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廷芳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1月
上世纪末,胡志明先生刚认识我的时候曾问我:不懂德语,只懂英语,能不能研究卡夫卡?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能!”因为卡夫卡研究绝不等于语言修辞学研究,而主要靠思维运作能力。作为一门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英语拥有一般大语种所具有的各种功能,能够传达人类思维所能及的一切领域。而且,以英语为母语的主要大国——美国,虽不一定都是新思潮的策源地,但却可以说是传播新思潮最快的国家。因此,不难想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卡夫卡现象首先成为热门的是美国,而不是卡夫卡的母语国家奥地利或德国。那时候,好多位对卡夫卡研究卓有成就的德、奥专家都在美国,如艾里希·海勒、瓦尔特·索克尔、海因茨·波里策等,他们二战期间流亡美国后就没有再回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德语国家的卡夫卡专家迅速崛起,但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卡夫卡研究者也如雨后春笋,他们有关卡夫卡的著作大量出版,其中有价值的都先后被译成德语。比如前几年我在德国买到的一本关于卡夫卡与犹太文化关系的厚书(作者为Ritchie Robertson)就是从英文译成德文的,它很受德国卡夫卡专家的重视。同时,德语国家有影响的卡夫卡著作也陆续被译成英文。因此,要获取有关卡夫卡研究的信息和资料,掌握英语的人是毫不困难的。
现在,胡志明通过英语资料的研究写出的《卡夫卡现象学》摆在我们面前。他通过英语所掌握的材料相当广泛,其中不少对笔者都是陌生的,而它们包含了好多有价值的观点和信息,说明仅仅通过德文研究卡夫卡也是有局限的。
这部《卡夫卡现象学》的一个突出的成果,是作者从阅读现象学入手,对卡夫卡的精神层面及其作品的哲学内涵剖析得比较到位和透彻。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所欠缺的。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基本上是从社会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开始文学研究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虽也壮着胆子,撕去“颓废派文学”的封条,试着为“现代派文学”正一下名,但那也是战战兢兢的,以致连真名都不敢署。笔者那时从探讨卡夫卡的艺术成就入手,以便给国内的创作界提供某些艺术借鉴,让他们了解和领略一下所谓“现代派”作家的艺术特点是什么样的。而审美分析本来也是我国以往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缺乏的。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我国的卡夫卡研究才步入比较宽松的时期。胡志明的这部著作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他幸运地赶上了客观环境趋于较为正常的时期,而且这一时期我国对于西方现代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研究也已取得了初步成果。
现代哲学思潮广泛渗入文学,乃至于互相“联姻”,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大特征,而存在主义可以说在这方面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综观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存在主义发展史,如果说从它的创始人克尔恺郭尔经尼采、海德格尔到萨特这四代哲学家无不是主动闯进文学“闺房”的热切“求婚者”,因而将哲学、文学与美学三者集于一身,那么卡夫卡则是向哲学,准确地说向存在主义真情“示爱”的作家。尽管从类型上说他不是逻辑哲学家,而是语言艺术家;他不是从理论上去阐述存在主义的要义,而是通过语言的手段和形象的方法真实地描述人类存在的真谛。而这种描述是以个体人的生存境况即“此在”(Dasein,胡志明译为“亲在”,亦可)经历为依据的。卡夫卡与以往传统文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不是客观地叙述人间戏剧或社会事件,而是感同身受地状描对“此在”经历的切身体验和体悟。因此,写作对于卡夫卡不是走向作家的通道,而是生命压抑的自我释放途径。所以卡夫卡年轻时就发出呼叫:“上帝不让我写,但我偏要写!”可见写作对于卡夫卡乃是生命燃烧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这里,卡夫卡把文学、美学和哲学也融为一体了!于是,卡夫卡和上述哲学理论家,一个从具体出发,一个从抽象出发,最后殊途同归,两者都是体验性的“诗意哲学家”。
《卡夫卡现象学》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作者相当详尽地阐述了卡夫卡作品涵义中的存在主义哲学意蕴及其与上述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关系。上述四位哲学家中,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从时间上说是卡夫卡的祖辈和前辈,在卡夫卡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他们的一些重要观点先后都对卡夫卡发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但卡夫卡之所以为卡夫卡,就在于他对前人或旁人的精神遗产的接受从来是在保持主体精神的前提下有条件、有选择地吸收的,就像他在表现主义运动中那样,既积极参与,但又不随波逐流,包括当时和尼采一样走红的弗洛伊德,卡夫卡就谨慎地与之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卡夫卡对克氏和尼采,一度确实“热恋”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也逐步显现出来了。这一点在胡志明的《卡夫卡现象学》中是梳理得相当清楚的。
《卡夫卡现象学》几乎涉及到卡夫卡的大部分著作,掌握的中英文资料也堪称丰富,许多分析都相当中肯,也有一定深度。
当然,由于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论著,一定的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主要感觉是,仿佛作者的卡夫卡研究一直在“单车道”上行驶,而不是在“多车道”上奔驰。就是说,卡夫卡现象的产生和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是二十世纪汹涌澎湃的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准确地说,是以德、奥为中心的表现主义运动的产物。事实上卡夫卡的人文观念和审美观念都与这个运动直接有关。例如卡夫卡的“审父情结”就与表现主义者普遍批判和清算“父辈文化”的思潮分不开。本书未能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研究。
尽管如此,《卡夫卡现象学》一书不愧是我国卡夫卡研究以来的一个新的重要成果。作为年长一辈的同行衷心为之喜悦。正如歌德说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作为堪与莎士比亚、歌德、但丁等人比肩的卡夫卡也是“说不尽的”。自1936年第一部《卡夫卡文集》出版以来,国际上研究卡夫卡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著作汗牛充栋,方法多种多样,观点五花八门。研究的方法不同,角度不同,看法乃至结论也就会有不同。胡志明的《卡夫卡现象学》只提供了一种方法的思路,而且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我们切不可用别的研究方法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来衡量它,那样做会错位的,而且也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