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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当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潮，三十年问大潮迭起，而巢峰同志总是挺立潮头，成为中国出版改革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对于改革的终极目标，巢峰同志非常明晰，是实现两个效益的平衡、协调发展。对于长期困扰出版业的体制转型这一核心问题，他不仅有理论层面的深入思考，更有实践层面的大胆推动。他从战略管理、市场运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大处着眼，谋划布局，还具体设计了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方向、路径、步骤，强调关键是塑造市场主体，激活竞争，建立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体系。他亲自主持领导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组织重造、流程变革、绩效评估等工作。他熟知当代国际出版业购并、重组的外在趋势与内在动力，认定规模化、集约化是中国出版改革步入市场化的重要方向，但必须以产业思路来推动集团化建设，处理好行政推动与经济推动、“大船”与“小船”、横向与纵向、综合与专业、主业与他业、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政府与集团的关系。他深知中国出版改革的艰巨性，一是传统体制、观念的惯性难以短期突破，出版改革出现诸多方面的“二律背反”的“疑难杂症”；二是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们的资讯生活、媒体消费发生了巨变，图书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正在发生倾斜。2005年，他还提出了中国出版业出现“膨胀性衰退”的命题，强调要通过出版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激起了业内热烈的讨论。

文：贺圣遂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2月
   
    巢峰同志的《出版论稿》第三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我既是复旦一方的责任人，又是经常在出版工作方面得到巢峰同志指教的晚辈，读此书不禁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格外的亲切。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于中国发展的远大意义，也许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作出最恰切的评价。但它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则是我们现下每一天都能感受到的。这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历史过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我想，除了高层政治领导人、决策者，在各个领域内都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思想上高度敏感、善于思考，在工作实践中不畏风险、敢于尝试，并且能够在适当的时刻提出理论性的总结，引领人们继续开拓新路，因而对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其业绩令人景仰，弥足珍贵。就出版行业来说，巢峰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健者。在他这本《出版论稿》中，我们不仅看到他历年来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探索，还分明听到一种历史的脚步声。
   
    本书相当一部分内容与《辞海》编纂以及辞书研究有关，我想先从这里谈起。巢峰同志自1978年起参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是1979年版《辞海》的组织者之一，1989年版、1999年版的主持者，目前仍在负责《辞海》2009年版的编纂。《辞海》作为毛泽东、周恩来曾经亲自过问的大型百科辞书，一度拥有权威释义(堪称“定名分”)的地位，它因而也更多地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牵制。编纂1979年版时，“文革”结束未久，社会思想仍存在很大的混乱。《辞海》的编纂如何克服、清除“左”的思潮的影响，实际上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但百废待兴之际，许多问题要等“上面”给出“说法”以求保险，事情就没法做下去。巢峰同志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在夏征农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执笔起草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处理意见》，明确否定了“文革”时代形成的一系列政治观念与口号，使得《辞海》能够以一种体现时代根本变化的清新面貌问世。而发表于1979年2月的《试论辞书的思想性——<辞海>1979版编辑体会》一文，又系统地总结了《辞海》编纂的经验，提出应该正确地理解辞书的“思想性”，力主清除空洞的“大批判”语言，反对以思想性代替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这些文章在今天看来或许还有不满足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震聋发聩之效，不仅对辞书编纂具有指导意义，从整个图书出版业来说，称之为历史性的文献也不为过誉。
   
    当然，作为一位资深的出版专家，巢峰同志关心的范围远不止于辞书领域。《出版论稿》收入的许多文章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从发表时间来看，大多是以富于前瞻性的眼光，对整个图书出版事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在我看来，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怎样认识“出版物的特殊性”(这是巢峰同志《出版经济学》一书绪论的标题)。他一方面强调图书是一种“完全的商品”，它的生产受到一般市场规律的支配，同时又强调图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必须追求社会效果与市场效果的统一。因此，出版者不能把利润视为最高目标，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同时又负有更高的责任：为社会提供合适的精神食粮，并助成民族的文化积累。从上世纪八十年初开始，巢峰同志就反复地阐述他的这一观点，不仅从理论上给予论证，而且从实际的操作环节上作出细密的分析。正因为巢峰同志既是一位理论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出版业领导人(他曾同时兼任辞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两家大社的社长，这在出版界极为罕见)，他的见解尤其能够切合实情，推动实践。许多和我年辈相若的出版工作者，都亲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很多普通读者认识巢峰，恐怕与他和王同亿的那一场“激战”有关吧。王同亿算是一个有“身份”有“背景”的人，也正因如此，他剽窃、滥造辞书的活动，格外地有恃无恐、大胆妄为、荒唐绝伦。但有一段时期，他的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没有受到抵制，还颇有人造势吹捧。是巢峰同志，这位十四岁参加革命、从事和领导出版工作数十年的老战士，登高一呼，大声呵止，在全国辞书出版界发动了对“王同亿现象”义正词严的揭露与批判，直到剽窃造假者受到应有的惩处。收在《出版论稿》中与此相关的几篇文章，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一股凛然正气。在维护中国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的意义上，这确是一桩值得回顾的事件。
   
    在本书中，有几篇文章记叙了作者和夏征农、罗竹风、汪道涵等老同志的交往，读来颇有情味，不过又觉得很不满足。我知道巢峰同志一生经历非常丰富，几乎和新中国老一代出版家都有交往，而这些在已有的著作中并未展开。出版是跟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的事业，出版者的回忆录在记录时代的履迹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时下可见的一些著作，如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美国兰登书屋前主编内特·瑟夫的《我与兰登书屋》、美国西蒙·舒斯特公司总编辑迈克尔·科达的《因缘际会》等，都很受读者喜爱。这些回忆存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经验，对出版工作者尤具激励和启迪作用。巢峰同志如果愿意把一生从事出版实践的诸多往事写成回忆录，应该是非常动人的；对于年轻的出版人，也会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复旦大学出版社非常期待这部书稿。
   
    我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称巢峰同志为“健者”，当然是就其成就、品格而言。不过，就日常生活而言，这也是合适的。他今年虚岁八十，古所谓“耄耋之年”，却神态清朗，步履强健，绝无老态。同他走在一起，常会跟不上他的脚步。而且，他的思维活跃而敏捷，永远带着年轻人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因此，我相信巢老虽老，笔力犹健，还会为读者贡献许多有趣味有意义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