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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鲁迅传》的独特可贵之处在于：第一，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

这本传记不仅集鲁迅史料研究成果之大成，而且作者也有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同时作者对这些年学术界关于鲁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论争，更有独立的判断。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

文：王佩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12月

　　我和鲁迅很有机缘。2001年，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创作的“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在北京儿艺上演。我是剧组工作人员。每到曲终人散，大家就到东华门一带的小餐馆里消夜聊天。听到别人眉飞色舞地说鲁迅、许广平与朱安，我总是惭愧自己对鲁迅了解的太少太浅。

　　来到杭州，我听到了很多关于鲁迅的逸闻。杭州文化人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鲁迅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间天堂。有一位浙大教授告诉我，据他考证，杭州给鲁迅的童年留下了阴影。当时鲁迅的祖父因为科场舞弊案，在杭州蹲大牢。按照当时的规矩，儿孙探视坐监的长辈，可以在牢里住一晚。估计鲁迅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从此对这个城市再也没有好印象。以至于后来郁达夫准备到杭州发展，鲁迅还写诗劝阻。

　　当然，以上逸闻不见于朱正新改写的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朱正自1956年写过一本《鲁迅传略》之后，50年里不断订正增删，直到写出这新传。这本书使用了20年来新发现的鲁迅史料，并且有一些独特的创见。比如，他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朱正认为，是周作人错听了日本妇人的谗言。再比如，鲁迅与“左联”以及冯雪峰的关系，并没有前人想得那么简单。

　　我还是比较关心鲁迅的感情生活。朱正研究发现，在鲁迅日记中，只有一次提到过原配夫人朱安。那是1914年11月26日，鲁迅写道：“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后来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后来许广平跟鲁迅通信中，提到朱安，说“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但是朱正考证，这个“遗产”并不是母亲强加给鲁迅的，朱正说：“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是通知了在外求学的他本人的，鲁迅也没有做过不同的表示。”

　　后来鲁迅认识了许广平，一位进步文学女青年。两人你鱼我雁，通信频繁。称呼也在不断地变，从最初的“先生”、“兄”到后来的“嫩弟弟”、“小白象”。这些书信经过鲁迅编辑后出版，就是著名的《两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了一本研究《两地书》的专著——《近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作者是麦克道格尔。书中对书信原文和发表版做过详细对比，对潜文本作了深入的分析。

　　受条件所限，朱正老先生不可能作同样的阐释和发挥。这本鲁迅新传，在很大程度上像一本史料汇编，作者大量引用证人证言，有时引文达两三页之多。这不是作者偷懒，而是信史的写作手法，微妙之处需要读者自己加以推理和判断。

　　鲁迅说过：“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全面的鲁迅，可以去看看这本新版鲁迅传。伟人的轶事可以在酒酣耳热之际，讲给文学女青年听。至于“颇谬”的“妇”，就免了，大概只能在给孩子捉刀写作业的时候，争论藤野先生全名叫什么？

文：蓝英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2月

　　朱正兄出版过三本鲁迅传记：1956年的《鲁迅传略》，1982年修订版的《鲁迅传略》和2007年的《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三本传记我都读过。他自己对第一本鲁迅传记很不满意：“粗疏肤浅，自不待言。特别是书中绝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第二本是他参加《鲁迅全集》编注工作后写的，虽说是“修订”，与第一本已有很大的不同，材料丰富多了。虽已有了自己的见解，但并不多。第三本则与前两本完全不同，不是前两本的修订，而是一本材料丰富、有真知灼见的新著作，帮我解决了心中早已存在但却无人可问的疑惑。

　　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原来不错。1928年创造社筹划发行《创造周报》的时候，鲁迅列名编委。但一个月之后，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击鲁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予以还击，开始了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但创造社很快就鸣金收兵了。我不明白创造社为何突然攻击鲁迅，为何很快又戛然停止。读了《一个人的呐喊》才明白，这是由于李立三的介入。成仿吾等在日本的创造社成员，自以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不上其他左翼作家，热衷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仿吾等回国后，运动就展开了，从批判文学界的知名作家着手，鲁迅首当其冲。太阳社也紧随创造社围攻鲁迅。但李立三是政治家，比文学家高明，认为攻击鲁迅不对，要尊重鲁迅，要团结左翼文艺界和文化界的同志，并准备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都是中共党员，接受了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停止论战，并着手组建左联。鲁迅是发起人之一。1930年5月7日李立三同鲁迅见面。李立三看到鲁迅肯参加左联，便希望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支持，请求鲁迅发表一篇支持他的宣言，即支持在党史上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宣言。李立三希望鲁迅像巴比塞那样发表宣言支持他，但鲁迅没有同意。鲁迅回家后对人说：“我们俩人（他和李立三）各谈各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不久李立三犯了错误，被撤销职务，“立三路线”受到清算。不过按照李立三意图所建立的左联却保存下来。

