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桥东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
关于农民工，有一个场景一直令我不能忘记。去年冬天在北京一家高级酒店的大堂里，一个中年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沙发上，她在努力向手机那头的人要求着什么，似乎是一次额外的服务，但是遭到了拒绝。她正宗的北京腔调颤抖起来，“你这个乡下来的土老帽，你这个农民工，怎么这么孙子呀……”
羞耻感突然向我袭来，仿佛她骂的是我。这种心理并不奇怪。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中国农民工调查》的开篇与结尾说的那样，“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角落，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远的祖先，都来自农村”。
但事实是，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刻薄的城市人仍然歧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们，虽然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宽容的城市人试图接纳农民工，但他们根本不了解那群和他们过着不同生活的人。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甚至这些权利被有意识地不放到他们手里。
这样一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阶层——在中国的城市化与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之中，他们是最重要的主角——受到这样的待遇，是令人疑惑的。
经过数月对农民工与学者、官员的采访，魏城在今年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报道，本书就是这些报道的结集。对一张以报道世界重大经济事件为己任的国际性报纸来说，关注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与以他们为主角的城市化进程，既是应有之义，也体现了令人敬佩的勇气。
将失落的权利还给他们
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要的变迁是什么？魏城过去会选择辛亥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等政治变迁，但如今他选择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
在2007年5月23日这一天，世界城市人口达到33.3992253亿人，农村人口则为33.3866404亿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开始与农业文明的漫长告别，直到今天终于把重心移到了城市文明这一边。
毫无疑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潮使这个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在改革开放开始至今的28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从1.73亿人增加到5.7亿人；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7％至18％之间，现在已经提高到43％。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魏城采访时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会达到9亿至10亿之间。
无论从农民自身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来看，还是从工业社会人口城市化的必然规律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告别农村走入城市，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这只是将农民应该拥有却失落多年的权利还给他们。这只是第一步。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曾经被禁止从农村向城市迁徙。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第一次将农民的自由迁徙行为贬称为“盲流”；到1957年，在先后下发的几份不准农民进城的文件中，所使用的动词已经从“劝阻”到“防止”，最后是果断而严厉的“制止”；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这标志着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建立。
这个制度最直接的结果是，农民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在遭遇灾荒的年月里，他们失去了数千年来对付灾荒的最后手段——逃荒，只能听天由命。直至1984年，农民工才被准许进城，但还得自带口粮。
在不到30年里，农民工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旦他们得以解脱束缚，哪怕只是部分束缚，他们也能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创造力，他们也能成为推动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直至今天，二元户籍制度这条最粗重的绳索仍然捆在他们身上。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就算走入城市，农民工也仍然需要忍受不平等待遇。像张英洪在其著作《农民权利论》说的那样，“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除了经济利益不平等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市民都是不平等的，农民已不折不扣地沦为二等公民。”这点仍然没有改变。
农民工的不安全感
魏城在书里记述了吴胜发的经历。吴胜发12年前离乡打工，如今成为东莞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他的妻子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中国数亿个农民工之中，这一对夫妇也能算是佼佼者了。
但是吴胜发夫妇没有在东莞买房，虽然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他的理由是：“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不安全感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农民工的内心。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太低，他们太脆弱了。当农民工遭遇“血汗工厂”时，唯一的选择只有忍受。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与企业进行博弈的资本。无法形成博弈力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们。
在我看来，农民工的不安全感还来自于周边环境对他们的隔离与冷漠。我认识几个在佛山南海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结识的女朋友依然是会说四川话的同乡，像本地人不喜欢他们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本地人。他们无法听懂本地的语言，电视台播放的粤语节目他们也从来不看。粤剧团在村里的广场上搭起戏台，习惯观看川剧的农民工们毫无兴趣。当然，这个戏台也不是为他们搭的。一个打工的女孩路过广场时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就有本地人过来叫她走开。
很明显，上面这一幕不仅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还部分体现了学者所说的“文化权利的缺失”。
“要解决这些事情，首先是要取消制度性的排斥，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都是应该纠正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在书里说，“其次，应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包括降低就业成本、降低居住成本。”他最后说：“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对每天都享受着农民工的服务的城市人来说，这样的告诫是及时的。
研究移民史的学者葛剑雄也不认为现在的大多数农民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他在书里说：“移民有归属感，而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具体到挣的钱，如果是流动人口，他就会把挣的钱寄回家，如果是移民，他就会在当地储蓄和消费。”与农民工无法取得居留权的现实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不少人为之欢呼的农民工成为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相情愿的想法。
建立一个善的制度
然而，中国的现实总是有吊诡的一面。这种“制度性的排斥”却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提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如果中国废除了户籍制度，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中国就不会再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这也正是曹锦清等学者认为中国尚不能取消户籍制度的原因。这位写过《黄河边的中国》这样优秀的农村问题论著的学者在书里说：“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魏城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试图“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中国农民工这个宏大命题的魏城在纷繁的现象和杂乱的头绪面前，退回到旁观者的姿态。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魏城和《金融时报》只是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局外人，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做我们该做的。虽然曹锦清说“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但是首先要把归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应得的权利作为中国的目标，把建立一个善的制度作为社会的共识，它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连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对农民工的剥夺上这一点都认识不到，建立善的制度就更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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