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光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0期
木文同志的《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出版，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不小的事情。说其大，不因其皇皇两大卷、洋洋近百万言。而因其对出版界的震动，对总结出版事业的历史经验、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意义非同一般。
我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这三十年大都是与木文同志共同走过来的。虽然未与木文同志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且就个人关系而言，木文同志在“上”而我在“下”，但同在一条“战线”，故工作、生活上有过不少接触。我叹服木文同志的做事，钦佩木文同志的为人。因此，木文同志的新作出版之后，我总想写点什么。
但是，洋洋近百万言的皇皇巨著，涉及许多重大事件，谈到不少重要人物，表达了丰富的深度思考，要读得明、理得清、中肯地写出点什么，实非易事。此时读到了著名报人范敬宜同志贺木文同志新作出版的四首七言绝句，诗中有云：“投笔从容挥手去，儒风侠骨添锋芒。”这“儒风侠骨”四字使我有所顿悟。范君不愧为木文同志的多年故交。儒风侠骨，用以概括木文同志的为人、做事、著文，颇为传神。于是，我决定以此为由，书里书外说上几句。
当然，共产党人远非儒、侠可比。这里只是借喻而已。这里的“儒”，盖言君子、学者的品格、学风、文风；这里的“侠”，乃言是非分明、心胸坦荡、仗义执言、敢为道义赴汤蹈火。
一、不是史书却是历史
木文同志的著作一面市，便被不少人评价为一部重要的出版史著作。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确切。说并不确切，乃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木文同志的著作并非一部史书。就内容而言，这部书未就出版的方方面面、从中央到地方、从事件到人物，作系统全面的撰述。从写法上讲，史书或以时间为线记事述人，或以事件、人物为轴横向展开，章节分明，讲究启、承、转、合。木文同志的书则不然，可以说，它是以若干专题的面貌出现的，专题间并无严格的时间关联，也无清晰的横向联系。专题内各篇文章的关系亦然。再则，史书一般是后人写前人、前事，而木文同志的书，写的是他亲历之事，亲近之人。
但是，“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木文同志的书虽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却非一般史书可比，它所展示的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作者亲身经历的、有理有据、有血有肉的信史。
木文同志长期担任国家出版行政机关的首脑，处于出版工作的中枢地位。这一个时期有关出版工作的重大决策，他或是提出者、或是领导者、或是参与者、或是组织实施者。至今被出版界称为纲领性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木文同志为四人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参加了前六稿的讨论和研究。国家出版行政机关管理体制的几次变更，木文同志是当事者。出版社改革、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木文同志是积极的提倡者。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从制定颁发到修改完善历经二十年，木文同志是全过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写这一个时期的出版史，能离得开木文同志做的、经历的这些事？能没有木文同志和领导他及同他合作的一批重要人物？故我以为，作为出版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木文同志所历之事、所近之人，本身就是历史。
一般史书只讲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木文同志的特殊身份，亲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故他的书不仅讲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讲了这件事为何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甚至讲到某些事情背后的诸多曲曲折折、冬雪春风。例如，国家出版局怎么成为文化部出版局，又怎么恢复为国家出版局，后又如何组建新闻出版署；版权与出版管理部门是怎样成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著作权法》是如何诞生的；国家对出版界的经济优惠政策沿何而来……不仅是大情况，而且有细节，偶尔还有动人的花絮。
木文同志讲的不少事，我是知道的。但大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读罢木文同志的书，颇有豁然开朗之感：“哦，原来如此！”这也难怪，木文同志在决策“圈”内，我辈在外；木文同志在高处，我辈在低处。“远近高低各不同”，故所见、所知、所感，不可同日而语。这大概是一路走过来的我辈人等喜读木文同志这部书的重要原因。