　　中学时代就读过《为了忘却的纪念》，斐多菲那首“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记得很牢，但不知道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和冯铿五位左翼作家为何被捕并被杀害的。读了朱正的新作才知道，1931年1月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扶持米夫的爱徒王明担任党的领袖。选举中央机构的时候，米夫提名王明、博古等人，并强调共产国际坚决支持他们。米夫的蛮横态度引起与会代表的不满，认为选举不符合手续，集体退场。但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王明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罗章龙等26人联名给米夫写信，表示会议非法，选举无效，并要求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第七次代表大会。米夫等三个外国人把这26人召集在一起，严厉训斥：“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会和党籍！”这番话激怒了罗章龙等不承认选举结果的人，他们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革命文艺界也发生分裂，“非委”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柔石、胡也频、殷夫都是文艺联盟的成员。1月17日“非委”在东方饭店召开扩大会议，被英租界巡捕和中国政府便衣警探包围，与会者全部被捕，其中就有柔石。罗章龙说，这次逮捕显然有人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罗章龙说：“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在东方饭店被捕的人，其中23人，2月7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决，五位作家便在其中。是叛徒顾顺章还是王明好友告的密，至今弄不清楚。

　　50年代读鲁迅的《伪自由书》的时候，《光明所到……》一文并未引起我的注意，觉得不过是一篇骂胡适的文章。但从这篇文章中我知道了有过一个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织。我并未想过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时太年轻浅薄，不会往深里想。读了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我才知道这个组织的前身原来是为营救苏联特工而成立的。朱正写道：“谈到这个同盟的成立，应该追溯到1931年6月15日苏联情报人员牛兰被捕和对他的营救活动这件事……牛兰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员。后被派遣来上海，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联络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失事，被捕后供出他来，他和妻子就在上海公共租界他的住处被英国巡捕逮捕了。逮捕时在他住处搜查出大量文件。其中有足以作为颠覆中国政府罪证的材料。8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苏联为营救牛兰，发动各国亲苏名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牛兰。中共特科的潘汉年也积极活动，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亲自出马与蒋介石谈判，以遣送滞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回国为交换条件，要求中国释放牛兰，但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和斯诺等人成立了“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不少进展，如司法当局允许牛兰夫妇到医院就医，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但没能达到释放牛兰的目的。几个月之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就是这个营救委员会的扩大。成员增加了，吸收了不少政治色彩不太浓的名人，增大了委员会的影响力。上海和北平都成立了分盟。稍晚鲁迅也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但对同盟并不看好。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写道：“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且听下回分解罢。”看来鲁迅是被动参加的，与他参加左联的情况不同。

　　读了朱正兄的《一个人的呐喊》，我的很多疑惑都已消除。

　　限于篇幅，关于我今年的阅读，只谈这一本书；关于这本书，也只谈这三点。

记者：黄长怡　实习生 肖丽丹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老学者朱正以研究鲁迅闻名于学界。最近，他的两本关于鲁迅的新书出版，一本是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另一本是朱正谈鲁迅的文章集《鲁迅的一世纪》。朱正研究鲁迅的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写过四本鲁迅的传记，研究性的文章也有很多。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每年新出的相关书籍林林总总，难以计数，但朱正的论著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同为知名的鲁迅研究者，钱理群如此评价朱正：“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客观地平视伟人，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其实极难做到的事情。朱正以数十年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鲁迅。　　
　　
　　我以前写的鲁迅传记没有一本保存得下去

