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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
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文：黄亚明 出处：大众日报 2007年12月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不仅是对他所处的时代和该时代的思想文化进行的一次审视，更是作为事件亲历者，用“良心”和“躬身自省”来回顾、梳理、剖析一个业已流逝的时代。
　　《我的精神自传》包括两大部分。其一为《我的回顾与反思》，主要是作者对一些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大问题”作出反思，揭示出包括自己在内的研究者“发现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
　　其二为《我的精神自传》，这是他对自己的精神探索历程的一个清理，旨在展示“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其对“自我存在的追寻”。
　　实际上，两部分所传达的是两种“存在”，一种是个体的，一种是知识“群体”的，它们又互为参照，互相补充，共同构建了一幅耐人寻味的精神拼图。作为个体的钱老，在“大小舞台之间”流连，既有“压在心上的坟”的“丰富的痛苦”，也有执著于“心灵的探寻”而“拒绝遗忘”的悲壮，它关乎尊严，关乎正义，关乎自剖，其间流淌着敞开的自我，时代的浪潮，人生的至味，足以见出真学问和真性情。
　　作为知识“群体”的一分子，他所做的是始终保持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以火山的吐词、淬火的发言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尤其是廓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知识分子精神的心路历程，从而为我们在困境中脱茧而出提供科学参照。
　　文化学问，是一把刀，刀本身不一定是坏东西，刀不一定杀人，还可以救人。
　　钱老在探讨历史大课题时，可谓刀锋闪烁，在“知识分子的三重状态”一章里，他从鲁迅“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来是官的帮忙和帮闲”的论断谈起，引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新的危险，即成为“商”的帮忙、帮闲和成为“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
　　从另外一面看，六十多岁的钱老始终怀抱着一股感情的热流。书里洋溢的孩童的天真、倔强，匹配了冷静和义无返顾的决绝，尤为震撼人心。学术不是孩子，但学者应该保持儿童式的怀疑、好奇、赤诚、穷追猛究的激情。向上的天梯孤绝傲立，为什么还要读钱理群，已不言而喻。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钱理群精神自传出版，再度接受本报专访——　　

　　与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钱理群最近非常繁忙。他刚刚推出酝酿五年的重量级论著《我的精神自传》，一本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接着他就忙不迭地接受各地媒体采访。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钱理群口才极好，分析问题清晰深刻、滔滔不绝。“但我很恐惧，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我害怕成为一种炒作。”钱理群不掩饰他对媒体报道的担忧，“这本书带有很强的个人性，也有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不止一次和青年读者们说过，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我希望年轻后辈们提出批评和讨论。”因为，钱理群害怕被当成一个真理的掌握者。’　
　　
　　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是你的一本精神自传，而不是单纯生平故事的自传。如何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钱理群：这本书一个是对自己的回顾，另一个是关注二十世纪精神史，讨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本书整体带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反思性，都是自我追问、自我假设，也充满了困惑。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今天年青一代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反省。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希望和年轻的读者，也和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重新直面这些问题，探索这些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没有结论的，可能彼此还充满各种矛盾。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回顾了你年轻时候的事情，包括在贵州的18年。那段时期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钱理群：当然是美好的。但话说回来，历史回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淘汰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但实际上当时是非常艰难的，真实情况可能比今天回顾要更复杂一些，也不是一直都很乐观，充满了郁闷、苦恼和徨惑，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对我的生命是特别重要的。我可能明年还会出一本书，谈贵州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谈到了贵州对我的意义，我曾经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因为贵州是自然风景很好的地方，鼓励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我和很多贵州“真人”接触过，养成了我堂吉诃德的气质。第三，“文革”时我在贵州底层的经历，培养了我对社会的关怀，底层的性情，民间的立场。另外，贵州的18年，某种程度上我沉潜下来，读了18年的书，这为我以后的学术发展奠立了根基，打了底气。所以我是非常感激贵州的，可能是贵州塑造了我。

　　南方都市报：在贵州你度过了十年“文革”，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两次逃亡，经历了血雨腥风。“文革”十年留下的可能是另一种影响吧？

