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中起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8期
近些年来，再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领域有一位非常活跃的中（青）年学者，他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马驰先生。他继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漓江出版社，2000）之后，又为这一领域奉献了《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一书，用吴中杰先生的话说，“两本书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的完整图像”。在我读过作者惠赠的后一部著作时，不由得想到了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早在1842年时，有人对国家权力是统一还是分治提出了一种“幻想”性的答案，对此，青年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第204页）马克思这段话是深刻的。我想起这段话，不是说马驰有如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历史哲学的什么深刻话语，而是说他的这一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程，没有流于时间或编年史式的简单梳理，而是“以问题带史”，因而真实地找到了在世纪中不同时期的“时代的格言”，反映了“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以问题带史”，首先是要找到历史中的那些真问题。这种真问题不是历史的皮相，也不是个人的杜撰，它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是“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一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努力，并因此显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其著作带有“问题史”的倾向和特征。
其一是从史实或史料出发。理论史不同于社会史的一个显在方面，就是文献资源相对丰富繁杂，而作者不惜付出，埋头数年，在搜集、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析出问题。比如，发生于1930年代的关于现实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作者几乎收集整理了那一个时期所有的相关文献资源，从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对中国左翼作家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几封书信的译介、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论文集》中译本的出版、“苏联文学的新口号”的报道，到发生在左联，特别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之间的论争，析出了四个有关现实主义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典型理论、同一创作方法的不同实践等问题。借用作者的话说，这些问题的不同思想表述“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在中国革命文学初创时期却是极其可贵的”。以此比照，当历史走进1960-1970年代，我们的理论还在重复着其中的某些问题的争论，以至走向偏差，就不再事可贵，不免有些令人汗颜。可能这正是“问题史”的足以明人耳目之处。总观全书，作者的历史叙述是翔实的充分的，好多历史文献几乎是首次被作者组织进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叙述之中；而在这种翔实充分的历史叙述中，其“问题意识”又是十分突出的，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艺术问题的最初探讨，到1980年代“重提反映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中的反映论问题展开争鸣，贯彻始终的是问题分析，并因此构成了历史叙述的内容主体。于是，在作者的笔下，历史叙述作为问题分析的前提，以其思想性、理论性使历史彰显深度。二者一表一里，由表及里，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程颇具“格言”的规训意味。
其二是置于宏观的社会史场域。理论史不同于社会史，但又离不开社会史。20世纪对中国而言，是历史转向和社会变革的伟大世纪。在这一历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使中华民族结束了在“黑暗中摸索”找到了“豁然开朗”的光明道路，从屈辱走向崛起。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在这一宏观的社会时空场域传播与发展的，并因此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这一社会时空场域断然不会找到它的真问题。作者深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潮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传播与发展有着不同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思路”，这一点在他的着眼于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中就已有了鲜明的体现，而在《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中则变成了一种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将作者的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国百年社会史的宏观场域，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思路上找到了问题“在内容上”的根据，凸显了问题的历史真实性。比如在1930年代中期，朱光潜先生著文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例，“把‘静穆’作为一种诗的‘极境’和美的‘最高境界’，导出“尊奉陶渊明，贬低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人”的美学主张，曾遭致了鲁迅先生的批判。鲁迅指出，陶渊明“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即使是钱起的《省湘灵鼓瑟》这篇科举考试的试贴诗也不宜全篇证成“醇朴”或“静穆”，因其诗中间四联颇近于“衰飒”，而考试落第后“在客栈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然了”，因此，“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深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又警示说“静穆”是“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如果离开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从单纯的学理性来讲，朱光潜先生的主张并无大碍，而且鲁迅先生的批判也“十分平和”，“多为引证、考证，绝无左翼文艺界常用的术语流露”。事过境迁，今天的人们也多从学理性去理解当初的争论。而马驰先生以一种理论自觉，将这一论争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场域，指出朱光潜的审美倾向在当时的自由主义文人中颇具代表性，所谓‘静穆’的审美态度，是他们“不了解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反感革命，主张改良的“心灵写照”，而鲁迅的批判，“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充满唯物史观的战斗的檄文，它显示出经过左翼文化运动洗礼的鲁迅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方面更趋成熟”，两者的争论实则为“两种社会思潮和文艺观的交锋”。再如，在“抵制旧美学，提倡新美学”一章中，作者认为1920年代出版的一批美学著作，“对开拓和发展中国的美学研究，自然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它们大多带着明显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因此……自然遭到了左翼理论家们的抵制”，由此引出了周扬与梁实秋、朱光潜之间的“新旧美学的论争”，进而推及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中期蔡仪先生对“新美学的理论建构”。这种历史叙述已不同于单纯的时间维度的推演，也不同于按人物排序的思想承传，已然构成了一种实在的“问题史”，同时因其将问题置于社会历史场域，其评价无论是对梁实秋、朱光潜，还是对周扬、蔡仪，大体上都是客观的、公允的。这里包含着作者的一个重要观念，即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封闭的自足系统，因此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不会是不涉社会，不涉其他观念的单一进路。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一类的著作在国内已有几种文本，但大多是自足式的历史叙述，原则上不涉及“非马”思想，即使曾经发生过差异性、对立性的现实冲突，也是或略或简，乃至只字不提。这种单一进路的历史写作，常会遮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真实。马驰的历史写作与此不同，他以社会历史场域的宏观视野，在“内部”的，也在同“非马”的差异、对话、论争中呈现问题。这样一来，就别开生面地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置于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对问题的分析也就成了真实的历史主义的分析。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名之为“艰难的革命”，从中亦可见一斑。
以问题带史，可以带出来史的逻辑，也可以带出论的逻辑。这可算是《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一书给学界的珍贵启示。源出于充分的文献史料，植根于社会史场域的问题分析，使该书昭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演进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比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1917年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倡导“写实文学”起，到1923-1926年间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等人撰写的一大批“革命的文艺理论”文章，从不同的维面谈论了文艺问题，诸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作家的关系、文艺与民众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与历史的关系、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都有所议论，而这些议论无不围绕或指向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文艺的社会功能。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革面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批年轻新锐的共产党人在新文化运动第一波消退之后，对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进行着新一轮文化革命的酝酿”，“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第一次应用于中国当时的文艺实践”。在作者的这种梳理和分析当中，彰显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念：强调和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第一次应用于中国当时的文艺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凝聚成的第一个“美学问题”。纵观全书，反思历史，这第一个“美学问题”与19世纪末梁启超提出“三届革命”，掀起“文学救国”热潮所脉含的民族性艺术观念，存有一定的因缘关系，但又有着理论基础上的本质不同，因为它是初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艺术问题而形成的艺术观念，因此不是对梁启超的重复和继续，故可名之为“第一”；这第一个“美学问题”同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从书中铺列的十章，析出的各种美学与文艺理论问题中清晰可见，这一问题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得到不同的强调和重视，又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与发展中影响到我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逻辑构建。
多年来，在史学界一直存有“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的争论，争论中的共识是有史无论或有论无史都是不当的，结合才是最佳选择，于是“如何结合”便成了结合的症结，而“以问题带史”似乎可以为史论结合提供一种很好的途径和策略，尽管马驰的著作还不是完全意义的“问题史”著作，但它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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