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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是维特根斯坦生活和思想中最富于魅力的一个侧面，即维特根斯坦本人最为专注，而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伦理和宗教问题。通过集中研究维氏思想的这一方面，作者分析指出了其关于逻辑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对于维特根斯坦，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双重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像其他行为与态度一样，语言的使用和逻辑推理所强加的责任既带来了回报，又带来了风险，罪由此产生。正如维特根斯坦回答罗素时所说，逻辑与罪，两者都是。本书是西方英语学界第一个正面处理维特根斯坦宗教意识的著作，分析细致，材料翔实，具有相当的原创性。

文：王宇光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维特根斯坦年轻时有件著名的轶事。那时他刚到剑桥求学，经常三更半夜跑到罗素教授的住宅里，讨论哲学问题。说是讨论，他却常常一言不发，只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一回，如此这般了几小时，罗素忍不住问他:“路德维希，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维特根斯坦回答:“Both。”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分别启发了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他一生著述最多的题目是数学哲学。然而，维特根斯坦的气质又迥然不同于弗雷格、罗素和维也纳小组的那些科学家。出生于维也纳巨富家庭的他，从小就接受了上等的艺术教育和熏陶。他家的常客当中有勃拉姆斯，他姐姐是一幅名画的模特儿，他自己能用口哨吹奏大段的交响乐主题。维特根斯坦不信教，但他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让人想起虔诚的教徒。父亲去世后，他把继承的巨额财产悉数分送，过着最俭朴的生活。不管在著述还是生活中，他都持最严肃的态度，并对自己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古怪地找到过往的亲友，无论巨细，一个个忏悔自己曾对其犯下的错误。

    因而，把维特根斯坦与宗教联系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可是，多数学者要么从他的生活和气质入手，要么从诸如《文化与价值》这样的准哲学思考中汲取养料，评论他对宗教的态度，要么讨论他的哲学思想造成的宗教后果。鲜有论者试图说明他的哲学思想本身就是宗教性的。于是，在什么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可以“同时”思考逻辑与罪，似乎仍然是一个谜。谢尔兹的这本《逻辑与罪》，正是想要解开这个谜。他直接从维特根斯坦的主要哲学著作如《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入手，探讨把维特根斯坦列入宗教思想家的可能。而《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首先是哲学著作，大量讨论的是语言、哲学语法或广义的逻辑，极少讨论宗教和罪。这刚好符合谢尔兹的目标:说明维特根斯坦在探讨逻辑的同时恰也在探讨罪。那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维特根斯坦曾抱怨罗素没有理解他的《逻辑哲学论》。这本排列整齐的格言式著作以一句名言作结:“对于不能说的东西要保持沉默”。众所周知，此书要划定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界限，划定可说和不可说只可显示的界限。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不能说的东西”，是此书没有写出的部分。这给了谢尔兹极好的线索。他首先要论证的便是，论证“说/显示”的区分是维特根斯坦从未放弃的，不仅从未放弃，而且是他终身坚持的最重要原则。

    谢尔兹把《哲学研究》中的“语法”、“生活形式”都看成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这当然会引起争论。然而，说维特根斯坦始终认为有某种“先验”的东西奠定意义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方向上大致不差。谢尔兹将其与康德的先验范畴、划定理性的界限作类比，认为维特根斯坦同样籍此为信仰留出余地。

    然而维特根斯坦毕竟与康德不同。于是，谢尔兹的下一个类比转向上帝的专断性。维特根斯坦后期常谈语法的专断性，语法规则并不能为其自身的正确应用辩护，最后的裁决只在于我们的“实践”。在谢尔兹看来，维特根斯坦的语法便类似宗教中的上帝意志，是我们必得接受而不得要求解释的。

    教徒的虔诚在于如亚伯拉罕一般不问所以盲目执行上帝的意志，而人的罪，据阿奎那，则是“一种违反永恒律令的语言、行为或欲望”。于是，维特根斯坦勉力不懈地要去治愈的“哲学病”，便成了哲学家的“罪”。那是一种僭越的罪和傲慢的罪。不仅哲学家，每一个有反思倾向的人总是很自然地想要超出语言的界限，说出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这便是“原罪”。

    维特根斯坦很喜欢托尔斯泰的一个小故事《三隐士》，谢尔兹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指出托翁笔下的踏水而行的三隐士，正可类比能抗拒哲学诱惑，逃脱了“捕蝇瓶”的苍蝇。“必须解决的不是理解层面上的难题，而是意志层面上的难题。”

    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告诫道:“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私造金牛并向之崇拜的以色列人因此遭到了严厉惩罚。谢尔兹把哲学家建造形而上学“纸房子”类比于这种偶像崇拜之罪。语词的意义是什么？是柏拉图理念吗？是心理意象吗？不，这些都是哲学家的“金牛”。与其谈论语词的意义，不如“谈论语词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