　　钱理群：其实是留下一种恐怖感，这种恐怖感与我今天的很多立场、观点有直接关系。一种是对专政的恐怖，实际上与我今天反对意识形态的专政主义立场有直接关系。第二种是对无辜者死亡的恐惧，这也是我今天的立场，以任何名义、理由出现的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都是我所反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反抗的意志被利用了，一种精神的迷惘，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恐怖，精神被利用的恐怖。这也决定我今天的立场，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
　　
　　我们那代人关心政治，也对政治有点厌恶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确立了两个目标，低层次的是当一个称职的老师，高层次的是回到北大当老师。但你考上北大研究生时还在“当学者”和“当战士”间彷徨，你觉得回到北大就丧失了“当战士”的可能吗？

　　钱理群：“当战士”是有具体所指的。因为“文革”的后期有些人是民间思想者，我自己就属于民间思想者。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开始，民间有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当时参加不参加这个运动，是不是投身到民间的政治型自治运动中去，我是犹豫的，也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内心的内在矛盾。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是关心政治，但同时对实际政治有点厌倦，有点害怕，也有点厌恶，这是非常复杂的，这可能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

　　南方都市报：你并不回避讲这个弱点。

　　钱理群：这可以说是弱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当时是把政治看得更高，有一个理念是它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当时对政治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而且民间运动使其复杂了。知识分子缺乏行动能力，行动犹豫不决。

　　南方都市报：你考上北大之后，相对来说远离了政治，更接近学者的道路。

　　钱理群：但这也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觉得自己在乡野培养起来的野气，会被学院的东西给闷死、规范掉。这背后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包含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行动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背后有一系列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钱理群：我找到一个方式，就是“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鲁迅也说过，精神界战士的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首先“立意在反抗”，真正的知识阶级永远地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因为他怀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对此岸是永远不满足的。“指归在行动”，强调实践性，不仅坚守理想，而且身体力行。这是精神界战士两个特点的含义。精神界战士关心的是人的精神问题，他反抗的是精神奴役，从精神方面去改变精神奴役。精神界战士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参加社会实践或政治实践的战士，他的实践、行动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样的选择与学者有内在的统一。因为学者也关注精神现象。但学者是学理的讨论，而精神界战士把学理的讨论转化为思想文化的启蒙活动。这在某种活动上是把学术普及化。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但同时也是互相矛盾的，用鲁迅的话说，一个学者要冷，也要热，一个学者忽冷忽热，也很有冲突。(笑)所以我在这里讨论我自己的感悟，一方面是坚持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我出入于两者之间，用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这是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学院和民间、城市和农村、精英和草根的两极。这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但又相互冲突和制约。这种出入两者间的选择也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丰富的痛苦，(笑)是有一定张力的。

　　南方都市报：出入于两者之间，有时候游刃有余，但有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跟现实矛盾的地方。

　　钱理群：不仅是这些外在的矛盾。比如我刚才说的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思想启蒙是以学术研究为背景，但这也容易把学理简单化。其实我们骨子里是更迷恋学院的，喜欢一群朋友高谈阔论，生活在书本里，按本性来说是这样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一旦参加社会实践，你就成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有很多很多你不愿遇到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有时会觉得自己空虚，因为讲得太多，就觉得讲空了。完全在学院里呆着，又觉得学院的空气会把自己窒息了。这是充满矛盾的。
　　
　　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就绝望到底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有你这样经历的不多，学院派的氛围会越来越重。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是在革命时代培养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贵州那个地方，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本来和历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是些历史之外的小人物。但“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小人物卷进了历史潮流。如果没有“文革”，我一直在那里呆下去，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这使我们这一代跟历史形成一种血肉般的联系。对于我来说，我研究历史，实际上也在研究自己，有生命的累积，对我有生命和学术体系的意义。这种研究有很强烈的存在意识，有强烈的情感在里头。这种东西当然有它的优势，就是有比较丰富的生命内容，它的历史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了，在某一时期你是历史的参与者，你对历史的一些理解、感受，别人很难理解的，你更能把握。这样的研究会有一定的理性意义。但是与历史纠缠得过紧，可能遮蔽一些东西。所以各代人有各代人的问题。年青一代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们比较客观、冷静，还可能会比较缺少历史感，缺少某种激情，因为历史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就可能会有冷漠和隔膜。在我看来各有优长，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我觉得应该互相吸取，发挥自己的特点，同时对另一方有所吸取。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是同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吗？

