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民旺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0期
冷战结束之初，不少政治家、学者曾预言：多极化世界必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却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单极（或者，美其名曰“一超多强”）的世界。今天美国的突出实力在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及政治势力方面曾经有过如此绝对的优势。[1]（p.1） 这种现实状况背离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预测。因为根据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国际体系最终总是会趋向于均衡状态，冷战后美国的优势地位必将受到实力较弱国的制衡。在他看来，均势的逻辑是无政府世界的根本规则。可是，问题却是，为什么当权力分配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之后，大国间的制衡现象却迟迟未能像理论预测的那样出现呢？于是，国际关系学界必须面对这个大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层面上的问题，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过去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关涉到我们何以判断国际形势，何以构建世界秩序。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主编的《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以下简称《美国无敌》）汇聚了来自各个理论流派的著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讨论。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最终答案。我将围绕以下的两个问题来进行评论：一、为什么没有出现制衡美国的现象，其原因何在？二、后冷战时期的体系变迁是否意味着均势理论的谬误？
现实主义的解释
华尔兹依然坚持十几年前的预测，他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迫使国家为了生存必然采取自助行为，因而理性的国家必然会关注其他国家的实力变化，进而采取措施来制衡实力优势的国家。这样，国家体系的权力分配平衡必然能够实现。对于目前的单极世界，他认为是不稳定的，“美国基本上不受约束和限制，这使得其对外政策越来越失去克制，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也越来越大”[1]（p.4）。基于此，他认为中俄两国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对美国造成了制衡，认为“制衡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还尚未出现全面的制衡。关于学者们对均势理论在后冷战时代的适应性的批评，华尔兹回应道，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预测上的不完善，均势理论无法准确地说清楚什么时候会出现体系均衡的结果，但是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只是还需要一些时日继续等待它的出现而已。然而，华尔兹显然对自己的辩解还不是太有信心，他说道：“国家为了生存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战略。制衡只是其中的一种战略；追随是其中的另外一种战略。后者有时可能是一种比制衡要求更低、回报更多的战略。”[1]（p.64）无疑，华尔兹清醒地看到了冷战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追随行为，但是他不愿意放弃均势理论。殊不知，恰恰是其对追随行为的解释大大地削弱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论（balance of power theory，目前，学界通常将balance of power翻译成均势，笔者认为这种译法固然有合理之处，但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将balance of power译成“权力制衡”似乎更为妥当。出于尊重引文的需要，引文中的“均势理论”与笔者的“权力制衡论”均指的是相同意思）。
华尔兹的学生，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之一的斯蒂芬·沃尔特从威胁制衡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解读世界的权力失衡现象。他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均势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实力的分配，包括人口、经济财富、自然资源、军队等。“如果我们把焦点不是集中在权力上而是集中在威胁上，其他国家没能形成对美国权力制衡的不正常现象基本上就会消失。”[1]（p.133） 威胁制衡论认为，国家结成同盟的动机是为了制衡威胁，而威胁是权力、邻近性（proximity）、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共同作用的结果。[1]（p.133） 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意图的话，其他国家则更可能保持中立，制衡的动机也就不复存在。沃尔特通过对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的分析，解释了制衡行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的原因。“美国毫无疑问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对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虽然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实力非常警觉，但它们远没有达到欧洲大国在20世纪初叶对威廉时期的德国和20世纪30年代对纳粹德国的警觉程度。”[1]（p.139)可以看出，沃尔特将均势理论的核心变量做了扩充，特别是增加了“侵略意图”这个变量。这种修正一方面固然能够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却带来了研究中变量操作化的困难，增加了理论的复杂性，背离了科学理论的简约性要求。因而，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s）等人批评道，这不是理论研究上的进步，相反却是退步的一种表现。
威廉·沃尔福思批评“均势理论的有些流派或者把均势看作是由体系的需要决定的，国家会自动做出这样的反应，或者将制衡视为超越国家直接利益的一种规范”，因而这些解释是没法令人信服的。他的解释源自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即国家基本上是以理性的方式对体系的要求做出反应，其行为是基于对相对成本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他认为：“只有当预期反霸权联盟的成员认识到，它们具备了制衡的实力，而且所付出的代价（安全、地位、繁荣）小于追随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或躲避这种角逐，体系制衡才会出现”[1]（p.104）。因而，目前存在三方面的困难，使得难以形成制衡美国的可能。首先，单极门槛的出现。“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的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由于美国已经获得了全面的实力优势，造就了一个单极世界，因而制衡美国的代价（门槛）也相应变大。加之，反霸权的国家都渴望分享国际平衡带来的安全福利，可是却不得不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难以达成制衡成本的分配问题。其次，地区内部制衡现象的存在。由于权力难以远距离投射，这样，国家首先关注的就是近邻的实力变化。“不管美国的意图或制度如何，由于美国被两大洋与其他主要国家隔离开来，因此，国际体系的权力集中在美国手中对于其他国家并不那么具有威胁”[1]（p.108）。而且，如果各国采取内部制衡的方式，那么在实际制衡美国之前，地区国家间或者与美国结盟，或者采取内部努力来形成地区均势。第三，国家安全需求和独立性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需要保持行动自由，以保证安全需要。可是，“参加同盟既会影响到安全，也会影响到独立性”，“潜在的霸权国家越强大，就越需要明确、彻底地参加同盟，最后也就需要牺牲更多的独立性”[1]（p.103）。沃尔福思的分析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和其他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的解释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认为物质事实本身就可以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忽略了物质的意义。这也正是建构主义的合理性所在：国际政治的结果取决于物质事实（例如武器）的意义所在，而不是其本身。
