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8年1月
导语
生于１９７０年代的人不会感到陌生，尼克松的模样——在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握手的那个外国人——他像所有善于与东方人打交道的西方人一样，一张显著的西方人面孔上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微妙的、带点狡黠的理解力和变通力——这个贴在了无数中国人家庭墙上的宣传画里的尼克松，在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和在中国国家的历史上扮演了差距很大的角色，但却在这张宣传画上，某个时刻的表情中却呈现出某种带有即兴色彩的真实，这是微妙的，也是永恒的。
在细心研读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片段时，不能不承认，纯粹纪实的手法很难让人逼近真相，其原因也简单，任何文字的历史都可能是当事人与写作者共谋的一个结果。相反，带有文学性的作品，恰当的梳理、选择、猜想，事先给定的一个明确的写作者身份或虚构主题，不仅让历史探索变得兴趣盎然，也更逼近于想象中的真相。
《秘密线人：水门“深喉”的故书》、《埃德加的诅咒》、《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这三本书体现了两家出版社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侧重，新星出版社的读物更强调人文科学和生活类，人民文学出版社更强调文学性。三本书可以作为对一段历史互为诠释、应证的读本，而最终的真相由读者得出。
书中牵涉到的２０世纪美国六、七十年代背景下的几个重量级人物：美国第一位为避免弹劾而辞职的总统尼克松、追踪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ＦＢＩ二号人物同时被称为“深喉”的媒体线人马克·费尔特、盘踞ＦＢＩ长达４８年为美国历史上８位总统服务过的铁腕局长胡佛、遇刺的美国偶像总统约翰·肯尼迪及其家族。
那真是美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欲望和信仰交战；媒体空前介入公众生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涌动；“越战”后的颓废情绪蔓延；１３天古巴导弹危机；冷战背景下政治权力滥用、民众严重缺乏安全感变得神经质；扑朔迷离的ＪＦＫ遇刺事件；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的悲剧性收场……
我就是那个他们称之为“深喉”的人
《秘密线人》是一本清算之书，一本无限逼近真相之书。
“水门事件”直接导致了尼克松的倒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为避免弹劾而辞职，以至每逢总统陷入危险关系都以“门”来命名，记忆犹新的有“拉链门”、“莫尼卡门”、“白水门”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哪一桩、哪一件都没有这“水门”更神秘莫测、意义深远。
本书写在“水门事件”发生３０多年后，当事人之一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确信线人“深喉”自愿公开身份后（虽然他已经准备好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站出来，揭示了他与“深喉”从结识到合作的前前后后。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虽然游戏Ｏｖｅｒ了，但是游戏规则还存在，游戏的结果仍然在延续。必须强调，正是“深喉”本人启动了这扇尘封已久的秘密之门，否则谁也没有权力打开它，包括鲍勃·伍德沃德本人。
“我就是那个他们称之为‘深喉’的人。”
没有这一句话，谁也不能站出来说，流言和猜测究竟不是真相。“深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一部流行的色情片，半开玩笑地以此命名这位来自政府司法部门的神秘线人。事隔多年——“水门事件”发生时，我还没出生——然而，通过伍德沃德的回忆，我还是能够感到逼近事件真相时那种喉咙贴近刀锋的凉意。
鸢尾花花盆挪回了栏杆以里，表示要见面；《纽约时报》第２０页的时钟标明见面时间；下楼梯，走小门，乘出租车而不是开车，换车一次，步行到达见面的地下车库……这些反侦察的手段，听起来倒是一点儿也不会感到陌生。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面临危险。”在接头的黑暗地下停车场里，“深喉”发出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对于“水门事件”的黑幕，“深喉”虽然并非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但他有一种强烈而清晰的预感，远比这个初涉世的新闻记者要清楚得多。政治权力的滥用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枪击、刺杀、坠机、意外死亡、弃尸荒野，这是几乎每个社会事件都可以与政治共舞的时代，而媒体的介入加速了事件的被关注、夸大、融合、共谋——从此以后，任何事件都不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民众的、媒体的、政治家、资本家以及社会边缘人物，甚至是一个孤立的人的参与结果。