　　钱理群：我的同代人不都是像我这样的。因为我始终卷入历史潮流中，是主动投入的，同时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就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如此紧密，会导致历史对个人空间的挤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问题比较敏感。而我的敏感点不在此，在于我的历史参与意识和外在历史条件压抑我参与，我想参与它不准我参与。像我的书，总是过于紧张，别人读起来会有一种压迫感。缺乏从容，这是我的毛病。

　　南方都市报：现在的学者离现场、离社会、离民众太远了吗？

　　钱理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这是具体条件造成的，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去生活一遍，他们是旁观者。但有一些内在精神是需要的，需要继承和发展。我觉得首先是对学术本身的承担，另一个是对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承担，这两者可能是现在的学者比较缺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自我的承担。这三种承担也包含了我们这一代的内在经验。承担的方式可以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你对年轻人非常关心，在全国各地讲课，给无数陌生的年轻人写信。你为什么一直对年轻人充满希望？

　　钱理群：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我承认，我反问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谁？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青年这一群体是“五四”启蒙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贺桂梅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继承“五四”的传统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相信青年，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被象征化、符号化了。青年其实是代表一种人性，对青年的信任就是对人性的信任，是对希望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努力。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我们就绝望到底了。我曾经说过，作为教育者，当一切都绝望了，唯一不绝望，或者说不敢绝望、不能绝望的是青年。下一代都绝望了，你还能有什么指望？你也知道青年是有问题的，但你还是要相信他们。

　　南方都市报：关于青年的问题，你也表达过很多的担忧，包括“调侃的一代”、“自由主义”、“快乐为上”。

　　钱理群：80后这一代有两亿零四百万，是不小的数字，而且他们已经被世界看成是中国的代表了，比如姚明、刘翔、韩寒。怎么看待这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对80后很不满意，我不是太认同，我的研究是，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不满。我总结了几条。第一，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问题，不仅80后，我们也有问题。第二，每代人的问题都只能靠每代人自己来解决。第三，每代人最终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就获得一种为更下一代所羡慕的一种价值。同时，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又被下一代继续解决。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剖析，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下一代来解决。每代都这样。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80后的一些问题了，我觉得不应该忽视他们的问题，但也不必夸大、不必紧张、杞人忧天，他们会承担起来的。我相信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那一代留下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我书里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下一代继续来思考。我们那一代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曾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你不会觉得80后刚好相反，太过于强调独立思考吗？

　　钱理群：对，这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前面讲的80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八十年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也是当代青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必须回到中间来。这本书是我们这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言，带有反思性、个人性，也带有有限性，留下我们这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下一代重新面对。
　　
　　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肖丽丹

文：李海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国内国外，学院民间，研究鲁迅者不知凡几，但像钱理群那样注重研究的主体性和时代性的，大概还不多见，如果不说“唯一人耳”的话。这种研究方式，强调研究者本人的主观体验和问题意识，强调与研究对象的心灵交流和精神对话，也就是追求一种“与鲁迅相遇”的效果。如今，年近七旬的钱理群先生已从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教授的岗位上退休，并曾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进行了带有自传性的讲课和撰述，这些文字日前结集出版，名为《我的精神自传》。

　　确如书名所示，钱理群这本自传的重心并不在人生经历和日常生活，而在精神历程和学术生涯，不是生活的实录，而是精神的解析。这样一种“叙事视角”的选择，其实也是钱氏致力于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惯性”使然，只不过研究对象是他自己而已。或者如钱氏所说，这本自传是“对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次清理、反省和反思”，“也是对自己的学术著作的一个自我解读”，“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

　　以一个人见证一个时代，本是传记写作追求的最高境界，而钱氏认为，“我属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在这段历史中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而我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显学'，它和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潮，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我所面对的问题，对问题的思考、处理方式，以及产生的问题(遮蔽、失误、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情，历史与时代的呈现需要借助无数人的感知与记忆之叠加，在这个意义上说，钱氏“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王瑶语)，本就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何况，其经历之丰富和研究之独到，更强化了这一价值。

