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

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本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一个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做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独特性。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文：维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它有关中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故事，中国仅仅是故事的特定背景，芭芭拉·塔奇曼以此获普利策奖就是一个证明——该奖只授予美国史的著作。读完全书，人们很容易获得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天真而典型的美国大兵在古怪的东方充满挫折和苦闷的漫长经历，不幸的是他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泥潭里。

　　在史迪威身上，再典型不过地集中了美国在二战东亚战场上的困境，无论性格、战争指挥权、策略重心和方向……盟友之间都争吵不断。今天外资进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都会遇到头疼的文化冲突与艰难磨合，数十年前在那样的非常时刻，其激烈程度自然更是十倍过之。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常言辞尖刻的“酸醋乔”还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事态的热切观察者，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甚至能用汉语向士兵训话。他对中国平民始终抱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理解，1929年还在一次演讲中含蓄地批评西方人动不动就说中国人“不可捉摸”，而他们仅仅是“跟我们不同”而已。在1941年太平洋事变爆发之前，他被公认为“对中国和远东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也就不奇怪了。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的紧急关头，毫无疑问会被罗斯福总统确信是派驻中国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不二人选，更何况罗斯福非常信任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史迪威极为推崇。

　　他的中国使命搞砸了

　　然而他却搞砸了。从任何意义上说，史迪威的中国使命都不能说是成功的。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一再恶化到完全无法共事，在缅甸热带雨林中的战争则是一次充满失败感的折磨，他的呼吁也很少人认真倾听——包括本国，因为美国当时将重心完全放在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则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出动陆军。将遭受珍珠港偷袭视为奇耻大辱的美国人，当时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对日本有私仇要报，在解决时不要别人插手。不过为避免难以承受的伤亡，对日作战主要由海空军承担，陆军方面只需要中国人帮忙尽力地拖住日本人。

　　史迪威多次不满地注意到，他负责的战区重要性极低，尤其是缅甸，最初根本就没预料到它会成为一个战区。不管他怎么呼吁，蒋介石经常无动于衷，而华盛顿也从来没有以实际行动响应他关于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建议。他饱受挫折，愤懑不平，仿佛一个手脚都被绑住的巨人，一身力气却使不开来，以至于那段时间里他本已够坏的脾气更加暴烈，此刻多骂几句至少也可聊以缓解他内心的郁闷。鉴于他前半生的和平年代里一直升迁极慢、仕途黯淡，1939年至1944年的五年里，却从上校连升四级至四星上将，无疑使他加倍珍惜这一迟迟到来的、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发挥才干的机遇，一心想做点什么。

　　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人，他耿直刚烈，是极鲜明的进攻型将领，他对战争的看法更接近于一场橄榄球比赛：要进攻、进攻、进攻。他发现中国人热衷于游击战，而他颇为讨厌这种躲躲闪闪的打法。他总是“时刻留意主动反攻的机会”，甚至“我愿意在一名下士带领下作战，只要他让我打仗”，他抱怨中国人的“头脑无法接受进攻的想法”。那么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怎么进攻呢？他的答复是“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优势”，以消耗取胜。

　　这种观念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都是痴人说梦。1941年底美国参战时中国已沦陷半壁江山，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消耗大半，而且国内根本没有统一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的美国观察家看来，“中国军队”仅是一种礼貌的称呼，因为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国家军队。在这种情形下，装备又极差，仅靠人多向日军发起正面进攻，那只意味着巨大的人员伤亡。1941年时最乐观的预估是1947年可以击败日本，要再拖六年，就必须“省着点花”，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内心都主张持久战、游击战，多拖一年是一年。他们对自己的那点家底太了解了。

　　“要改革这个体制，只能打碎它”

　　史迪威也许了解这些，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服从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中国把日本人拖住，以减少“我们的孩子”的伤亡。蒋介石的拖延战术，不到一年就让他受够了，他强烈地要求主动进攻，缅甸沦陷时就将最大的责任归咎于日军的“积极进攻”和“蒋介石的愚蠢、胆怯”。他这种“硬碰硬”橄榄球比赛式的进攻性思维无疑是典型美国式的，因此极了解美国人的宋美龄1943年初访美演讲时誓言中国人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就赢得全体议员掌声雷动。但私下里，她却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去，后来全部失去”。

　　在这个过程中，史迪威逐渐发展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战区的糜烂局势应完全由蒋介石来负责，他仅是一个“狗娘养的”自私专制的独裁者，只不过是“我们的狗娘养的”；蒋之所以不进攻，是因为他愚蠢胆怯，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势。他对蒋越失望，对抽象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就越有好感。由于他本人极力主张进攻，也就倾向于认为日军的获胜是因为主动进攻、而中国状况之差也因为消极防御。他对蒋接触越多，就越觉得，“要改革这个体制，只能打碎它”。最彻底的办法则是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

