的五四运动，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指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以北京为中心随后在中国各大城市蔓延开来的一连串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运动，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的是在一九一九年前后的几年中，由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虽然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反映出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启蒙关怀，更使这场运动具有了一种胸怀天下以人为本的世界主义的性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谈论的五四运动指的就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在我看来，无论何种语境下只要涉及到五四论题的著作，首先对五四运动做出区分都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区分本来是一种常识性的认识，但是中国的思想界中鲜有提出这种区分的，不是不知道，而是避而不谈或者笼而统之地就把一场狭义上的政治运动和广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混淆在一起。这种主要源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的模糊态度就很值得我们玩味把摸。
读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以下统称《中国启蒙运动》），在书中，舒衡哲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一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并考察了这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救亡与启蒙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第二，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密不可分；第三，启蒙运动未能根除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基。对照中国思想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舒衡哲的这三点结论其实已经不能称之为深刻的洞见，它们大都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公论。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往往一些观点成为一种公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此的认识已经踯躅不前，至少觉得没有再深入探讨的必要了，这才是我们认识中最可怕的地方。对五四运动而言，近些年学界的主流是批判和否定。因为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极力拥护，是一种极端的、偏激的、不完善的做法。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儒家文化的复兴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五四运动进行重新的认识。其实对五四的反思自从运动肇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启蒙精神和理性认识中就已经暗含了自我批判的精神。正如舒衡哲开篇引用康德的话所言，何谓启蒙？“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他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敢于认知！遵从自我的理解力！这便是启蒙的格言。”简单来说，启蒙就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而理性是一种能力和力量，卡西尔曾言，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我们能够冲破经验世界的限制，而是在于使我们学会在经验的世界中有宾至如归之感。启蒙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只不过是运用其认识事物的时候，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互观照，使这种理性的认识能力逐渐地完善强大而已。也就是说，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是必要的，这种批判精神本来就是五四运动蕴含的一种特质，也只有对五四运动进行不断反思才能领悟其中深刻的洞见，但是问题是批判五四的结果不是去为了否定五四运动，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五四精神：这才是我们认识中的误区。
其实对五四运动的批判现今主要就是集中在文化反传统主义上。有评论者曾经预言说，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儒学要全面地复兴。儒学如何复兴，什么时候复兴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敢这样妄言。但是从这种草率而且具有极强杀伤力的言论中可以嗅出一些对五四的文化反传统主义大力挞伐的意味来。但是设身处地地想，在一九一九年四面楚歌的文化语境中，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是否有必要呢？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中借周策纵先生１９７１年在台湾地区发表的纪念五四精神的文章给出了答案：“长期以来，‘五四’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致力于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从强化传统的时代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他们的怀疑精神有利于纠正过去的盲从……我们不能为中国的懦弱怪罪他人。（‘五四’式的怀疑精神）能够揭示中国软弱的根源。因此我相信，‘五四’式的尖锐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如果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今后的任何救国运动都必须从这种自我批判开始。”
读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一书有颇多感慨，其中最大的感慨就在于：为什么一个美国人能对我们的五四启蒙精神看得这么透彻？事实上，现在研究五四运动多数精彩的论著产在台湾和海外，而不是大陆。像台湾已经去世的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以及他后来的弟子林毓生和张灏等，美国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以及五四问题的关注证明了他们是五四启蒙精神流风余韵的继承者，而不是一些所谓的问题中人。读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那些深刻的洞见，而是她为了研究五四运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利用在中国进修和访问的机会，采访到了八位１９１９年“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是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他们仍旧深切地关注西方文化，并且受之启发，同时，还继续对中国的过去进行彻底的批判。‘五四运动’型塑了他们之间互异的观点，但是，在其后６０年的现在，他们却坚信着，中国直至今日仍必须要去实现一个能真正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谐一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他们的存留以及他们的精神才是中国五四运动最为宝贵的遗产。

文：傅国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五四”时代之所以令人怀念，因为什么话都可以说，哪怕激烈得有点过头。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胡适断言“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更干脆，提出废除汉字。这些老师辈的激烈言论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他们的言论，也许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当时，两个世界级的知识分子杜威和罗素都曾造访中国，拥有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诸多中国弟子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先生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之久，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虽然只住了几个月，就因病回去了，但他们都曾在全国各地演讲，他们的思想言论对“五四”一代青年产生了至今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深远影响。北大学生孙伏园(就是推出了鲁迅《阿Q正传》的名编辑)在杜威起程回国的当天，在著名的北京《晨报》公开发表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今天很多人看了恐怕还会不舒服，甚至会跳脚大骂，这个孙某人怎么可以如此不“爱国”。他说：“我们抱着万分痛心，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

　　1919年10月，另一位北大学生、“五四”的风云人物傅斯年，在老师辈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他有一次问一个北京警犬学校的人，训练的狗都是外国狗还是有中国狗？对方回答，只有外国狗，中国狗虽然也很聪明，有时候嗅觉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你教它去做一件事，半路上碰到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争食物，它每每把自己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傅斯年由此感慨，中国人和中国狗一样，也不是不聪明，而是无责任心，“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之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

　　傅斯年由狗及人，对民族性、国民性作出如此洞察的那年只有23岁。将近90年以后，我们再读这篇《中国狗与中国人》，还会感到惊心动魄。他的判断，以及孙伏园称本民族为“野蛮民族”，是不是失之偏激，有点武断，诚然还可以讨论，但是他们的善意，他们的诚意，他们热切期盼自己的民族走上文明正途，呼唤国人负起责任的用心则不需怀疑的。要说爱国，“五四”那一代已经用热情的呐喊和踏实的探索证明了自己。

　　至于他们为什么往往语出惊人？在傅斯年的同学、一起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领导“五四”游行的罗家伦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1920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发表的文章提出“三W主义”，他说中国的学术和社会两千年来，一脉相传，一点进步都没有，根源在于我们中了思想专制和政治专制的毒，缺乏批评的精神，只会争吵、口角，不会批评。要养成批评精神，必须从批评的“三W主义”出发，凡事要问个什么(What)？为什么(Why)？要怎样(How)？正是这三个“W”的不在场，没有大胆的怀疑，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才会长期以来原地踏步。

　　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中文本，那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18年前就读过，黄封皮，小开本，属于一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著者译名为薇拉·施瓦支。“舒衡哲”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因为她崇拜中国的一个女学者陈衡哲。此次重读新星出版社的新译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罗家伦提出的“三W主义”。那个时代，无论老师辈的鲁迅、胡适、钱玄同，还是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罗家伦，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他们那些激烈言论的后面，其实都隐约有着三“W”的影子，激烈的背后是理性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