　　钱理群1939年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其父天鹤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副部级干部，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而妻儿却大多留在了大陆(钱氏的三哥则去了美国)。1960年钱理群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入学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毕业，因出身问题被发配到天荒地远的贵州安顺教书，直到1978年考上研究生才又回到北京，回到北大。他在大学校园经历了反右，又在贵州山区经历了“文革”。其间有位女青年因为其鸣不平而沉湖自杀，这座“压在心上的坟”成为确确实实的“血的教训”。“文革”后期，在钱氏周围形成了一个“民间思想村落”，与一班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青年不同，其精神资源来自于马列原典。这段刻苦研读马列经典的经历，使得马克思主义在钱氏的精神世界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其“中间物意识”和“人的个体自由”两大命题的重要支撑。家世的离乱与自身的经历，蓄积了钱氏强烈的问题意识，也决定了其别具一格的问学路数。钱氏坦言，他的研究和写作一是为了还债，还家庭的债，还青年的债，还自己的债，一是为了圆梦，即追求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自由。

　　一般认为，做学问需要冷静、客观，尽量避免研究者本人的情感投射，钱理群也接受这一原则，却又时常质疑这一原则。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教师、学者、精神界战士”。本来，学者为教师和战士提供精神资源和言说依据，教师和战士则为学者提供普及和创造的契机，看上去相得益彰和谐圆满，实际上却往往处于一种内在的紧张当中。历史的回声和现实的刺激使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成为一个纯学者，他的研究总是追求生命与学术的互动甚至互搏，从而带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浓烈的战士情怀。他一方面是在讲鲁迅，另一方面也是在接着鲁迅讲。事实上，自1990年代末开始，钱氏在继续学术研究的同时，又把相当部分精力投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其中尤以对大学(教育)精神之失落的反思反响为烈。这种不断地批判为其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也令其陷入又一重劫难之中。在这样的困顿中，钱理群不断从鲁迅那里获得精神支撑和心灵安慰，从而也印证了其独特的体验式研究所具有的生命热力和人间情怀。

　　在钱氏提出的诸多研究命题中，有一个是“思想者与实践者”，尽管他强调要“还思想予思想者”，不同意把行动的价值置于思想之上，但他也并非完全否定行动的意义。在钱理群看来，没有一种真理是绝对的，因而总是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也是他以探索真理而非占有真理自许的原因所在，但又不是彻头彻尾的“虚无党”，而要在有所疑的前提下有所为。于是，钱理群积极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编写语文读本，与一线教师交流，以期为孩子们打下“做人的底子和终生学习的底子”。与此同时，钱理群又热情支持青年志愿者的行动，鼓励大学生们到农村去，致力于新农村建设。显然，作为历史学者的钱理群对民粹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又向来主张眼睛向下，关注底层，以为没有农村的进步就没有国家的进步。这也是他一直把贵州安顺视作第二精神家园的缘起和旨归所在。

文：余世存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2月

　　钱理群先生是令人为难的。他难倒了很多人，官员、学者、同事、朋友，年轻的学子或世故的知识者们，他令人为难的地方似乎不在于思想观念上的清晰、糊涂或复杂，而更在于他的姿态。在一个类似胡适的平台上，他满怀激情地诉说着鲁迅。鲁迅不是钱先生的一门课程，而是他的事业，是他想象也实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资源。

　　虽然“胡适，还是鲁迅？”成为不少人动感情的话题，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早已明智地做出了选择。钱先生的事业因此穿越了阶层，而在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那里获得了赞誉。正是在这些小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文化领域，钱先生成了一个象征：他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上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以来不多的幸存者。

　　胡适被称为“国诤”，国家的诤友或诤臣。鲁迅被称为“民族魂”，民族的精魂。无论哪一种精神，我们今天在国家社会层面还没见到这样的人格象征。胡、鲁们的信徒显然是矮化了。无论他们以谁的名头说教、启蒙，他们没能给社会的公共空间提供正当有效的思想资源。他们把言说胡、鲁留给了自己，把什么样的生活留给了大众呢？自生自灭而已。