自由主义的解释
自由主义的解释免不了有点美化“美帝国”的色彩。约翰·伊肯伯里批评现实主义理论忽略了西方政治秩序——制度和民主政体的约束和制约作用降低了西方国家进行战略对抗或制衡美国霸权的主动性。[1]（p.214）他认为，美国霸权有突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不情愿、开放和高度制度化。[1]（p.20） 首先，美国不是一个“强制的霸权”（coercive hegemony），而是个“仁慈的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没有直接统治、控制弱国的强烈欲望。而且，二战结束后形成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盟友们“拉美国入伙的”。其次，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开放、透明的，消除了其他国家对这个霸权国的意图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为中等国家提供了影响美国外交的机会，增强了它们与美国合作的信心。再者，战后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路径依赖效应，锁定了（lock in）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秩序的核心制度已经深深植根于其参与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结果，越来越难以真正出现“其他的制度”或“其他的领导”[1]（p.215）。伊肯伯里采取的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固然很有道理，但是他似乎忘记了美国富有侵略性、扩张性的一面，似乎根据他的理解，美国的对外扩张（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均是由于领导人政策失误造成的，而不是美国的本性使然。美国的民主固然有开放性、透明度，但是民主制度却也常常容易迫使领导人被整个社会所“劫持”，使危机加剧，矛盾激化，走上政策上的不归路。民主的美国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看来是仁慈的，可是在“非民主国家”眼里则是一个十足的“无赖”、“邪恶势力”。
约瑟夫·约菲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解释的。他认为，虽然有很多强国引起了其他国家结成反对自己的制衡联盟，可是，英国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却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延缓了这种反应的出现。这是由于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大战略。[1]（p.17） 英国主要是采取了离岸平衡手（off-shore）的战略，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超越欧洲大陆的争吵之外，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以保持大陆的势力均衡。俾斯麦德国则采取建立同盟网络的方式，将自己和欧洲的主要强国捆绑在一起，以避免形成针对德国的敌对同盟。约菲从历史的比较中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出现对美国的制衡。这是由于美国所采取的大战略吸收了以上这两种战略的许多方面，“美国在世界上主要的地区都建立了盟国网络，为盟国提供安全和市场，以换取稳定的伙伴关系”，因而没有受到其他大国的制衡。约菲的解释强调了美国进行霸权护持的努力，强调了能动者——结构争论中的能动者一方。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存在过于夸大美国的战略选择，忽视了体系结构的问题。国际体系的作用既体现在其延续性上，也体现在其变迁上。
建构主义的解释
建构主义是一种元理论范式，它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３]由于本体论上的物质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坚持从物质事实本身来解释国际政治。建构主义则截然相反，认为国际社会也是一个社会世界，是一个意义构成的世界。例如，英国、朝鲜和美国的军舰在公海上分别相遇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因为美国军舰（物质）本身，而是两国关系的社会意义带来的。因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身份、互动、实践在解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事实上，甚至连弱现实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迈克尔·马斯坦杜诺在“不完全霸权与亚太安全秩序”一章中认为，霸权不仅是指物质实力，还需要合法性论证。只靠实力，霸权秩序并不能得到保证。只有当这种霸权被追随者认为是合法的，而且是有用的，那么霸权秩序才能够得到长久维持。基于以上的理解，马斯坦杜诺指出，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会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对于消除地区性安全困境和潜在的冲突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1]（p.18） 美国对东亚秩序的不完全霸权取决于东亚大国对美国存在的共有认识，只有东亚主要国家都欢迎美国在东亚保持存在，都认同美国霸权的积极作用，美国的霸权才能够长久维持。
约翰·欧文的观点吸纳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某种潜在制衡成为真正制衡的关键。美国主导地位之所以得到那些大国（日本和欧盟的主要大国）的认可，是因为自由主义精英在这些国家处于支配地位。[1]（p.240） 因而在他们眼里，美国是仁慈的。对于工业化民主国家来说，美国的价值观念基本上就是它们的价值观念，精英观念的这种一致性使这些国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行为方式制衡强国。跨国的自由主义政治精英形成了共同的认同，在潜在挑战国内自由派精英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觉得美国霸权是可以接受的。[1]（p.22） 所以，欧文得出的结论是，制衡美国的现象是否会出现，取决于美国是否在潜在挑战国内传播并巩固自由主义精英的理念。
与欧文相同的是，建构主义者托马斯·里斯也认为自由主义的规范和制度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的发展，促使制衡美国的困境出现。但是不同的是，欧文强调美国的霸权实力在发展自由主义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而里斯则认为这是由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所决定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通过互动产生了安全共同体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成员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在这一结构下，国家间既不希望也不准备以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作为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一种手段。[1]（pp.266-277） 里斯认为，有三个因素促进并加强了工业化国家间的安全共同体：集体认同与共同的价值观念，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赖，以及调节社会秩序的国际治理结构。安全共同体及制度规范影响了国家对利益的界定和追求的方式，因而也就从更本上否定了均势理论存在的空间了。