　　南方都市报：这次《一个人的呐喊》是你写的第四本关于鲁迅这个人的传记性作品，是不是你最满意的一本？出版其他三本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朱正：不能说这本书是我最满意的，之前每一本我都满意，要是不满意我就不拿出去了。当时出版的时候舆论也都是好评。但过了一段时间一看就不行了。我的第一本鲁迅传记是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946年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受国文老师的影响开始接触鲁迅的书，兴趣越来越高，上高中以后更找了不少关于他的书来读。我看的第一本鲁迅传记是日本的小田嶽夫写的，范泉翻译的，开明书店出版，很薄，不到十万字。看了之后我很不满足，觉得这本书里有很多我知道的事情都没有写进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如果让我写一本鲁迅的传记，应该会比这一本好些吧。最近我在清理以前的旧文稿，发现我一个高中时候的本子上，还有鲁迅传的一段文字，那时候我就开始写了。但真正写它是1956年。当时我在《新湖南报》工作，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成了肃反对象，失去了行动自由，只能呆在报社，连家都不能回。我就利用这一段时间，把《鲁迅传略》写成了。1979年我出版了第二本书《鲁迅回忆录正误》，是我看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之后，发现书中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才写了这本考证性质的书，其实也属于传记这一类。1980年我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接触到更多有关鲁迅的资料，于是就把《鲁迅传略》修订了一遍，基本上是重写了，1982年出版。这以后又为人民出版社的《祖国丛书》写过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鲁迅》。我说过，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起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评价你的这几本书？

　　朱正：第一本是在很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写的，完全是根据当时的主流导向写的，比方书中写到关于“两个口号之争”，有一段话：“暗藏在左联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利用革命文艺界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由于胡风的兴风作浪，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本来毫无冲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就引起了争论……鲁迅发表了长篇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论文中有因为胡风的蒙蔽而有某些情况的误会，但总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

　　你看，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都写进去了。所以后来我在《鲁迅的一世纪》序言里，对这些表示了歉意。我觉得特别不应该的是，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正是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肃反对象，当时我自己就是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的。我不是反革命分子，自己当然完全清楚，那我为什么不能推己及人，想到报纸上把胡风丑化、妖魔化的这些文字都是不真实的呢？我写《鲁迅传略》的时候完全就是人云亦云。后来我自己的经历多一些，考虑问题也更深一层了，才开始学会独立思考。所以，第一本是绝对不应该保存下去的，因为时代的印记太浓了。1982年版的就没有这些胡说八道了，但还有些地方实事求是态度不太够，问题还是很多。所以，我就想另外再写一本，就是现在这本《一个人的呐喊》。写这本时，对很多问题有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有很多是1982年时看不到的资料，比如胡风的回忆录，冯雪峰在“文革”时写的一些交代材料等。书里引的最新的材料就是去年才公开发表的楼适夷和黄源的通信集。所以我认为这本书比过去两本进步是很显然的。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进步的原因是什么？

　　朱正：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比如刚才说到的，书中新材料的出现。另一个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我的主观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这些年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
　　
　　现在这本书对鲁迅的视角是平视

　　南方都市报：你是中国很早开始研究鲁迅的人。你认为你这几本书的发展变化，是不是大致反映了中国几十年来对鲁迅研究的发展历程？

　　朱正：我想可以这么看。我的第一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容许达到的水平。如果当时我拿着现在这本《一个人的呐喊》去找出版社，没有哪家会出的。因为这本书和当时的主流导向颇不相符。我举个例，比如鲁迅参加的政治活动，1930年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和左联，这与1933年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性质并不相同。我的旧作却是没有加以区别的，后来材料看多了，才知道性质不一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为了营救牛兰开始的。牛兰是个什么人，是个被捕的外国间谍，这与人权不搭边的。保护人权最多保护到革命权为止。就是人民有权推翻不满意的政府，人权最多到这为止。绝对没有什么间谍权可以要求保障的。牛兰就是来颠覆中国政府的一个外国间谍。鲁迅参加这样一个组织，这恐怕不能算是他的光彩。我书里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我想仔细看的人会看出这一点的。

　　南方都市报：鲁迅也有他的复杂性的，你希望把你认识的真实的鲁迅都写出来吗？

　　朱正：我觉得写出真实的鲁迅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我写过很多关于鲁迅的书和文章，在有些读者的印象里，朱正是和鲁迅研究有某种联系了。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向读者表明一下，我对鲁迅的最后的看法是什么。不要看我早年写的那些书。如果谁还看了1956年我那本书，讲胡风怎么欺骗鲁迅，以为事实是那样的话，那不糟了吗？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读者澄清事实，如实反映我所认识的鲁迅。