　　这听起来当然很有道理，例证也不胜枚举。最大的好处在于抚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实在无法忍受那么窝囊、郁闷、屈辱的“持久战”，宁可去光荣地冒险。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完全是匹夫之勇，小不忍则乱大谋。

　　20年后美国碰到的另一个泥潭

　　史迪威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去世。三年后的1949年，国民党军在大陆全面溃败。看起来他的预言完全实现了。当时的美国人在错愕之下，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古怪的结局，整整一代人都卷入这一反思：“谁失去了中国？”史迪威本人由此被视为一位受难而正确的先知，问题的答案似乎都蕴藏在他本人的经历之中。

　　1949年中国江山变色，对美国人的精神冲击之大，连中国人也很难想象。自晚清以来，美国以“门户开放”和传教热情逐渐介入中国政治，一战后欧洲列强势力退潮，日本则因为吃相太难看而替美国创造了将太平洋变为内湖的绝佳时机。在这一情形下，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成为美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斯福极力推动中国成为战后四大国之一(苏英对此均极冷淡)；眼看一切顺利，不料历史却在此突然拐弯，出现的竟是一个红色中国！这怎么不叫美国人目瞪口呆呢？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就必须要有一个解释。史迪威恰好提供了一个现成答案。

　　坦率地说，我对这个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史迪威身后20年，美国碰到了另一个泥潭：越南。这次不仅仅是一个人饱受挫折与迷茫的折磨，而是一代人。在很多地方，两者很相似：罗斯福曾问蒋介石的为人，结果在史迪威和陈纳德那里得到两个对立的答案；越战时期，肯尼迪总统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以致他询问两位调查官员：“两位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这两次，美国都致力于实现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即当地军事上的自足；都遇到了一个固执专制、信奉基督教的当地领导人；局势也一样总是极坏。然而越战中，美军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史迪威当年的愿望：打碎这一该死的体制(但吴庭艳被推翻后南越状况却更糟了)、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但却陷入了泥潭)，由于过多地依赖美国这个保护人，最终也腐蚀掉了南越的民族尊严。

　　塔奇曼这本书在越战最激烈的1971年写成，虽然没提到一句越南，但在当时深陷越战泥潭的气氛下，一个美国读者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同在东方的越南。假如史迪威能活着看到越战的结局，恐怕他也会重新考虑自己当初对中国以及蒋介石的看法吧。

文：沈宇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2月

　　重庆《新华日报》的开天窗，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便是周恩来手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四周大片留白，捅出了皖南事变这惊世真相。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创刊后就屡屡被新闻检查机构利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对送审的稿件进行删改，1940年1月6日因社论两度送审两度被删除，作为回击，首开天窗，旁注：奉命免登。

　　1942年9月6日的2版上也赫然通栏皆空，有一留白，自是奉旨免登，唯有三个字孤零零地留在纸面上：史迪威。

　　这个名字似乎在这一年的9月开始印留在中国的历史上，仿佛从未出现过在这里似的。预告片在2月就已经上映，“罗斯福将派陆军少将史蒂威尔来华服务”。3月，“史蒂威尔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个1939年9月才离开中国返美的中年武官华丽转身为“战略家”史迪威，这一切都归功于两点，新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提拔和史迪威本人在中国的经历。

　　塔奇曼的叙述即从史迪威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1911年的11月开始，她在史迪威的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史迪威在塔奇曼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军人，而是美中关系，甚至是美亚关系的一个具象。史迪威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他见证了辛亥革命和军阀混战，也曾主导了抗战的许多重要决策，塔奇曼择取他来诠释如此重大的主题固然不错，但力透纸背过犹不及，更带有一种新闻记者的狡黠，使得笔底的叙述过于戏剧化。这导致了方德万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中对她的反驳。而我们却不妨从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报道中看出些端倪。

　　飞向重庆的航路下是密支那的穷山苦岭，史迪威迫不及待地给小日本“一顿狠揍”，迫不及待地回到缅甸去开战，开不完的会让他晕头转向，还需要靠别人的提醒才能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终于散会，“史蒂威将军受命指挥缅境我军，史氏昨招待新闻界谈话”。

　　蜜月期是不存在的，面前是缅甸的泥沼，史迪威信心十足地“夺回缅甸”在日军包围圈步步紧缩面前只能化为一声叹息，尤其是5月1日当史迪威从睡梦中醒来，却得知总司令罗卓英将军已逃往密支那机场。“乔，我们回家吧”这样的声音不断地搅扰着他的耳膜。5月20日，当他们衣衫褴褛地逃到印度的英帕尔，美国的报社编辑们却都以为史迪威指挥着全中国的军队正实践着开始时的壮志豪言，他们配发了洋溢着爱国热情和富于煽动性的标题：史迪威中国军包围日军，入侵者全线溃退！《新华日报》则不动声色地于5月下旬刊登了两篇报道《史蒂威尔抵印，将与魏菲尔晤谈，美中缅三国军官同行》、《史蒂威尔谈话，英方表欣慰》。反观塔奇曼，与她的美国同胞一样，塔奇曼对于这一年的描述活像是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初出茅庐的将军在首遭受挫后“过河入林”潜忍度日，完全在为日后的悲剧英雄形象做铺垫。