均势理论再思考
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透镜，另一方面，正如建构主义所言，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会建构出国际事实。大外交家，诸如基辛格、俾斯麦，都是均势理论的实践者。通过他们的外交实践以及大量学者的论著，均势理论的合理性、有效性得到了确立、巩固，以至于政要、学界中人“言必谈均势”。从均势的无数历史典故中，外交官、政治家“读懂了”国际关系。这固然与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有限、对历史的依赖有关，也代表了人类历史延续性的一面。但是，我们还需要看到历史变迁的一面，应该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来看均势理论的在当代世界的有效性，同时还应该检视一下均势实践存在的历史条件。
20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路德维格·德约（Ludwig Dehio）就曾经指出，历史上欧洲各大国对各种霸权觊觎国的制衡倾向，实际上主要是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特定地理政治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的主要特征，是位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国家不断地利用欧洲以外地区的资源来干预欧洲局势，从而阻碍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欧洲）区域统一倾向。[3]（p.22） 实际上，德约指出了被现代理论家所忽略的、在欧洲国家体系的历史经验上形成的均势逻辑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根据德约的提示，全球性的大洋体系和区域性的大陆体系之所以会遵循两种不同的均势逻辑（霸权逻辑和均势逻辑），其关键就在于那些主导性海上强国很少对其他欧洲强国的生存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这不仅是由于主导性海上强国很少会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除非在战时），同时也由于它们总是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4]（p.28） 从德约的观点来看，冷战结束后的美国霸权是全球性的大洋体系运作的逻辑，而均势逻辑根本就不可能在全球体系中得以实现，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制衡美国的可能了。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军事战略与当代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在俾斯麦时代的环境里，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考虑的是何时大国战争将会爆发，而不是大国战争是否会爆发。但是现在军事力量的使用比俾斯麦时代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此外，与俾斯麦时代相比，现在人们也更加怀疑以军事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是否划算，这可能部分与“核革命”导致的后果有关。虽然这种信念并不能保证国家将会克制使用武力，但是20世纪大国战争的惨痛教训，包括大国试图决定弱国、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而遭受的不幸经历，都减少了使用军事力量的吸引力。对军事手段有效性的担心，加上其适当性的考虑，特别是禁止使用武力解决能够避免的争端的规范，都使得武力手段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至少，这种考虑促使领导人在进行军事任务之前要向国内和国际的听众提供大量合理的理由。虽然反对使用武力——除非迫不得已——的规范并不能阻止强大的国家采取其他国家反对的行动，但是实际上甚至在单极时代表面上不受约束的唯一超级大国也没有忽视它的存在。[5]（pp.208-209） 均势的黄金时期是在俾斯麦时期。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即便说当时均势确实是欧洲大陆的运作法则，那么该法则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社会大前提：使用武力来达到国家间的权力平衡是恰当、合法的。在俾斯麦时代，政治家为了实现均势，可以无所顾及地使用武力，因为在当时均势的使用就意味着是一种道德上“善”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大国间可以通过瓜分小国领土等方式进行权力的补偿，来达到权力的平衡。也正是规范上的支持，才使得均势实践能够在20世纪的欧洲运用得灵活自如。可是，环顾21世纪的世界，我们的道德规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均势逻辑赖以运作的社会规范基础已经被瓦解了。所以，我们还有必要一定坚持均势理论的普世性、科学性吗？
《美国无敌》的作者们给出的解释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确实部分地看到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是，由于现实主义者坚持悲观的历史循环论，忽略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因而看不到历史进化发展的一面。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历史的进步（诸如民主制度、相互依赖、国际制度），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过度的优越感，表现出对民主、制度和相互依赖的过分迷信。而建构主义的合理性就在于强调互动实践决定历史发展，肯定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性的同时，也不否认历史延续性的一面。《美国无敌》给三大理论一个争论的空间，但是却并没有试图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学术的生命也许就源于这种学理论争吧！
从本质上看，《美国无敌》提出的是“美国问题”：如何维持美国的霸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美国重心”存在一定必然性，这是因为美国人总是能够提出好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意识，我们的“问题引进”总能够跟上美国的步伐，唯独是我们没能够提出“中国问题”。唯愿“问题引进”可以休矣！
参考文献：
[1][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W.W.Norton ＆Co., 1959, p.125.转引自吴征宇《兰克Vs. 德约：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欧洲研究》，2007年2期。
[4]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J. Writz and M.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2. 转引自吴征宇《兰克Vs. 德约：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欧洲研究》，2007年2期。
[5]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作者单位：北京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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