　　鲁迅这人，我至今还是非常崇敬他的。鲁迅的为人是最值得学习的。前年吧，我和邵燕祥合作的《重读鲁迅》，分析了一些鲁迅的文章，好的文章就说它是怎么怎么好，我们从其中可以受到什么教育。对他也有几篇没写好的文章，我就说哪些地方没写好。如《女人未必多说谎》这篇，我就指出鲁迅对他所引的杜甫的诗，解错了。钱理群给《一个人的呐喊》写的评语里，提到“仰视”和“平视”的问题。我在1956年写书，完全是仰视。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觉得伟人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是跪着的，站起来吧。”我对这话印象很深。我觉得现在这书是平视了，写《重读鲁迅》就是平视了，不是仰视的视角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才能从“仰视”到“平视”？

　　朱正：这过程就是自己的知识、见解有一些长进了，真正能理解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他欠缺在什么地方，知道他的长，也知道他的短，自然而然就平视起来了。比方说你和你的朋友之间，也有一些是你很尊敬的。朋友之间是很平等的。但平等中间有些是你很佩服的。我对鲁迅，我不仰视他，但我还是很尊敬他。这没有什么矛盾。佩服、尊敬他的同时，又发现他的不足，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矛盾。
　　
　　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见解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现在整个鲁迅研究界的水平如何？

　　朱正：我觉得，现在对鲁迅的研究，有些人似乎还没有摆脱“仰视”的角度。《重读鲁迅》的后记里我讲了这么一段话：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们写了许多书，可惜他们大多没有活到二十一世纪，他们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见解。我今天有幸活到新世纪，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没有一点新意，岂不辜负了新世纪吗？现在有些人恐怕还是停留在二十世纪的观点。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在学术界不会有太多的贡献，太大的意义，所以我对这一类研究不太感兴趣，也不去看它，也不去评论它。我也预料到，我的研究可能会有人批评的，假如这些批评是用二十世纪的一些习惯的见解来评论，我也不会重视。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会回应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才是“二十一世纪的新观点”？

　　朱正：新的观点是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允许我们说真实的话，至少二十一世纪我们应该说出一个真实的鲁迅来，我这本书可以说努力做到了这一点。鲁迅和他的两位太太，就是名义上的太太朱安，和一个实际上的太太许广平，这两个女人的关系，我在1956年出版的书里面，一个字都没提。当时不太喜欢讲男女之间的事情，认为都是应该加以淡化的东西。而最近这本书里面，鲁迅和两位女士的关系，我自以为都讲清楚了。

　　南方都市报：包括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你也有了新的说法吗？

　　朱正：兄弟之争，过去我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鲁迅是无产阶级，周作人是资产阶级，把他们的关系简单确立为路线之争。现在却指出，他们以前在文学事业上是很亲密的合作者。就是他们分手以后，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事件上的态度也还是一致的。

　　南方都市报：而且他们之间即使在决裂后也有互相怀念的表示，这更符合人性的真实。

　　朱正：是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鲁迅的一世纪》书中的一篇文章里说道：现在对鲁迅的研究越来越纯学术化，脱离了社会现实。在你看来，研究鲁迅怎样才能联系现实呢？

　　朱正：我们要发掘鲁迅作品中与今天现实有关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是今天对鲁迅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在鲁迅的著作中有些和今天的现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有些却还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八》中的一句话，他指出当时有些人，“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你说，像不像说今天的事？外国的科学技术还需要学，学了以后还是要保存中国的旧东西。像鲁迅这种与今天相联系的思想，我们要深入研究把它发掘出来。

　　南方都市报：现在出版鲁迅作品的出版社不少，研究鲁迅的书更多，你觉得质量怎么样？

　　朱正：可以说好的当然也不少，但是也有很多乱编乱发的。昨天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书，是某个出版社出的鲁迅选集。前面印了毛泽东的题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看就知道是毛泽东写的。但书里图片文字说是“鲁迅手迹”。这本书的编辑水平就差到这种程度，这两个人的字迹绝对没有一点相像之处的，他都分不清，这种书也摆在书店里卖。我的书现在太多没地方放，要不然把它买一本来当标本。所以我现在很少看别人写鲁迅的书。有作者送给我的我就翻一下，没有送的我一般就不去看，也不知道具体出了些什么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