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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们鲜为人知的人物，这是一段壮丽雄奇的历史，这是一产惊世骇俗的挽歌。

本书传主郑芝龙是大名鼎鼎的的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也是一位大海盗。明朝的地方 大军阀。同时又是一位将沿海民众大规模迁移到台湾的开台先驱，他的海上活动，是明示社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现象，是积极向海上活动的海商阶层，在反对明朝销国政策遗迹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胜利记录。没有他的海上活动，就没有郑成功的东征成功。没有郑芝龙的卓识远见，大规模地移民台湾、开发台湾，台湾的历史很可能是别一种写法。

本书恪守传主的历史真实，又不拘泥于史实，取史料之神韵，倾泻作者的生活感受和历史见解，史料翔实，形象生动，文笔流畅。是一部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圆融贯通的佳作。

文：林兴宅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2月

　　对于熟悉郑成功故事的人来说，郑芝龙的名字也许并不陌生。他是一个出没波涛的海盗；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海上贸易商；他是一个日本华侨，娶了一个日本姑娘，在日本平户生下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是一个移民台湾、开发台湾的先驱者；他是一个打击荷兰侵略者的英雄。郑芝龙一生的行止，集中再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在简单化的伦理准则的影响下，这个人物被一些小说和戏剧涂成白鼻子，成为反衬郑成功的反派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海峡枭雄》一书把郑芝龙作为主人公，意在展现明末清初东南海上各种势力的消长，特别是新兴的海上商业资本同封建帝国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作者旨在透过郑芝龙海盗生涯的历史表象，把握中国社会深层的悸动。明末清初已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这种文化冲突首先在东南沿海贸易中表现出来。郑芝龙作为一个海上贸易商，与封建王朝和西方帝国主义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成为历史运动的中介物，并且通过他的性格二重性曲折地反映出来。作者正是通过这个特殊人物的传奇故事，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造影。

　　历史题材的创作很容易停留在历史表层意义的肤浅表现上，常常陷入寻求历史与现实简单对应的“借古讽今”的模式，或者只取一点任意“游戏历史”。这里的关键是：作者能不能站在历史的哲学高度，昭示历史事件的深层意蕴。他不仅要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物所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进行全方位的审视，而且要从细微处体察活跃在人物思想感情深处的文化结构因子。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给作者留下随心所欲的陷阱。面对郑芝龙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作者的面前显然摆着两种困难：如何把历史真实与现代意识统一起来，如何在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中保持一种张力。

　　当然，一部作品是否成功，主要不在于它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从作品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是把郑芝龙作为一个杂色人物来处理的：他目光远大而又惟利是图，蔑视正统而又无法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他富冒险精神但又巧于心计，逐利四海但又眷恋乡土。他既桀骜不驯而又能忍辱屈从，威势显赫内心却又孤独自卑。这是新兴的海商阶层的代表人物。作者就是通过再现这个人物的全部复杂性，来达到历史真实的。郑芝龙性格的这种复杂性又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侵入东方古老文明的抵抗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他是中国封建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个资产者的畸形儿。他身上既积淀着封建帝国的沉垢，又折射出西方人文主义的色彩。作者就在他的外部关系和内心矛盾中表现近代文明的冲突。这就使这个几乎淹没在历史尘封中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获得新的意义，给这个历史学家眼里曾称雄台湾海峡，对开发台湾富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注入了现代意识。作者在本书题记中写道：“这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这是一段雄奇壮丽的历史，这是一首惊世骇俗的挽歌。”这里的“挽歌”二字是很令人琢磨的。

　　历史是人写的。历史留给后代人的表象，实质就是各个时代社会意识的自我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题材的创作是对历史的重塑。作者必须借助于史实的记载，必须以当代人的眼光作为参照系。它们对作者的创作既是一种帮助，又是一种束缚。据作者介绍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的主要生平活动，均有史实根据，其周围活动的人物，也是实有其人，除个别外均采用真实姓名。可见作者的创作是依傍史家史籍之“实”的，但作者对郑芝龙的描写并没有沿袭史籍眼光，以“海盗”观之，单纯以海盗的冒险行径招揽读者。在创作中，作者一方面吸收了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摒弃把历史人物简单地作为概念传声筒的思维习惯，摒弃那种非好即坏的政治逻辑排中律来观照历史人物的形而上学方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题材的创作面临着两种超越：一是超越传统历史目光的局限，一是超越当代人对历史的浅阅读流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作家的创造功能，去捕捉隐藏在历史事件深处的广袤的历史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