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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历史中的观念旅行”，它以神话与历史合一的西王母世界为出发点，进入秦汉帝国的“西域”与“东方”，再从东汉之后的印度佛国，进入高僧的理想世界，最后，从唐以后的“南海”及无以盾的“西洋”，进入近代化的历史。通过这段“旅行”，作者所要呈现的，是一幅壮丽的文化图景——古代中国的世界视野。

作者将已被分割为各自孤立的学术园地的“历史片段”融汇为一体，将一些“旧说”重新排列组合，使之在相互的映照中交错重叠，“推陈出新”。本书针对种种虚伪地“尊重他者”的“方法”而写，也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展开了严厉批判。

借助于历史，本书指出，在“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经慎重的选择，中国知识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造就一种真正有益于社会科学知识互惠的平台。

文：吉耳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中国古代的“西”，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若干次意义上的变化。它先是在《穆天子传》里指西王母居住的国度，继而成为张骞、班超眼里的西域，接着又流转到义净、玄奘所向往的印度西天，到宋元以后，又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异域志的发达，渐渐出现“西洋”的概念，直到近代，西方的所指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了。

　　这提醒我们，像西方(瞧，我又用上了这个词)有“东方学”一样，中国也一直存在着“西方学”。对它进行考察，用王铭铭的话说，“在这个领域里展开一次观念的‘探险’，代价再大，也会有收获”。

　　这不是一本考据的书，运用的也不是正宗的历史学方法，而更近于观念史、文化史、人类学等范围的论著。不过跳出历史看历史，总会有另一番景象。

文：曾念长 出处： 新京报 2008年1月

　　就我个人阅读而言，2007年有两本学术著作不得不提：一本是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还有一本是人类学教授王铭铭的《西方作为他者》。之所以把这两本书相提并论，原因有两个：第一，社会学与人类学不仅在学科建制上归属于同一大类，而且在方法论上，二者有着最接近的血缘关系，因此它们都在我个人兴趣的阅读范畴之内；第二，在这个阅读范畴之内，它们是被我从头到尾逐句阅读下来的惟一两本国内学者生产的学术著作———尽管这样的宣称未免有肤浅和浮躁之嫌，但越来越多的人或许都有同感：许多学术著作未经一读就可宣判它死刑。今天，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每天批量生产，但读者寥寥，甚至无法引起同行的丝毫兴趣（为写论文而阅读则另当别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学术人对身处其中的学术场进行一种自戗式审判的后果。

　　《西方作为他者》将一个并不被众人皆知的史实作为其学术逻辑的起点：1866年，63岁的大清国总理衙门副总办斌椿，率团访问欧洲各国，其间赋诗答谢瑞典太后的盛情款待，诗中用“西王母”这个上古中国神话人物来比附瑞典太后。斌椿的这首赋诗后来成为文史家钟叔河的嘲笑对象：“诗只能算随俗的应酬体，把瑞典太后比做王母娘娘也未免可笑。”王铭铭指出了钟叔河的这种嘲笑的无意义，并以“西王母”意象作为打开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想象的密码钥匙，开始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西方学”之旅。

　　一如西方的“东方学”，中国也有“西方学”，其视野中的“西方”，地理位置并非恒定。从《穆天子传》出发，王铭铭将中国“西方学”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上古时期以“西王母”和“昆仑山”为代表意象的世界想象；秦汉时期“神圣方位”的东移；汉魏南北朝时期西天观念的诞生及“神圣方位”复归西方的进程；随唐至明清时期与海洋世界密切联系的“西洋”观念的产生及异域方位观念的转变；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史”。这种划分与史学界的梳理结果并无太大区别，但王铭铭意不在考证这些史实，而是从中提取中国人的“西方观念”。

　　王铭铭自始至终坚持一种叙事体的写作。叙事是人类学家的习惯性书写方式，这也是许多人类学家比社会学家显得可爱的地方。王铭铭的叙事写作显得相当自信而从容，一开始就抛弃毫无意义的方法论阐释———这种阐释正无可救药地沦为学院八股技法，成为许多学者的想象力桎梏———国内社会学界尤其如此，在完美地证明自己的方法无懈可击之后，得出了一堆废话式的结论。

　　真正出色的学术著作却是在叙事（或者其他类型的学术表达）中完成方法的阐明。《西方作为他者》，实际上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它的叙事精华皆隐含在王铭铭的一个诉说愿望里：构建中国本土的人类学视角。他对中国“西方学”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方法论的种种可能性。

　　王铭铭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观。西方人类学一度将西方之外的“世界的其余部分”当作是被他们认识的对象，当作“他者”。将非西方与“世界”割裂开来，似乎正是西方人类学的规范，这种规范不断强化着这样一种知识力：只有用西方的观念和语汇来探索非西方的“他者”，才能称得上以科学为志业的人类学。王铭铭说道，即使是具有东方血统的萨伊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也有意无意地复制了西方对东方的对象化，却找不到东方把握非东方的痕迹。

　　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被研究者”，非西方人是否应有其认识主体地位？王铭铭认为，近代西方的人类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自19世纪即已成立，我们可称之为“帝国之眼的人类学”，也就是如前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另一类则是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他者为上的人类学”。而在被西方人类学家视为“他者”的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这种“他者中的他者观念”的历史实在性通过中国的“西方学”有迹可循。

　　尽管王铭铭对中国“西方学”的论述极富说服力，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的“西方学”只是在逻辑上证明了以科学为志业的人类学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王铭铭并没有去追问并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以科学为志业的人类学为什么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最先产生？事实上，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人类学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确实是一种舶来品。我宁愿把王铭铭对“他者中的他者观念”的强调，看作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术话语权再分配的一种利益诉求。

　　尽管不无遗憾，但是读完这本书，还是满心欢喜。王铭铭的学术表达并没有摆脱西方人类学的语法结构（或称“表达范式”），但不难看出他试图将中国式的表达融入到这种学术研究中去的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我能感受到汉语学术的温暖气息。文字躺在纸上，作者的形象却时不时跃出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