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诒三 出处：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0期
关于《文选》的导读性著作，1990年前后有文选学专家屈守元先生著的《昭明文选杂述及讲读》和《文选导读》两书，但出版十几年了，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我个人也盼着有新的关于《文选》的导读性著作，所以，从网上查到刚刚上市的《文选讲读》（胡晓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赶忙跟一些书店联系，尽快邮购了一本。高兴地打开阅读时，却觉得很失望。该书仓促成书的痕迹十分明显，粗粗说来有以下数端。
先说注解方面的仓促。该书选择《文选》中的30多篇作品，作为导读性读物，这是可以的。问题是，既然“讲读”，按一般的理解，就该由该书的作者“讲”和“读”，但是，所选30多篇作品的注解完全采用的李善注！作者在开篇《文选导读》中说：“注释全用李善注。这是《文选》这本书的特点决定的。李善注……是《文选》有机的组成部分，没有李善注的《文选》就成为另外的书了。”（胡晓明：《文选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页。下引只标注页码）如此重视李善注未尝不可，但若说“没有李善注的《文选》就成为另外的书了”，就让人疑惑了：难道这本《文选讲读》有了李善注，就保持了《文选》原貌吗？就没有成为“另外的书了”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书名和作者都变了呢？既然只是选编，还谈什么保持《文选》原貌?
李善注价值很高，这是事实，但既然讲读《文选》，应该考虑让初学者读懂。专家、学者阅读或研究《文选》，自然会找足本善本，不必读这种勾兑过的二手货。就是说，李善注质量虽高，不能成为该书采用它的理由。因为，稍微了解李善注的人都知道，它以注出《文选》中的典故出处为主，很少解释疏通文义，所谓“唯只引事，不说意义”（唐玄宗语）；著名学者王宁说它“适合文学的研究者使用，而为一般的阅读者扫除应扫除的文字障碍，则非其主旨所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67页）。再说，《文选》中的文章，生僻字很多，李善注采用反切注音和直音，从初唐到今天，语音变化很大，许多切语对今天的大多数不熟悉音韵学的读者来说，难以拼读出来，如：“跪，渠委切”（65页）、“煜，弋叔切”（142页）、“话，下快反”（150页），等等。可见，李善注对于初学者阅读《文选》，并不合适。
《文选》的选读著作，有赵福海先生著《昭明文选研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其中选文28篇，每篇正文前有“鉴赏”，然后是“原文”、“详注”、“今译”。还有王友怀等先生著《昭明文选注析》 （三秦出版社，2000年），选诗文160多篇（首），每篇有原文，然后是“译文”、“注释”和“评析”。这两种选本，都适合初学者，编著者在“注释”方面颇用心思，考虑了读者的需要。和这两书相比，《文选讲读》既是选本却又采用李善注，就不伦不类了。
还有，李善之后，清代梁章钜著《文选旁证》，胡绍煐著《文选笺证》，近人高步瀛著《文选李注义疏》，刘文典著《三余札记》等，对李善注多有补充、订正，《文选讲读》既然以专家的姿态给普通读者“讲读”《文选》，最起码应该在李善注的基础上参考清代以来的《文选》注释成果作出适合今天读者的注解和注音，不然就难辞凑合之咎，不免偷懒之嫌。
再说导读、讲解方面的草率。该书语言表述方面时有纰漏。在谈《广绝交论》的“语言与结构之特点”时说：“而在篇章结构及手法方面，本文最大的特点在于‘立论深邃’和‘说理透彻’两点。”（193页）读了这样的句子，我很吃惊，一篇文章的“立论”和“说理”如何，难道是“篇章结构及手法方面”的特点吗？
有些句子半文半白，颇有“国学大师”口气，如“文化史扩展”中一段：“刘孝标实乃一书痴也。有《世说新语注》，极有名。被列为‘四大名注’之一，另外三注分别是：三国裴注、文选善注和水经郦注。”（135页）恕我孤陋寡闻，“四大名注”的说法有什么出处，我还真不知道，当然也不知道把这几种注解定为“四大名注”的标准和依据了。如果训诂学知识不多，还真理解不了“三国裴注、文选善注和水经郦注”一句，“三国裴注”的“裴”和“水经郦注”的“郦”都是姓氏，莫非还有个姓“善”的人为《文选》作注么？再说，“刘孝标实乃一书痴也”用于开篇，实是点题之笔，接下来的文字应该围绕这一话题提供“刘孝标实乃一书痴”的故事或资料，但作者却说了一番“四大名注”了事，未免悬念太大了吧？
讲解部分不少引文与原文有出入，且举三例：①“《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92页），我查考了多家版本，句中“所作为”应为“所为作”。②“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93页）一句话中就有三处错误：“函粪土”，应作“幽于粪土”；“鄙没世”应作“鄙陋没世”；“表于后也”应作“表于后世也”。③“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102页） 《论语》“修”字前有“则”字。