　　他需要一支精悍高效的部队，史迪威相信蒋介石不会愿意错过这样的良机，尤其他的手上还控制着美国援华物资。可分歧很快出现了，史迪威很不巧地总是扮演传达坏消息的信使，蒋介石自然暴怒得如同花拉子模的国王，对援华物资的削减甚为不满。蒋夫人则怀柔，“我们希望看着你成为四星上将”。史迪威虽然乐意借助蒋委员长的怒火来得到丰沛的物资供给，但还是不小心撸到了老虎的胡须，蒋介石更希望由自己来掌控租借物资，甚至期望美国调回史迪威。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名字被第一次大概也是仅有的一次奉旨免登。

　　史迪威对勾心斗角感到厌倦，他轻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塔奇曼也毫不吝啬笔墨，把蒋介石玩弄权术的形象皴染得淋漓尽致：派夫人宋美龄访美，为援华物资讨价还价。身为“美国陆军最佳三星连级指挥官”，44年史迪威重返缅甸的努力由亲自指挥开始。这回他的运气来了，他的形象愈见高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关于他的消息：“史迪威回到缅境，曾观察我军前线阵地”、“史迪威将军临危不惊，视察前线几中敌炮流弹”、“我军攻下杰布山，史迪威说：这是送他生日的好礼物。孟道和巴第砀公路五天来也有大战”、“密支那战绩辉煌，蒙巴顿祝贺史迪威”。甚至在全是腥风血雨的战事版登出了“史迪威将军全家都热烈爱恋中国，美国卡麦尔城的报纸广播，每天都报道中国消息”之类的报道。

　　7月6日一封电报的送达撕开了最后的宁静，罗斯福措辞严厉，要求由史迪威统辖全部中美部队，这势必激起蒋介石的强烈应激，因为李济深正策划要求蒋介石下野的举动。但至少在市民看来，什么也没有在报端显露，依旧是“史迪威将军擢升上将，蒋介石打电祝贺”一类的平和，但值得注意的是8月3日《新华日报》刊出了题为“贺史迪威将军”的短评，这是史迪威在中国期间，中共报刊给予他的最大关注。在两人矛盾日益公开化的关键时刻，对于史迪威的晋升进行评论，显然中共的态度非常微妙。

　　为了调合两人间的矛盾，赫尔利被派来中国，9月“蒋介石和赫尔利、史迪威连日开军事会议”，又一封要命的电文在未听赫尔利劝阻对其中措词进行弱化的情况下被呈给了蒋介石，史迪威以为这会是压弯蒋介石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始料未及的是，蒋介石正式要求撤回史迪威。中共原本期望着的合作落空，11月2日的版面上是一篇充满了怨气的文字“关于史迪威奉召回国，罗斯福对记者发表谈话：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蒋介石要求撤换，美政府不能不答应”，同时也把气撒在了美国佬身上。蒋介石洋洋得意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把对付外国记者的苦差事一股脑儿丢给了素来与史迪威不合的宋子文。史迪威于11月5日回到华盛顿，不愿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中美官方都竭力澄清自己和史迪威去职事件的干系，即使罗斯福刚靠撇开腐败的中国形象与傅满洲般促狭的蒋委员长才赢得了选举。12月，史迪威之子授勋奖。翌年1月，史迪威任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即将通车的滇缅公路改称史迪威公路。Stilwell is still well，报刊上仍不断地刊登关于他的消息，“出任新职后首次招待记者，史迪威畅谈对日作战”、“意志坚定打开中国交通，史迪威得两勋章”、“史迪威谈练兵”、“史迪威任美第十军军长，美民族周刊极表赞扬”。偶尔也有着“醋乔”的硬气，1945年8月19日《新华日报》“他不受外国勋章”，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对蒋介石的抗争，两个月后，“史迪威公路将成陈迹，存印援华物资另由水路运华”，另一场战争的大幕正徐徐拉开，显然其中没有他的位置。二战结束，鸟尽弓藏走狗烹，翌年10月12日史迪威逝世，这口总不平静的深邃之井终于收敛了涟漪，被风沙掩埋。

　　看着自己塑造出来的悲剧英雄颓然倒下，塔奇曼甚至可以称作兔死狐悲地表示中国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