这部书，写的是木文同志所历之事。但他不是仅凭记忆写书，而是以史料——主要是第一手材料为根据。他说：“史料是史学之基础，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史可言。我不是写史书，只是侧重一段历史的纪事，提供可靠的史料。因此，立论以当年历史资料为据，在纪事之中体现思考，或连带引出一些思考，而不空发议论。”（《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自序”，3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根据中央的指示，1981年12月，国家出版局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出版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中央书记处对这个提纲的审议，直接导致了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因此，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木文同志的书中，谈到《汇报提纲》的内容，引用的是《提纲》的原文。谈到中央书记处对《汇报提纲》的审议，所用几位中央书记的发言，全引自经核对的会议记录，并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发言，是第一次见诸出版物。
书中谈到许多其他重要大事件，材料也均来自文件、记录、档案等（据我所知，为写此书，所查档案和资料，数量十分巨大，走访了多位当事者。故我认为，木文同志的书，不仅是“史”，而且是“信史”。）
木文同志著此书，不但事事言之有据，且遇有不同材料，反复核实、查证，而用其“确”者。书中从不用“大概”、“可能”之类的说法。资料不确的，宁可不用。这种唯事实立言的品格、求真的学风、严谨不苟的文风，让人叹服。
二、苟利国家生死以
人云：“文如其人”。以木文同志的书看，此言不虚。木文同志亲历的出版三十年中，有“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有乾坤重造的大转折，有众说纷纭的争论，也有春风和煦的盛世。在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上，人们有非凡的经历，也比较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信仰、品格和追求。书中写的许多事，客观上反映了木文同志的处事、为人。
木文同志将出版工作当做了为之献身的事业。木文同志自己说：“反省三十多年做出版工作的历程，只能说是无大错。是否给出版带来好处？自知有也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向出版界同仁敞开心扉：我做出版，是把它当作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并逐渐地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承担结合起来。（“自序”1页）从这部书看，以我与木文同志多年的接触论，他所说的是心里话，也道出了一个事实。
且不说书中反映出的木文同志为出版工作呕心沥血的大量动人事例，即以他著此书而言，就可略见“一斑”。2003年，他已年逾古稀，按常理说，劳累了几十年，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了。可他放不下出版，决定要把亲历的我国新时期出版工作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写出来。于是，查阅整理了大量有关资料，反复思考，坚持不懈，“笨拙地一字一句用手书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稿。我是一个多年从事“爬格子”工作的人。巧了，也与木文同志一样，不会电脑打字，而用手一字一句笨拙地写。要坚持写出几十万字的成稿，此中的艰辛、甘苦，我是有些感受的，不知要度过多少不寐之夜，挠掉几许白发，牺牲几多娱乐。七旬老翁写大著，没有对出版事业打从心底的热爱，没有对为之献身的事业心无法割舍，是难以想象的。
风风雨雨三十余年，当然有许多不同意见的冲撞和大大小小的是是非非。作为出版界的一位主要领导，如何面对？读木文同志的书，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虽然事有不同，境有所异，不可简单比附，但那种精神是相通的。
木文同志顾全大局，从实际出发，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木文同志有很强的党性，凡中央的决定，他都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不管有多少困难。但在上级作出决定之前，他总是实事求是地坦陈己见，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书中谈到的1989年那次出版单位的压缩整顿，就是突出的一例。
1989年7月中央发出的7号文件指出：“目前报刊、出版社过滥过多，编辑力量和纸张供应也有困难，应予大力压缩。”在贯彻中央指示的会议上，对于中央指出的问题，大家是认同的；对中央压缩整顿出版单位的决策，大多数同志是拥护的。木文同志在中宣部的领导下，与大家一起，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虽然大家都认同出版单位过滥过多，应该压缩，但一涉及本地区、本部门，就有所保留了。为了抓落实，会议组织了若干“谈判小组”，一个省、一个单位，逐一反复协商，谈定压缩整顿方案。我也参加了“谈判小组”，往往谈到深夜，且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没有执行中央决定的坚定性，没有明确果断的措施，没有善解难题的智慧，是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的。
但是，出版单位究竟应该压缩多少呢？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央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对书报刊出版工作的批评很尖锐很激烈。有些同志向中央建议，对报刊和出版社起码要压缩掉三分之一，最低也不得少于25%。木文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经与署党组的同志反复商量，郑重提出了压缩现有报刊、出版社总数10％左右的意见。据我所知，确如木文同志所说，这个意见当时面对不小的压力，这个指标不被认同（313页）。后来，整顿压缩出版单位的实践，证明木文同志提出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这对于为政者而言，确属不易。