导致这一效应绝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就是“深喉”。这个“深喉”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二号人物、埃德加·胡佛的忠实追随者马克·费尔特。
马克·费尔特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这位铁腕人物及其创立原则的维护。埃德加·胡佛又是何人？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创立者和终身局长，冷战思维的宣扬者和社会安全的铁幕，猝死后，马克·费尔特名正言顺理应成为ＦＢＩ局长职位的头号候选，但天不遂人愿，却被尼克松调来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格雷给顶了。这便罢了，格雷对白宫的言听计从更让马克·费尔特感到绝望。怎能眼看着胡佛一手创立的的ＦＢＩ焉能沦为白宫的政治工具？虽说胡佛的一贯政策是为现任政府服务，然而，毕竟是这位铁腕确立了ＦＢＩ的独立性和ＦＢＩ的行事原则，而对此原则，马克·费尔特终身信奉——如果说他是胡佛的信徒，不如说他是胡佛创立这一机构原则的、某种职业、道德规范的奉行者。
没有成为ＦＢＩ头号人物的马克·费尔特却成了保守秘密长达３３年的“深喉”。历史关节点上，使命是赋予某个人的吗？还是他早就朝着那个目标而去？真是不好说。
时间已然跨入１９９０年代，伍德沃德去翻阅２０年前作为秘密的备忘录去对照，在历史跨入２１世纪的时候，他前往拜访这位记忆已然残缺不全的老朋友。在一次次的对照之中，伍德沃德不改记者的本性，一次次企图逼近潜藏在事件和人性深处的真相。
追溯那一段充满危险和悬念的往事，除了感慨唏嘘之外，伍德沃德表达了对“深喉”的感激、歉意、理解和尊重。他几次提到，“深喉”与他的父亲出生在１９１３年同一年出生，他也一再说，“深喉”并没有“泄露”任何消息，而是“引导”他去“发掘”事实的真相。譬如，揭示“水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应全力追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秘密款项；揭示白宫高层参与此事的策略是要从外围来渗透，等等，在关键点上，“深喉”总是给伍德沃德点中要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马克·费尔特塑造了鲍勃·伍德沃德。他不仅第一个指明水门事件只是政治权力滥用的冰山一角，第一个指明白宫与“水门事件”的联系，第一个明确美国历史上第一例美国总统会遭弹劾下台。更为可贵的是，职业塑造出的谨慎——虽然在整个事件中，他也必然地成为了整个事件或者说事件余波的牺牲品——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他在给伍德沃德指明方向的同时，让一个年轻新闻记者学到了最有价值的一课，从有价值的线索入手，在细节上一点点发掘，把事件完整地呈现，交给公众、国会、议会来评判——一种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深度新闻写作。
对于鲍勃·伍德沃德来说，马克·费尔特不仅是一位历史关键点人物，更是一位危险的良师益友。这份记者与线人的秘密契约让他们一同进入了历史。当然，这份契约不仅给伍德沃德带来了终身成就，也给他带来了情感上的负担，而对于作了联邦调查局“叛徒”的副局长“深喉”来说，又何尝不是对个人良心与职业道德不停的拷问和折磨？
伍德沃德对“深喉”的疑问也从来没有消失过，“深喉”对自己的拷问也从未停止。随着历史的推移，一切都具备了更多意义，一切都在衰老、更新、诠释之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马克·费尔特因年老力衰、时常的间歇性失忆而摆脱昔日的噩梦，鲍勃·伍德沃德用一贯的新闻调查笔调再一次逼近真相。
揭示“水门事件”丑闻的幕后推手
《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以马克·费尔特的回忆录形式出现，用第一人称“我”详细道来，他是如何在ＦＢＩ的官僚体制内步步谨慎，最终接近权力的核心胡佛，并最终成为胡佛所器重的人。
“水门事件”发生后，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一部分是显然为了扫清通往ＦＢＩ局长位置上的障碍所做的努力，其次就是他对维护ＦＢＩ的独立性所开展的秘密行动。马克·费尔特的自述显出阐释性的笔调，他已然不能返回到自我记忆的深处。他并无过多文采的朴实笔调非常贴近这个ＦＢＩ官员的形象，而且，他也毫不避讳自己对胡佛的忠诚。自我的辩护不能让人走进人性的黑洞深处，但作为一份档案却是非常有价值的。