　　钱理群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其中的矛盾。他是诚实的、坦白的，也是无力的、软弱的。他没有鲁迅的练达，也没有鲁迅的勇敢。人生社会的事实于他是一个一个的问题，直到退休、离开讲坛，直到今天，他仍未能解决其中最尖锐的问题。他把自己铸成了一个矛盾体。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设的，跟他的知识界同行关联不大。

　　在他的新作《我的精神自传》中，他试图回答或辩解那些问题，诸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的适用范围，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等。他承认跟知识界的隔膜，因此90年代我国重大的知识活动，学术规范，人文精神讨论，中国道路寻求等等，都被他有意无意屏除了。他的反思和自传中的关键词属于80年代，他的真诚令人动容，他的言路和思路令人为难。

　　二

　　《我的精神自传》要写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性作品，钱先生希望能说清楚自己。但直到本书最后，仍有不少“新的困惑”或“悖论”一类的字句：“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场的复杂、模糊与难以言说。”“新世纪伊始，‘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显然，钱先生的精神突围仍未成功。他自承没有走出鲁迅的阴影，也实证了他的精神困境。

　　在很多人眼里，钱先生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确实像个大孩子，直到退休，都真诚地向人们诉说他的精神困惑，用他的话说，把苦难化为精神资源，“我存在着。我努力着。”他感动于林庚先生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美。”

　　但“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与其说钱先生是婴孩，不如说他是一个认真而诚挚的学生。鲁迅是他的老师，人生社会是他的老师。他精神自传与其说是一本凤凰涅槃或死后复生的自觉作品，不如说是一本省思式的不无笨拙的札记。他过于注重自己的观念困境，一如80年代以来的学院生活，而多少忽视精神在中国社会演进的多样收获。他虽然认识到：“我正是由这样的提醒，发现自身思考视野的狭窄：我们这一代人要真正走出自我封闭，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新的困惑”总让他止步不前，最终没有走出“自我封闭”。

　　在一本30多万字的精神自传中，除了零星几个学人的文字，当代中外人士的精神和思维收获不在钱先生的综述范围内，就是一个证明。它至少说明作为思想史、学术史或精神史的样本，会打些折扣；更不用说，跟网络时代的中国精神隔膜甚大。

　　三

　　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里，鲁迅等人的“国民性”话语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钱先生仍立足于这一本质论的文化观，从而大大限制他自身的创造性研究。在对全球化的思考中，钱先生止于辩证实则矛盾的书斋逻辑，在多元化、一元化之类的观念中突围或辩证。在对农民中国的思考中，钱先生也同样借用了虚伪的“三农”话语表达自己的困惑或无解，他害怕农民失去土地，他不理解农民是如何丧失精气神的，也不了解，当代农民是不会活成土地上的植物的，农民也想在当代中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钱先生震动于鲁迅所说在中国做人要么极近要么极远生活的安全性，但他自己却以“公开宣布”“布什、萨达姆与本·拉登所代表的三种势力”正在构成对人类文明根基的“巨大威胁”和“根本性挑战”，为“再一次坚守了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者的立场”……这样的思考，使钱先生自承难以站队难以表态，甚至一旦开口就遭到了“伪士”们的围攻。这大概不仅是钱先生个人的悲剧，也是当下社会的悲剧。

　　钱先生是多重意义上的幸存者。他明确说自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思想群落中的一员，他作为幸存者幸运地走上了北大讲台，并参与了80年代的启蒙事业；90年代以来，则又作为启蒙运动的幸存者，经历了时代社会给予的光荣和“围攻”；退休后，他并不安于个人的日子，而作为市场经济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幸存者，进入了力所能及的实践领域，跟青年志愿者们一起，建乡村图书室，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等等。如果联想到我国社会的剧烈变迁，钱先生这样的幸存者是极为可贵的。

　　鲁迅以“中间物”意识而横站了历史，钱理群先生也有“中间物”意识。如果钱先生理解，网络中国人也曾作为“你”之一员当选过《时代》的年度人物，而志愿者、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农民、维权律师等等中国人同样大踏步地向前，他也许会感到欣慰的。就像不少年轻朋友想起钱先生会觉得温暖一样。钱先生年轻时写给“民间思想村落”的告别信虽然仍可作为他对精神世界的告白：“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但他的精神思考和实践心愿仍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