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玮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人民文学》在我国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将《人民文学》作为标本，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全面地考察，是把当代中国文学置于“国家文学”的视野框架中，从而展开互动探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口。吴俊、郭战涛所著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全书的整个时间跨度为1949年到1976年，即从《人民文学》创刊写到其停刊，再从停刊到复刊，这也是《人民文学》自身政治味道最浓的一段时期。
书中入选的第一篇论文是写《人民文学》创刊的，它不但介绍了《人民文学》在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架构初期时的地位，还勾勒出《人民文学》创刊初期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面貌，同时还影射了《人民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在办刊起始即已潜伏下来的内在紧张。随之下一篇则将读者拉到第一次文艺整风学习运动，以详实的资料最大可能地还原了当时《人民文学》所面临的思想政治背景，以及其所被迫采取的应对举措。在“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这一章，作者展示了《人民文学》在面对权力游戏时的政治敏锐和谋略，道出了在意识形态的干预下，正是编辑部的组稿策略塑造了我们的文学景观。接着，该书还从“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封面的意识形态、新农民的形象、50年代文学中的“身体叙述”等方面进行了不失深度的调研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东西。比如在对新农民形象的研究中，作者发现在“十七年”期间，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同时承担了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双重意义”。
吴俊先生在做这项工作时，采访收集了十几个相关人士的口述史料，并以原始声像的形式保存下来(还求得日记手稿一份)，其中所历的艰辛自是不足为外人道。很值得我们尊敬。
读后有两点遗憾或疑惑:一是该书有没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比如将组稿谋略化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不是就必然只有这样一种读解的面相呢？二是对文革后新时期的《人民文学》未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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