由于在这部回忆录出版时，他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有时糊涂，有时回忆中断，有时记忆残缺，大概，这本回忆录只能算是在他早年出版的一本《联邦调查局金字塔》基础上的一本解释之书。
马克·费尔特在这本回忆录中不可能清晰回答鲍勃·伍德沃德和读者的疑问，但他用这本书回答了自己的疑问，这个疑问折磨了他３３年，那就是，ＦＢＩ的同事们会怎么看他？他究竟算是一个ＦＢＩ的叛徒还是一位英雄？他的女儿和他的律师帮助他在２００５年公开了“深喉”的身份并出版了这本回忆录，但是，他本人呢？按照他的一贯审慎作风，他似乎更愿意让历史在一个９０岁老人的记忆深处自生自灭。
胡佛和费尔特：特工界的邦尼和卡莱德
《埃德加的诅咒》是法国小说家马尔克·杜甘杜撰的ＦＢＩ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的一份手稿，托尔森是胡佛的亲信兼同性恋情人，他们曾经被《冷血》的作者、时尚界宠儿的小说家卡波特戏称为“邦尼和卡莱德”（《雌雄大盗》）。
虽然杜撰手稿的手法在小说写作上算不得高明，却非常直接地获得了一种亲密的讲述口气和近距离的观察视角。这是一种开诚布公的虚拟，使得讲述不仅获得了天然的故事性，而且巧妙回避了讲述历史事件时的缺陷：一本正经和一板一眼。
１９２８年，２９岁的胡佛缔造了ＦＢＩ，成功掌控了ＦＢＩ达４８年之久，先后为８位美国总统效力。他让ＦＢＩ在美国尽人皆知，成为一种威慑力，但同时秘密窃听和监控手段的滥用也让这个人阴影浓重，他的反共、保守的主张也尽人皆知。
通过胡佛的亲密伴侣和同事克莱德·托尔森之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道德正统的维护者的形象，一个与母亲厮守、一辈子未婚、患有生活道德双重洁癖的老男人；一个职业生涯中谨慎、廉洁、勤奋、铁腕的局长——如文中所说，他属于黑白电影时代的道德典范——他热心于建立档案，据说建立起了７亿个人档案和２．５亿飞机乘客的个人资料。他预言了肯尼迪家族对政治的野心，在尚未涉足政坛之时就开始监控这个家族，他对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父子们的极其混乱的私生活充满鄙视——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是一个同性恋。更为糟糕的是，他的一张易装癖的照片被“黑社会”掌握，而他长达一生的兢兢业业更像是一场逃避，被逼到生活死角的抗争，所有公众看到的赞赏和憎恨的一切不过是他为给这场人生逃避赋予一种意义。直接的依据便是：除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打击过黑手党阿尔卡彭之外，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任期内一直与有组织犯罪保持着审慎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小说家马尔克·杜甘大胆地虚构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挚爱，尽管他们都是重要的历史的人物——历史的外壳不过是表演的戏服，杜甘给了他们同性挚爱的灵魂。
“水门事件”链接
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７日夜，５个“低级窃贼”在华盛顿水门饭店被捕，他们是共和党人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企图安装窃听器和拍照，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和活动情报，以争取尼克松总统连任。
记得《阿甘正传》里有个情节吗，阿甘打电话投诉：“对面大楼里的人手电光晃得我睡不着觉！”阿甘客串了一把追查“水门事件”的关键性小人物。事实绝非那么轻松。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之下，“深喉”一再警告伍德沃德，我们都有“生命危险”。
事发后，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销毁证据，掩盖事实，在初期的确取得了成效，使得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１１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此后的两年间，对事件的追查从未停止，《华盛顿邮报》不断抖出猛料，指出了白宫，导致了１９７４年８月８日尼克松总统为免遭弹劾而辞职，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免遭弹劾而辞职的总统。
嗅觉敏锐的好莱坞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故事，根据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波尔斯坦所著的《总统幕僚》一书拍成了电影，由达斯廷·霍夫曼和罗伯特·雷德福两位演技派大明星主演。故事最大的赢家看起来是《华盛顿邮报》，是勇敢揭示真相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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