木文同志在重大是非面前，坦陈己见，不因利害得失而隐瞒自己的观点。书中，他对出版工作“阶段性转移”的意见，即是典型一例。关于出版工作的“阶段性转移”，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道得明的，阅读书中“不宜把‘阶段性转移’并列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一节，大概可以基本清楚。将“阶段性转移”并列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是巨型图书《新中国出版50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书稿所为。该书由时任署长、副署长和党组成员担任主编和副主编，其分量可见一斑。
木文同志作为该书的顾问，阅读书稿后，“经过还算认真的思考”（740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阶段性转移’无论如何重要、影响多么深远，也难以同前三部分的总题目及其意义相提并论……在这里有一点不能不特别注意和重视，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全党全国工作的伟大转折意义，而在这一部分之后出现的另一部分是一个以一个部门的工作思路作为总题，与其并列为一个独立部分，这会使人产生某种看法和想法。”（737页）虽然作者将自己的意见（当然不止上引的一段话）认为“耿直讨人嫌”和“顺情说好话”兼而有之，但我们仍能发现，他提的意见是坦诚又尖锐的。
我完全相信木文同志提出的意见出于善意，也是为了维护新一届班子的威信。但是，提出这样的意见，不仅需要很高的见识，而且是很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木文同志自己不文过饰非，公正对待他人功过。这部书中，多处出现木文同志对一些事情的自我批评。1985年11月18日上午，中央书记处讨论出版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对出版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木文同志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我直接感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严格要求，听到了领导同志关于涉及精神文明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书价问题的关注和批评，深感自己在出版岗位上责任重大而又未能做到尽职尽责。”（177页）
1985年，时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的汪轶千同志给胡耀邦写信，对国家出版局提出批评，在出版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我无意评价这封信的功过是非，读了木文同志的书，对这件事的经过，已可了然。尽管不少人对汪信持有异议，尽管引发这封信的那次改革措施经后来的实践证明方向方针上并无大错，然而木文同志说：“但在‘总店名称暂予保留’并相应调整总店某些任务上确有考虑不周和操之过急之处。我是此次改革决策者之一，对这次决策中挫伤了总店的积极性负有很大的责任，并对由此对‘老新华’在感情上造成的伤害深感愧疚。”（180页）
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不易。事过多年，仍将这些自我批评写出来，白纸黑字地留给后人，没有开阔的胸怀、坦诚的为人态度，是做不到的。
1986年10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国家出版局为国务院直属局建制。此时，国家出版局局长人选问题提上了日程。木文同志认为边春光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仅郑重向中宣部、中组部推荐，而且，鉴于边春光已61岁并曾突发过心脏病，他特别请求组织上从宽年龄界限，并提供医院开出的健康状况不影响正常工作的证明材料。
后来，国务院任命木文同志为国家出版局局长。对于边春光同志未能出任国家出版局局长，业界有过一些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木文同志始终高度评价边春光同志，说他“政治上强，作风正派，既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又有对出版事业宏观管理的能力……”（220页）边春光同志去世，他专门著文表示深切、沉痛的怀念。
木文同志对边春光同志的态度和作为，难道不足以使那些不择手段的争官者、贬低他人以抬高自己的钻营者汗颜吗？！
木文同志是一个勤于动脑筋、想问题的人。从这部书的副题——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就可以看到，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大至出版方针政策、出版发行改革、建立版权制度、出版社的属性……小到一件具体事情、一位人物。他不仅思考，而且想有所为。“今天是昨天的发展；历史是今人的借鉴。”（“自序”3页）木文同志将他的所思、所想、所为，开诚布公地写出来，是留给后来者的一笔财富，是值得大家、特别是后来者认真思量的。
木文同志这部书谈到的大事太多，对新时期出版的思考不少。要对这部书作一番全面的评论，恐怕要写一本书才行，而这不是我之力所能及的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认为木文同志的为人、做事，令人钦佩。人非完人，书无尽善，但是，读了这部书，木文同志在我心中的分量更重了：他令人起敬的，不仅是为人、做事，还有著文！
《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更不是传记。但读罢掩卷，木文同志其人清晰可见。“儒风侠骨”四字，实颇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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