另外，书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常识性错误，尤其让人感觉其为仓促、草率之作。且引下面一段话：
互文，即同一词语内部互相解释的一种倒装构词形式。古人为增强文句的新奇效果而常常故作互文。史称“江文通好作奇文”，因此江淹的作品中就有不少互文的用例。比如《恨赋》中就有：“孤臣危泣，孽子坠心”一说，“危”和“坠”此处当互换位置来解释。又如，《别赋》中的“心折骨惊”一语，实当作“心惊骨折”。虽然这种出奇的构思，从情理常识上令人难以理解，但从实际阅读效果来看，却也给人留下了新鲜的印象。类似的倒装，在后代的文学创作中也不乏其例。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枕流漱石”，也算一例。（83页）
作者大约是想讲一讲“互文”现象。问题是，如此表述反映出讲解者对“互文”认识模糊，以致张冠李戴，缠夹不清。
开头一句：“互文，即同一词语内部互相解释的一种倒装构词形式。”这句话殊为费解。什么是“同一词语内部互相解释”？恐怕只有作者明白。既然“解释”，就是甲词语解释乙词语，如果同一词语自相解释，如“甲就是甲”，那还叫解释吗？汉语的词如单音节的“解”或双音节的“解释”，其“内部”就只有词素，而当“解就是解”的时候，两个“解”仍是两个独立的词，仍是“解”的“外部”。说“互文，即……一种倒装构词形式”也不对，所谓“构词形式”是指构成新词了，但看作者所举的例子，只是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并没有说哪些词构成了新词。
至于“互文”，属于古代汉语的修辞现象，郭锡良等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材下册877页说：“互文也叫‘互文见义’，或简称‘互见’，其特点就是上下文义互相呼应、补充。”《琵琶行》中“主人下马客在船”一句，就是典型的例子，说“主人”，也包含了“客”，说“客”，也包括了“主人”；“主人下马”是“主人和客”都下了马；“客在船”，是“主人和客”都在船上。古人所说的“互文”，有时还指为避免行文重复，在同一语言环境中互用同义词的现象，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九月”和“三秋”同义，这样用，也算是“互文”。
这段话中所举的例句，反映一种修辞现象：即“倒置”。如“孤臣危泣，孽子坠心”，“危”和“坠”倒置，理解的时候应颠倒过来，成为“孤臣坠泣，孽子危心”，至于“心折骨惊”一语，就是“心惊骨折”，“枕流漱石”就是“枕石漱流”。这段话对这几个例句的解释并不错，但这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倒置”现象，不能说成“倒装”，“倒装”是语法学术语，指规律性、惯常性的语言现象，而“倒置”是临时的、偶尔的用法，目的是为了达到某种修辞效果。
可见，这段话的错误一是把“互文”这种修辞方法说成“构词形式”，二是误把例句中的“倒置”现象说成了“互文”，三是混淆“倒装”和“倒置”，所以让人不知所云。
我们对抽取该书前100页调查发现，《文选》和李善注部分占48页篇幅，“集评”占22页篇幅，两项共70页，占70%；剩下的30页是本书作者的“讲读”，包括“问题分析”、“文学史链接”、“文化史扩展”等内容，篇幅占30%。关于《文选》原文和李善注的来源，作者说：“王欢同学作《文选》选文的电子文本，包括标点、断句、校订以及造字等工作”。[12]至于“集评”的来源，作者说“尤其是‘集评’所及历代典籍，数十种文献，不啻一部《文选》接受小史……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集评’是电子古籍检索的结果，有很多文献材料出自《四库全书》。虽然尽可能作了一些文献校勘，但是还是有一些版本问题的”（6页）。可见，70%的内容不是作者写作的。
那么，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就是该书作者写作的吗？也不是！因为成书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陈蕾同学”，“她不仅为我细心整理、录入了所有讲课讲义，而且还主动新作了若干教学参考的栏目，有多篇‘问题分析’，完全出自她的手笔，为此牺牲了整整一个暑假的休息时间。”（6页）我又统计了一下前100页中“问题分析”部分的篇幅，居然有20页，占前100页的20%。那么前100页中，只有10页，也就是10%的内容是著者所作，如果全书都是这样的比例（全书230页，估计全部统计，比例不会有太大变化），著者只作了10%！这10%中，主要是“文学史链接”和“文化史扩展”部分。再回头查核一下上面列举的病句、引文错误和常识性错误，恰恰又多是出现在这10%中！
从该书的成书过程不难看出：书的形成主要利用了电子文本和文献检索，是多人分工合作的、“贡献最大的”才牺牲了整整一个暑假的仓促之作。该书封面上有“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字样，封面和封底上都有篆刻印章一枚，红底白字曰“大师”二字，颇为醒目，或许应读为“师大”也未可知。评价该书的质量，还请读者诸君不要仅仅凭借这些字样才好。
（作者单位：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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